———巴金和汝龙的一段往事
我不认识巴金， 也没见过他老人家， 但我和汝龙先生特别熟悉。汝龙的儿子和我是北京四中的校友， 他的二女儿与我同在北大荒的一个农场， 老先生的大女儿和我有着相当多的业务联系。有了这些理由， 加上我又有一个文学编辑的身份， 进入汝龙先生的家就十分便利了。
汝龙先生是闻名中外的大翻译家。用女作家张洁的话说， 汝龙翻译的俄罗斯作家契科夫的作品， 影响了几代中国的文学工作者。老先生尽管名气很大， 在他身上却看不到一丝名人的气派。他住在北京非常普通的民宅里， 穿着一般老年人最喜欢穿的中式对襟衣服， 言谈举止， 十分平和。如果他走在大街上， 我相信，谁也不会将他与著名的翻译家联系在一起。
我一直称汝龙先生“伯父”。汝龙伯父很喜欢聊天， 特别愿意听我们讲外面的事情。天文地理， 三教九流， 各种各样的逸闻轶事， 老人家都听得非常认真。
有时候， 聊起兴致， 老人也会滔滔不绝地讲些文学界的趣事。但有意思的是， 汝龙伯父从来不讲他自己的事情， 无论你使出何种招数， 千方百计打听和他有关的一切， 但一到关键时刻， 汝龙总会及时闭住嘴巴， 决不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机会。
所以， 尽管我和汝龙伯父认识了很久， 也不知道他和巴金是好朋友。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巴金《随想录》里的一篇文章， 说到“文革” 期间， 汝龙存在银行里的稿费刚刚解冻， 就托人带了五百元钱， 送到上海巴金家里。那时， 巴金老人正在经受着“四人帮” 的残酷折磨， 处境极为艰难， 汝龙的这个举动， 着实使巴金和他的全家感受到了意外的感激与温暖。
汝龙伯父和巴金一样， 从来没有领过工资， 一直靠自己的稿费养家度日。那时候的五百元钱， 不是一个小数目， 况且， 又是在“四人帮” 肆虐的时刻， 汝龙伯父的作为， 不能不让人认为是一种高风亮节！ 看过巴金的文章， 我心情激动地走进汝龙家里， 兴奋地想将这件事情探究个一清二楚。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 听我述说过来意， 汝龙伯父竟然气愤地站了起来， 还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这个巴金， 写这件事情做什么？ 不像话， 不像话！”
巴金先生怎么不像话了？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汝龙伯父， 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他巴金怎么不说， 我这样做， 是跟他学的？”
原来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故事！ 我登时来了兴趣， 请汝龙伯父讲个明白。
“那还是在抗日的时候， 我们一家到大后方逃难。你想想， 逃难的日子怎么会好过？ 而且， 我那会儿又染上了肺病， 生活非常紧张。巴金听说了， 立马托人给我送来了几千块法币， 接济我的生活。这个恩情， 我怎么能忘记？” 接着， 老人家讲起了他和巴金几十年的交往， 一件件感人的事情， 说得我的眼眶都有些潮湿了。
“伯父， 您和巴金先生的这些故事， 我能不能写一写？”
“好啊， 你写吧！” 汝龙伯父答应得特别痛快。
有了汝龙伯父的“恩准”， 我也是欣喜若狂， 以前， 他可是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回到家里， 我熬了半个夜晚， 匆匆写就一篇短文， 寄给了《中国青年报》。
可哪里想到， 大约半个月之后， 我收到了《中国青年报》厚厚的一封信函。打开一看， 是我写的那篇稿子， 但已经排成了铅字。在稿子的空白处， 我意外地看到了汝龙先生写的一行字： “此文不能发表！”
这是为什么呢？ 我有些气恼地跑到汝龙伯父家里， 不由分说， 向老人家发了一顿牢骚。本来么， 是你同意我写的， 我又没有乱写， 你为什么不让发表？ 总得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
汝龙伯父静静地听我发了半天牢骚， 过了好一会儿， 才慢悠悠地说： “这件事， 怪我事先没有考虑好， 是我的错。可是， 你这篇文章确实不能发表。为什么呢？ 你想想， 人家看了巴金的《随想录》， 再看你这篇文章， 会不会说， 你看这两个老头儿， 你表扬我， 我再表扬你， 不是互相吹捧嘛！ 这种让人指着后脊梁骂的事， 我不能做！”
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汝龙伯父竟然会说出这样的理由。
刹那间， 我仿佛觉得和汝龙老人离得那么远。在受到震撼的同时， 我突然明白了： 汝龙为什么会成为汝龙， 汝龙和巴金为什么会成为相交数十年的好朋友！
巴金和汝龙，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境界。而今， 两位老人均已驾鹤西去，今后， 在我们的国土上， 还能出现这样的人物吗？ 还能有人像他们那样生活和思索吗？
真的让人难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