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中俄缔结《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帝见到一幅亚洲地图，图中关于清朝满洲地区的地理知识相当缺乏，便有开展测绘工作的打算。后来他从广州购入仪器，每到东北和江南各地巡视的时候，就命随行的外国传教士先测定经纬度。在条件成熟之后，他命耶稣会传教士先测京师附近地图，由他亲自校勘，认为远胜旧图，才下令由中、西两方人员组成测绘队进行全国地图的测绘。
全国地图的正式测绘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开始的，由法国教士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等人率领。先从长城测起，然后测北直隶，再测满洲地区。为了加快速度，公元1711年康熙命增添人员，分两队进行。因此关内十余省，包括西南、西北广大地区，约用五年时间先后峻事，康熙五十七年（1718），一份具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图》终于绘成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有的尚未开始，有的虽已开始，也未完成，而中国在18世纪初期完成了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康熙帝亲自领导的全国大地测量，有两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是尺度的规定。康熙为了统一在测量中所使用的长度单位，规定以200里合地球经线1度，每里1800尺，因此每尺的长度就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法国在18世纪末才以赤道之长来定米制的长度。第二，是发现经线一度的长距不等。康熙四十一年（1702）实测过中经线上由霸洲到交河的直线长度，以后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又在满洲地区实测北纬41度到47度间的每度直线距离。这些测量都可以得出纬度越高，每度经线的直线距离越长的结论。如北纬47度比41度处测得的每度经线的长度大258尺。这是过去的测量中从未得到的结果。这一结果曾遭到欧洲一些学者的怀疑，后来得到证实。这是世界科学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第一流的。
由于社会条件和康熙本人思想方法的局限，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一定的探索，只能产生有限的积极效果。他执政期间，沿用妨碍科学发展的八股取士制度，大兴残暴的文字狱，又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尽管如此，康熙帝能身体力行学习科学，利用科学，亲自领导具有科学意义的工作，这种探索精神，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是少见的。如果清朝历朝皇帝都能继承和发扬这种勇气和精神，中国近代的历史中，恐怕就要少些悲剧。
54.王贞仪“雄心胜丈夫”
清代有个女天文学家，名叫王贞仪，字德卿，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她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
王贞仪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父母对她非常喜爱而又管教甚严，使她从小就养成了酷爱学习的习惯。她学习不仅有钻劲，而且有韧劲，碰到什么问题，不弄懂弄通决不罢休。她虽身居闺阁，但却胸怀宽广，壮志凌云，严以律己，刻苦治学。
还在十几岁的时候，王贞仪就对天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顾夏日炎炎的酷暑，或北风呼呼的严寒，坚持观察天象，考察风云的流动、星座的变幻、气温的升降以及湿度的高低。由于长年观测，她积累了许多第一手天文资料，取得了丰富的气象知识，较系统地掌握了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对某些地区，特别是她家乡地区的气象预测，其准确率达到惊人的程度。
王贞仪既注重书本理论，又很注重实践活动。有时，为了验证书本中的理论，她在自己的家里，因陋就简，创造条件，进行一项又一项科学实验活动。为了验证望月和月食的关系，对月食作出正确的解释，她反复实验，常在农历十五日的晚上，在花园亭子间的正中放一圆桌当地球，在亭中梁上用绳子垂系一盏水晶灯当太阳，在桌旁放上大圆镜当月亮，一次又一次摆置、挪动、转移三者的方位，一次又一次地仰望明月星汉，焦思苦虑，反复琢磨，终于写出了很有价值的天文论著《月蚀解》。
特别可贵的是，王贞仪还提出，地球所处的位置是在四面皆天的空间，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站的都是地，头顶的都是天。对宇宙空间来说，没有上、下、正、偏的区别。王贞仪的这个相对空间的理论，在当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科学发现，澄清了人们对地球的错误认识。
“人生学何穷，当知寸阴宝”。这是王贞仪的治学经验之谈。她随着父亲工作的迁徙，走遍大江南北，塞外关内。在旅途跋涉中，她也从不放松学习和考察。她曾写下了“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的著名诗句。但是，在“往往论学术，断不重女子”的封建社会里，她的凌云壮志和真才实学却毫无施展的机会。
王贞仪善诗会画，才华出众，除天文、气象外，对地理、数学和医学等多方面均有研究。她只活了29岁，在短短的一生中，却写下了包括文、赋、诗、词各种文体的文学著作《德风亭集》二十卷，以及《星象图释》、《筹算易知》、《历算简存》等十多种科学论著。她还对别人的一些天文论著提出新的见解。不幸的是，她的科学成就当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连她的亲属也不能了解她。王贞仪临终时，只得把自己的书稿转交给一位女友保藏。
55.戴震勤思善问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著名的考据家、思想家。
他10岁入学读书，记忆力特别强，每天坚持熟读几千字的文章；而且他读书喜欢追根寻底，力求弄懂，从不放过一个疑点。
有一天，老师讲《大学》一书，这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之一。讲完了“大学之道”一段以后，老师高声说：“这一章叫《经》，是孔子说的话，由曾子记述的；以下的十章叫《传》，是曾子的见解，由曾子的学生写下来的。”
戴震一边认真地听讲，一边思索着老师的每一句话。老师讲完后，戴震上前问道：“老师您这么讲有什么根据呢？”“这是朱熹说的。”老师回答。戴震接着又问：“朱熹是哪个朝代的人？”“宋朝人。”“那么，孔子和曾子又是什么时代的人呢？”“都是周朝人。”“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老师说：“差不多有两千年。”“既然如此，那么，朱熹又是根据什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呢？”老师被问住了，无话可答。他佩服这位学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赞叹地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啊！”
朱熹是南宋时代的哲学家，他创建的理学被明清两代统治者奉为儒学正宗。可是小小年纪的戴震并不盲信这位大人物，对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实际上，戴震的疑问提得很有道理。后来有人考证出《大学》并非曾子及其学生所作，约为秦汉之际儒家的作品。
从这以后，老师讲课更加认真了。发现自己的知识已满足不了戴震的要求，就把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其他字典、词典交给戴震，让他自己去查阅。戴震在读经书时常常查阅这些工具书，又找来汉代经学家解《经》的各种著作，互相参照、比较、考证。对每个字都穷本溯源，贯串群经，给予确切的解释。经过3年多时间，他把前人汇编的《十三经注疏》等有关著作都研究一番，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知识，终于成了著名的一代考据大师。
戴震博闻强记，除精通经学、语言学外，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深刻研究，著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等。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他被特召为纂修官。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同他学生时代的刻苦钻研分不开的。
56.练恕十一岁写史
练恕（1821—1838），字伯颖，广东连平州（今连平县）人。他16岁就成了清代著名的史学家。
道光元年，练恕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练廷璜是一位重视读书且颇具文采的地方官，练恕7岁就随父亲到江浙读书。练恕聪敏过人，学习刻苦。9岁读完了“五经”，又开始攻读各种史学名著和诸子百家著作。13岁时，已经精通了13种经书，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这时，他已能用文言文流畅地写文章了。14岁时，练恕又遍览了中国编年体历史巨著《资治通鉴》。这部巨著共354卷，上至周威烈王、下迄五代后周世宗，共记述了1362年的史实。这部巨著能载一车，14岁的孩子能遍览，实在令人惊叹！
那时，读书做官是一般文人的必由之路，父亲希望他早习应试文章，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练恕却不愿为科举而死读书，立志献身于祖国的史学大业。
15岁时，练恕染上了“咯血疾”（肺结核）。父亲命他放弃学业，安心养病。他却常常躲开父亲，把书带到僻静的地方，一看就是十一二个小时。练恕读书，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独立思考。遇到疑义，便找来其他的书比较对照，把正确的结论，记在纸上。
勤奋和天才使练恕治学的效果远远超过常人。他的汉唐史学功力，已超过了一般宿儒。父亲用《史记》、《汉书》中的事件考他时，他能对答如流。人们谈论史学时，只要有误，他就立即指出。一次，父亲读沈东甫的《新旧唐书合钞·序》，念到“刘司徒”怎样怎样时，练恕立即插言说：“‘司徒’是‘司空’之误。因为刘司空的名字叫刘昫（ｘù），生前只做过司空。”父亲不信，就拿来《五代史·刘昫传》查看，果然是练恕说得对。练恕爱和父亲的同僚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并能言中要害。父亲的同僚们自叹：“廉颇老矣！”
翻开《二十五史补编》，署名练恕的著作就有4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与史学大师并列的专著，竟会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之手。练恕从11岁便开始编著《后汉公卿表》，寒暑不辍，总共三次易稿。他15岁患病的时候，又写出《五代地理考》等三部史书。他还有两种未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的历史专著和杂文11篇，也无不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16岁时，练恕肺病复发，吐血不止。父亲强迫他停止著述。
以后，他的病情日趋恶化。道光十八年5月，练恕在他父亲所在的上海县署病逝，年仅18岁。
练恕虽然匆匆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勤奋的思考，留下了智慧的火花。
57.阎若璩勤以补拙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后迁居江苏淮安。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家。
他家世代是读书人，父亲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可他从小口吃，又很愚钝。6岁上小学时，一篇文章即使读了多遍，他还背不出。老师认为他实在不是读书的材料，就找到他的父母商量，劝其退学。但阎若璩坚决不肯，在他的苦苦哀求下，老师才勉强同意他留一段时间。
阎若璩为了能够继续在校学习，他放弃了几乎所有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别的孩子在玩游戏，他却在学习；家里的人入睡了，他还在灯下看书。他就是这样艰难地“爬行”着。
阎若璩本来就多病，再加上他勤奋读书，休息不好，所以身体越来越坏。母亲心疼他，于是就不准他学习，只要一听到读书声，便将他手中的书夺走，加以制止。阎若璩没法，就不敢背出声来，而是默记，又怕被母亲看见，所以总是偷偷躲着看。
15岁那年，在一个寒冬的夜晚，他读到一段书，但怎么也弄不懂它的意义，心里十分焦急。已经打过了四更，天气又那样寒冷，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他难以安心睡觉，独自坐在那里苦思冥想。忽然心中一亮，一下子想通了，他感到非常高兴。从此，凡碰到疑难问题，他都下决心弄通弄懂，从不放过疑点。阎若璩就靠这种好学肯钻的精神弄通了许多问题。这也使他认识到，只要肯学愚钝会变成聪明，不知会变成多知，从而增强了学习的信心。
从此，阎若璩下苦工钻研经史，寒暑不避，日夜不止。并把古人的话“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写成对联贴在柱子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阎若璩也正是这样做的。他20岁的时候，就怀疑《古文尚书》其中的“古文”二十五篇并不是真正的古文，后来一直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经过二十多年的钻研、考证，查看了大量书籍，用丰富而精确的材料，证明那二十五篇是东晋梅赜（ｚé）的伪作，并且写了《古文尚书疏证》一书，推翻了《古文尚书》一千多年的假案，轰动了清初的学术界。
他的学术成果，至今还被专家学者引用。他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求学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去攀登、去创造。
58.华蘅芳自学成为数学家
清代末年，江苏无锡出了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华蘅芳。
他7岁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了。鸦片战争的炮声，使一些人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逐渐地感觉到了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发出了读“四书五经”到底有什么用的疑问。
少年的华蘅芳立志要探求新知识。可是，当时整个中国没有一所传授新知识的学校，华蘅芳到哪里去寻求新知识呢？只有自学。他从徐寿那里借来《算法统宗》。此书专门讲述中国珠算演算的算理和方法，共十七卷。华蘅芳只借到一卷，却如获至宝，激起了他学习数学的兴趣，朝夕研读。
为了获得新知识，他不畏艰难，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硬是闯过了一个个难关，把这本书弄通了。这次学习，使华蘅芳尝到了学习算学的一些甜头。他觉得，在算学里边有深奥的学问。从此，便把注意力集中在钻研算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