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投行高盛于2003年年终大盘点时发表惊世骇俗的岁末“大预言”，称中国经济有望于2039年赶超美国。未来50年内，世界经济体系将出现重大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将成为这一体系中的强大力量，其“强度”可能要比“预言”更大。然而，这份在当时来说被看作是颇为前卫的“大预言”甫出，就招致国际大批人士的嘲笑，嘲笑是因为没有人相信中国会超过美国。但高盛怎么也没有想到，它的大预言时间被后来的种种预测一次次提前刷新！
2006年8月28日，以色列央行总裁费舍尔表示，中国有望在未来25年里（2031年）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尽管他们可能不会永远保持当前这种惊人的成长速度。费舍尔曾是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第二号人物。
“如果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中国实质经济成长率像过去20多年那样继续高出美国7%，则中国在未来25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非常有可能超越美国，”费舍尔在一次全球央行总裁和高层学术人员的论坛会上发表上述论断的。
“事情还不止如此。鉴于人民币兑美元在那段发展时期里料将继续升值，所以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的时间很可能还将缩短。”
费舍尔将高盛“赶超美国”的预测时间整整提前了8年。
斯蒂凡-卡尔森在“中国经济何时将变得比我们强大？”的撰文里指出：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今，我比以往更相信这个预测是正确的。每一年，中国似乎都至少超越一个新的里程碑。2008年，它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它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国，又超过美国成为最大汽车市场。2010年它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显然我们无法确定其发生的确切年份，但我们能够利用基本数学运算来推算出何时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而各种数据表明，关于这种转变要到2040年或2050年才发生的预估现在看来是太离谱了。
2009年美国的名义GDP是14.26万亿美元，中国的是34.05万亿元人民币，按2009年的平均汇率折算为4.9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的GDP只是中国的2.86倍。在21世纪头10年里，与中国相比，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低了大约7.5个百分点，假设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且人民币汇率年均升值3%（这是相当合理的），那么只需11年时间，中国经济就会变得比美国更强大，这意味着到2021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我们假定增长差距缩小至只有5%，同时人民币升值幅度每年只有2.5%，那么到2024年中国经济也将超过美国。”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环球研究团队于2009年10月发表报告说，中国将在未来10年内（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速度之快将超出所有最乐观的预期。报告说，到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GDP总量）将达到73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高达四分之一。到2030年世界经济总量将达到308万亿美元。届时，美国将沦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印度则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2010年，英国智囊组织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NIESR）发出了与渣打银行相类似的预测报告，称中国可能只需要9年时间就可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比之前类似的最乐观预测报告又提早了一年。该报告指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以平均每年8%的幅度增长，而美国则仅为%。
2011年4月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胆预测，认为这个赶超的日子最早会在2016年到来，媒体的中国热再掀高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11.2万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16年，将会增加到19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的GDP将从现在的15.2万亿美元增加到18.8万亿美元，略低于中国，把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称号转交给中国。届时，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也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比例会从现在的14%增加到18%，而美国的份额将会从现在的略低于20%下降到17.7%，稍低于中国，名列世界第二。
但经济研究机构环球通视公司世界经济研究部董事总经理萨拉·约翰逊女士却对此表示质疑。她对美国之音说：“要评估商业机会，市场汇率反映出的GDP规模要比PPP更为准确。如果要了解人均收入和国民生活水平，PPP应该是一个更好的工具，但要用PPP来评估GDP的总量，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环球通视自己的预测就是采用市场汇率的方法。预测的日期是2019年，比IMF晚了4年。约翰逊说，他们的预测主要依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胀走势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她说，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从东部沿海转向了内地和西部，生产率还在提升，人口优势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总体上，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能够赶上并超过美国。但这需要的时间比IMF预测的会更长一些。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加里·施米特赞成约翰逊的看法。他表示，PPP的准确性比较差，跟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当年用PPP计算东德的GDP就出现了很大的误差。柏林墙倒了之后发现先前的计算和实际情况差得太远了。
于是，我们国人在近些年来越来越耳熟能详地听到关于中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超过美国的报告，且超越时间一次比一次短。但正如世界银行1984年在其《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报告中曾说过：“最精心作出的预报也经常发生谬误。”
首先，上述赶超欧美的预测方法是否正确值得商榷。例如，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实力是否合理？国民生产总值只是表现一个国家当年国民收入的一个流量指标，它忽视了其它三个影响一国经济实力的要素：一是经济的存量，它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生活的水准和国家的动员能力；二是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它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你可以竭泽而渔取得一个时期、甚至是一个相对长的时期的快速发展，但是这将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制造障碍；三是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它也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问题是，这三个要素都不像国民生产总值那样容易度量。因此很容易被忽视。
又例如，这类预测多是以许多假设为前提的，任何一个前提出现误差，都会使预测与事实大相径庭。例如，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按8%-9%，而不是7%，甚至更低，那么，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的时间就会往后延迟16到17年左右。当然，既然是预测，就必然带有假设和不确定性。但是这些假设必须有科学的道理。
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假设似乎问题不是太大，因为3%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过去一百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特别是上个世纪后5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是美国制度安排相对较为稳定，因此其经济增长不至于由于制度安排的剧烈变动而受到太大波及。而对中国经济而言，按照8%到9%的速度持续增长的假设则还需进一步分析。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看，虽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真正增长速度或许并非如官方统计的那样精确，但是其高速增长应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可以从国外资本大量涌入和中国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间接得到证明。但是，要回答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能否以同样8%-9%速度持续增长问题，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中国经济能否在今后继续保持高速。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承载13多亿庞大人口的情势下，要赶超美国，谈何容易！当然，未来中国在“赶超”进程中，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既可能面临的内外部各种机遇，又可能受制于这些机遇生发出的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和必须交付的代价，它们共同的合力作用，以及中国不同的发展战略选择，都将可能导致发展的不同结果来。
尽管如此，赶超美国仍然是中国和世界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这更关系到中国几代人的情结。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将政策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上以来，中国已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按照这样的趋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什么时候会成为现实，至少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完全吸收。可以预测，如果今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完全吸收，生产效率的提高会使整体实质工资水平上涨，进而使实际汇率上涨。二是中国产业高度发展，使出口增加从现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贸易条件也会随之改善。三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资源前提。第四，如果中国或者世界无法找到一种可取代传统能源的新方式，那么中国经济未来出路就是培植新经济增长点。有关这一点我们已经从中国2008年世界大危机后的经济战略布局上欣喜地看到了。我们已在第二章里涉猎，这里不再赘述。
在本章余下的一节，笔者仍想对中国21世纪的赶超美国作一个大胆的个人预测。这里，我将以中国“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中共“十六大”制定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作为探讨的逻辑前提，试图对中国经济何时赶上并超过美国的问题作出大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趋势和特征的推测。
“中国世纪”情景预测
我首先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特点给出基准增长情景。基准增长情景以过去和当前的发展特点为基础，分析其趋势，并据此推导出来的可能情景。在基准增长情景的基础上，设计另外两种情景：一是协调发展的情景，主要考虑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风险”情景，这种情景更多考虑到未来面临的可能风险。
在本节，我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特点及其趋势，对一些外生因素做出假设，模拟中国2010-2030年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各种情景。在各种情景的模拟中，我们外生假设了人口、劳动力增长趋势、城市化进程、政府消费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等。
基准情景预期中国经济将继续过去的发展趋势，劳动力仍将快速转移，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科技进步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规模递增效益，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入，在金融体制、贸易体制、投融资体制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改革，将促进要素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这些因素的共同“合力”作用，将促使2010-2030年TFP增长继续保持过去30多年的水平，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2.0%-2.5%。城市化和工业化将快速推进，城市化水平将以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的速度继续快速推进，“十一五”末期将达到49%左右，预计到“十二五”末期达到54%，2020年达到60%左右。未来一段时期，技术进步将延续一定的偏向性。居民的储蓄行为在“十一五”期间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在2010年（“十二五”开始）以后，储蓄率将因中国政府动真格的内需拉动政策而大幅下降。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各项关税减让等承诺得以履行，入世带来的影响和效应将延续下去。
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是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纲领，按照科学发展观，我设计了协调发展的情景。在该情景里，考虑到各项体制改革快速顺利推进，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增强，结构调整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长足进展。
在基准情景基础上，我进而假设，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服务业规制的改革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快速发展，最终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各种资源（包括能源）的价格得以理顺，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化，企业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得以大幅提高。因此，我假设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及中间投入率的变化在基准情景基础上更加偏向于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各部门对服务业和高技术性产业的中间使用增长更快，高技术行业的增加值率上升。
在基准情景基础上，服务业TFP的增长率，2010-2020年间每年快1个百分点，2020-2030年间每年快0.5个百分点；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0.2～0.5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快速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