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玻璃值多少钱
早晨，四（2）班班主任孔老师一进教室，就被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围着报告：“教室后面朝外的一块窗户玻璃破了。”
“好的，我知道了。”孔老师说。孩子们便散到了座位上开始读书，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紧靠破窗户坐的是王小明同学，他嘟着嘴巴。
“王小明，不要紧的，快夏天了，窗户没玻璃还凉快点儿呀。”孔老师安慰王小明。
可是，在上午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王小明却撅起了嘴巴。原来，有苍蝇从破窗户里飞了进来，歇在王小明的书本上，时而飞来飞去和他逗趣儿呢。窗外不远处，是学校的一个垃圾堆。
好不容易挨到下午放学，撅着嘴的王小明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立刻安排爸爸的工作：“你拿条烟去一去孔老师家，让他明儿把小明的座位换一换。”
第二天第一节课，王小明和李飞换了座位。和苍蝇做一天朋友的李飞下午回家把这事又说给了爸爸听，在市财政局做局长的爸爸把电话打给了学校的张校长，张校长给孔老师下命令：“把李飞的座位换一换。”
这样，第三天时，李娟坐到了破窗户旁，李娟哭哭啼啼地跑回家，心疼孙女的爷爷立刻提着两瓶酒到孔老师家拜访。
第四天，张平的妈妈买了水果去了趟孔老师家。
第五天，王丽的爸爸挟着“脑白金”上门拜访孔老师。
……
等到下周的时候，全班54名学生竟然有33名家长用不同方式找了孔老师，希望家里的孩子不要坐在那扇破窗户旁。
可是，吴一坐在那地方的时候，窗户却安上了一块亮透透的玻璃。“是谁安上去的？”孔老师问。
“是我。花一元二角划了块玻璃安上的。”吴一轻轻地说。
下午学校放学后，孔老师留下四（2）班学生召开“一块玻璃值多少钱”的主题班会。同学们不知孔老师葫芦里卖的是啥药，等到孔老师打开两个大盒子时才恍然大悟。两个大盒子里装着满满的礼品，有烟有酒有水果，每件礼品上写着一个学生的名字。
“同学们，一块玻璃价值不小哩，这些就是它的价值。”孔老师指着两个大盒子说。“换成钱的话值3000元左右吧，还要加上几个当官的家长使用权力的价值。可是它实际的价值是多少？请吴一同学说说。”
“一元二角。”一个响亮的声音。
“一元二角只是表面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可能不会遇到破了玻璃的窗户的时候，这时，不要只是靠爸妈，靠金钱和权力来解决。更重要的是靠自己，靠自己，有时真的很简单。”孔老师又说。
孔老师按名字将礼品发给了学生，同学们提着礼品准备回家后和爸爸妈妈说说这一块玻璃值多少钱哩。
光头美丽
美国西雅图东部一所学校的八年级教室里，物理教师第尔今天一上课没有讲授电磁感应现象，却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光头：“孩子们，你们留心过吗？光头其实是多么地美丽啊。凉爽宜人，看起来也干净。可以免去每天梳洗的麻烦，可以消除心中的烦恼。如果上点头油，要多亮有多亮。如果再戴上顶帽子，多酷呀……”
“那我们去剃成光头吧。”坐在最后边的男生史蒂文叫道。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旁边的桌子空空的，他的同桌女生凯特已经有十多天没有来学校上课了。
“史蒂文的主意不错。孩子们，今天放学时咱们开始行动吧。”第尔老师笑着说道。
第二天，剃了光头的第尔老师一走进教室，就受到了孩子们的掌声欢迎。第尔一看，已经剃了光头的孩子除了史帝文，还有五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其它的孩子们围着光头们，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心中羡慕不已。
第三天，第尔老师走进教室时，感觉教室里特别亮堂——34个孩子都已经剃成了光头。
“要是凯特来学校上课，也剃成光头，该多好啊。”最爱学习的小个子女生露茜小声地说。“是的呀，凯特已经19天没来上课了呢。”马上有孩子也附和着说。
第四天第一节课，第尔老师在黑板上刚写下“光头美丽”几个字，教室门口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先生，我能进来吗？”
是凯特。
也是一个闪亮的光头！
“哇！”孩子们叫了起来，大喊着凯特的名字。凯特向同学挥手致谢，走上座位时，眼睛里早已满含泪水。
“孩子们，这一堂课的主题就叫‘光头美丽’。记住，在这所学校有一个美丽的八年级，有35个美丽的孩子，还有一个美丽的第尔老师……下面请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史蒂文同学讲话。”第尔充满激情地说。
史蒂文缓缓地站了起来，说：“我们亲爱的同学凯特，20多天前被确诊为血癌，她就请假去治病，但是这种病得化疗，化疗就必须剃成光头。我们可以想一下，凯特治病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啊，可是，她挺住了。她剃成光头，就她一个光头，走进学校走进教室时又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呀？于是，在第尔老师的建议下，我，还有罗斯、约翰逊、杰克等6个同学就想到了我们每个人能不能都递成光头呢……”
不等史蒂文说完，教室里已经响起了整齐的叫喊声：“光头美丽，光头美丽。”
受伤的白鹭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微微的风。
清清的湖水，偶尔掠起一阵涟漪。绿绿的水草上，不时停下几只白鹭。
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样一幅惬意的美景了。丁丁看着这画一样的田野，甭提多高兴了。但他是不能用美丽的词句来形容这幅画的，他才12岁，读小学六年级。今天星期天，丁丁和同学小小一块到市郊来看看风景。
砰！
是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只白鹭掉了下来，掉在了青青的草地上。一会，有个30多岁戴着鸭舌帽的人走近了那只掉下的白鹭。他带着枪，他也带着个黑袋子，准备将白鹭装进黑袋子。
“你不能带走白鹭！”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勇气，丁丁叫道。
“我打下的，我不能带走吗？”鸭舌帽说。
“你打死了白鹭，老师说白鹭是国家保护动物，你犯法了。”小小也说道。
“哈哈，小家伙，给老子讲法哓，你嫩着哩。”鸭舌帽笑道。
“你就是不能带走白鹭。这只白鹭受伤了，我们要将它带回去给它治伤。”丁丁说。
“叔叔，你不要带走。”小小说。
“你们说不带我就不带呀？让开！小心老子手里有枪。”鸭舌帽抖了抖手中的枪。
丁丁和小小忙上前护住了那只受伤的白鹭。鸭舌帽急了，拿起枪，用枪托向丁丁和小小用力打去。丁丁和小小用手一拦，两人的手臂上顿时皮破血流。
“小小，我留在这儿，你去那边把我的爸爸、你的爸爸叫来。”丁丁说。
听了丁丁的话，鸭舌帽慌忙跑开了。其实，这是丁丁的一个聪明的小计谋呢，他们的爸爸都没有来。
见鸭舌帽跑远了，丁丁用双手抱起了受伤的白鹭。两人顾不得手上的伤，高兴起来，想着先回家，然后去给白鹭治伤。
进了城区，丁丁和小小正计划着怎么办时，冷不防一个声音响起：“你们两个小学生怎么了，抓住了国家保护动物白鹭？这是犯法的。”
“不是呀叔叔，有人用枪打伤了它，我们想着给它治伤呢。”丁丁和小小望着说话的打红领带的男子，说。
“你们真是好孩子。告诉你们，我就是市动物保护站的。这样吧，把白鹭交给我，我那有专用治动物枪伤的药。”红领带说。
听了这话，丁丁忙把白鹭交给了红领带。这下，丁丁和小小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两人会心地笑了，手上的伤也觉得不痛了，又到儿童游乐园玩了一会才回家。
丁丁一回家，就被爸爸叫住了：“丁丁，你跑到哪去了，今天有点好生活，想等你回来总等不到，快点来吃吧。”丁丁朝厨房那边看了看，爸爸和两个朋友正就着一大碗汤在喝酒。丁丁走过去，立即有人给他盛了一碗汤。丁丁抬头一看，这不是那红领带吗？红领带对他呵呵地笑着，说：“今天的这一大碗汤呀，还真亏了你呀。”丁丁一惊，转身看了看桌子旁边的垃圾桶，垃圾桶里还有一堆白色的羽毛。丁丁一切都明白了。
“吃呀丁丁，”爸爸说，“哟，你的手上怎么受伤了？今后出去玩得小心点。”
看着那一堆白色的羽毛，听着爸爸和红领带他们之间的谈笑，丁丁凝固了一般。
泪，从丁丁的眼里涌了出来。
黄老师
黄老师是我的老师。
那是县一中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急匆匆地往教室赶。偏偏，狭窄小道上，有个老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老头凌乱的头发，黑厚的额头下戴着副厚厚的眼镜，一手托着个酱油瓶，一手捏着几张零钱，想是刚才上商店买酱油了的。厚厚的眼镜片，厚厚的酱油瓶底，我们扑哧笑出了声。老头忙不迭地让开了路。几分钟后上课铃响，是语文课。进来个老头，居然就是刚才路上遇到的那老头。头发还是那样地零乱如鸡窝一般，居然，穿着双皮鞋却没有穿袜子。
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黄光熙老师。
没有严肃的上课仪式，黄老师开始讲课。讲的是朱自清先生的《绿》。黄老师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泡沫星子时不时地溅在前排同学的课本上。说朱先生笔下的“绿”呀，是任何人都描摹不了的，如果想描摹，一定是青蛙掉在了醋坛子，酸死了。我们哈哈大笑。
再来上课，他仍然是凌乱的鸡窝式头发，仍然穿皮鞋不穿袜子，但我们喜欢听他的课。我鬼使神差般地还成了语文科代表。一次送作业进他家时（那时教师在家里办公），他正蹲坐在小板凳上埋头洗衣服。好大的一盆子衣服，应该是一家人的吧。送了几次作业，我从没见过他的孩子们，更不用说见到他的爱人了。倒在他的书桌上看到了他写的文章，字是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文是清清爽爽的哲理之文。我真怀疑是出自他之手。就在一张随意扔丢的《羊城晚报》上，我翻看到了一篇署名“黄光熙”的3000多字的散文《经年》。
临近期末，我又去送作业，他递给我一本书：“明天我就不能给你们上课了，送本书给你做个纪念。”书名叫《江城旧事》，书名下边赫然印着“黄光熙”三个字。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走进校园，再次看到的黄老师，居然推着个小烟摊在校园里穿梭。于是，每天的早上六七点、晚上八九点，伴着一阵阵的车轱辘声，我们就知道是黄老师的小烟摊出摊、收摊了。
他为什么不教我们了呢？我们疑惑。
毕业后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县汽车站，见一家小商铺挂着“黄老师烟摊”的招牌。会是我们的黄老师吗？我想。探过头去，果然是他，正埋头清理着一盒盒香烟。他的头发，已经分成三七开发型，衬衫比以前洁净多了。
我没有打扰他。同行的朋友说，这黄老师呀，烟生意赚票子哩，他讲诚信，从不卖假烟，买烟的人很多都愿和他做生意的。
又过了五六年光景。我到县城有点事，在汽车站门面，却没有看到“黄老师烟摊”了。问了问隔壁门面的女人，说：“他的儿子不争气，弄了好几箱假烟来卖，他认为坏了他的招牌，早不卖烟了。再说，这老头也忙着结婚哩，前前后后结了八九次婚了，上个月又请了婚酒，我还送了人情的……”
前年九月，我调到县城一中工作，在一条小巷，看到一家“黄老师足道馆”的招牌。我心里一惊，莫不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在一本《中国足疗》杂志后面露出了一张脸，正是黄老师，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中国足疗》杂志。
“来了。”他说，他居然还记得我。
“看看，我在《中国足疗》上发表的足疗研究文章。”他又说，“今日个我来为你做次足疗……”
“不了，我还得上班哩。”我说。
“在哪？”
“县一中。”
“做老师，做老师好哇……”黄老师说。我分明看到他厚厚的镜片里有团雾气似的。
董平柏老师
董平柏只是我的阅卷老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县一中读书那会儿，董平柏就在县一中做老师。但他没有给我上过课，只是在每次的月考试卷上交后，老师们集体流水阅卷时，他应该是阅过我的试卷的。
我们学生都认识董平柏，他像只有一套西装似的，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西装革履的。西装是深黑色的，大红的领带，很是耀眼。只是衬衫不是那么洁白，灰不溜秋地，像狗肝颜色。这让我们都记住了他。
我确实没见过他上讲台。我是语文科代表，常常进老师办公室送作业。我进办公室的当儿，好多老师都进教室上课去了，就只剩下了董平柏一个人伏在一个靠墙的桌上写着什么。我打报告进去的时候，他头也不抬地说一声“进来”。我问过班上的好多同学，董平柏老师为什么不上讲台讲课呢？知道根底的天平说，知道不，董平柏只是县水利学校毕业的，中专学历，能在这省级示范高中做老师么？我们就都说，那肯定是不行的，得有大学本科学历才行。
我高中毕业后进了大学，一年暑假我回到高中母校看望老师时，就看见校门前的名师榜上，有一张董平柏的大照片。想不到，董平柏成了名师了。那照片，还是黑西服、红领带、灰衬衫，衬衫明显干净得多了，那样子似乎更潇洒了。我正疑惑着，在学校旁的单身教师宿舍前见到了董平柏那熟悉的身影。他三口之家挤在那间单身宿舍里，房门没有关。正是中午，他的爱人和三四岁的女儿在床上睡午觉睡着了。房间里没有蚊帐，他就坐在床边，拿着一把芭蕉扇，替那母女俩扇着风，驱着蚊子。他空出的左手上，拿着一本线装书；就着昏暗的光线，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书。隔壁的宿舍里，正在播放世界杯足球赛，不时地传来阵阵呐喊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