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轻易重奖领导干部
据腾讯网6月10日报道，齐齐哈尔市组织对市县级领导进行年度综合考核，并根据评价结果对约占三分之一的43个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予以重奖，即每人5000-10000元不等的奖励。《公务员法》明确了对公务员实行考核或考评的激励和管理制度，对公务员的奖励，没有规定级别，更没有体现对领导干部进行奖励。而齐齐哈尔市如此大规模、高金额对领导干部进行奖励，确实让人匪夷所思。领导干部也是公务员中的一部分，对公务员的奖励已经包含了对领导干部的奖励。在年度考核中，领导干部作为公务员也是被考核对象，如果他们被评定为优秀等次，就同样会受到相应的奖励。在公务员奖励中单独对领导干部“开小灶”，实际上就违反了《公务员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对领导干部可以单设奖项，那么对普通的公务员又有没有除了优秀公务员之外的相应奖励呢？齐齐哈尔市没有。领导干部本来就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尽职履责，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根本不能与这么重的奖励相匹配。他们的付出就是对人民的负责，回报他们的是人民群众的信任，是组织的关怀。把那些为民办实事的领导干部调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升他们的职务，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把重奖对准这些领导干部，会使他们觉得做了事就会有回报，立了功就会得奖赏，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无形之中将他们引向“为人民币服务”的歧途。
单纯重奖领导干部将激起一般公务人员的极大反感，严重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一旦占有公务员中绝大多数的他们消极对待工作，政府部门的许多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可以说，这种奖励的作用是与决策者的初衷背道而驰。
奖励的作用是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公务员法》也明确规定，对公务员或集体的奖励要以物质和精神奖励相结合，但要突出精神奖励。对领导干部予以重奖，是政府的自我褒扬，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以权谋私”这个词儿。
（原载2009年6月19-25日《人才信息报》）
“紧日子”其实一点也不紧
今年4月初，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集中财力促进科学发展和改善民生。内容包括严控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公务接待、水电油气等支出，停批新建楼堂馆所。似乎我们的日子一下就“紧”了起来。
其实，与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紧日子”一点也不紧。人家时时刻刻都在过紧日子，并严格执行处罚制度。在新加坡，公务员吃了人家一餐饭，就很可能被开除，由此可以想象他们国家对公务员管理的严格程度。
对过惯了大手大脚日子的我们来说，的确难以适应公务活动不发包烟，复制和打印文件材料双面使用纸张，中餐不安排酒水等等近乎“苛刻”的要求，更难以做到会议不发放纪念品和误餐费，会场不摆放水果和槟榔，也不可能不借公务之名而是自掏腰包出国（境）旅游。在制度只是挂在墙上的“纸老虎”的环境里，谁也不会把它当做猫，更谈不上真老虎了。
其实，这样的“紧日子”一点也不紧，只要大家稍微上心一点，改掉长此以往形成的铺张浪费的坏习惯，就照样把日子过得滋润快活。再长此以往形成习惯了，这样的“紧日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谁还以为这真的是“紧日子”，大不了夹一段时间的尾巴，不越厉行节约规定的雷池，等风声过后再恢复中餐酒照喝、开会礼品照发、公款出国（境）旅游照搞的生活。明目张胆与这些规定对着干，对着北风撒尿，故意撞枪口，吃亏的当然是自己。
一点也不紧的“紧日子”，不妨真过那么一回！
（原载2009年7月12日《株洲晚报》）
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不容忽视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有11219人参与的调查显示，根据个人观察与自身生活体验，94.8%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26.5%的人表示“较多”。
65.9%的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权力滥用和公共权力的滥用一样可怕”，走在大街上无缘无故被拦住，本来很简单的事非得塞红包才能解决；自己排着长队却眼睁睁看着有人被工作人员径直领了进去……权力不仅是指政府的公共权力，它还存在于日常人与人的关系中。权力滥用也不仅仅是某些官员的过失，老师、保安、门卫、接线员……任何拥有一点权力的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手中权力的滥用者，而且现在很多人一旦有点儿权就想把它用到极致。
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按照权责对等原则，既然赋予其一定的权力，也就要求其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权力运行超出既定的限度和范围，便立即启动监督制约程序，责令当事人停止和纠正用权行为，如果对被执行人造成后果的必须道歉赔偿。
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如此，而对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权力，从很大程度上看，主要应该使用道德规范予以约束。而在道德规范无法有效约束的时候，就只能参照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办法了。其实，正因为对行政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期失控，才导致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权力竞相仿效，以致愈演愈烈。
因此，要有效监督和制约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权力，必须首先严格规范行政权力，形成公共权力致力服务公众的良好氛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强化道德谴责的作用，并制定相关制度，约定条件，明确责任和处罚措施，拓宽举报渠道，将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权力纳入规范运行的轨道。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下，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权力的运行自然规范了。
（原载2010年10月8日《人才信息报》）
评议党员的权力交给群众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荷塘区积极探索评议方法，面向基层选聘社会评议员，并规定村、社区、企业等一线群众评议代表不得低于50%，以此推动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兑现各项承诺。
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开展得怎样，党员干部是否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群众的感受最深、最真，也最有发言权。因此，让来自最基层的社会评议员来评判党组织的工作合格与否，评判党员干部称职与否，应该是最客观、最公正的。
在以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评议活动中，一些单位和地方热衷于图形式、走过场，召集党员干部座谈，总结成绩，挖掘经验，然后将评议结果向群众公布。在这种评议中，听不到来自党组织之外的声音。可以想象，这种“自我表扬式”的评议结果，只能成为那些党组织和党员记入案卷的虚功。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否关心群众利益，实际效果如何，群众是否满意，群众的评议最有分量。如果一味沉湎于自我表扬，好大喜功，这样的评议只能算一种游戏。
（原载2011年3月16日《株洲日报》）
拾荒助学能否鞭策重教之懒政
四川遂宁市安居区80岁的刘图耻老人，从2005年至今，坚持每天上街收废品，所得收入用于帮助贫困学生，结对帮扶了4名留守学生，并捐建了5座乡村阅览室。
刘图耻老人拾荒助学，是因为他偶然看到一所学校操场满是泥巴、课桌破烂不堪、没有课外书籍，他感到十分心酸，于是，开始了拾荒助学行动。“行1万里路，拾1万个矿泉水瓶子，收1万斤废报纸，攒1万元钱，送1万册书”——成为老人风烛残年的愿望。
尽管刘图耻老人拾荒助学的行动得到了家人、邻居的支持，也尽管他雄心勃勃地表示：“只要身体还允许，我就要继续拾荒助学帮困。”但老人毕竟不是富翁，且已是八十高龄，体力有限，况且拾荒的收入也十分微薄。我为这位善良老者背上的沉重包袱而扼腕长叹。在赞美一个耄耋老人善举的同时，我们不能不为他的健康和生活来源担心。
刘图耻老人的善举的确能影响和带动一些人，但我们也不能不担心，其善举除了给贫困学生以雪中送炭的帮助，能否真正触动有关部门的“懒政思维”？
教育不是包袱，而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良知。只有政府秉承兴学重教之责任，才能唤起全社会助学帮困之风气。政府兴学重教的职责，无端落到拾荒老人等弱势群体的身上，在“懒政”刺痛贫困学生家庭和拾荒助学者心灵的同时，拾荒者的义举能否成为一记重鞭，让那些“懒政者”进行反思和悔改？
（原载2012年3月30日《株洲日报》）
钳制端杯之手，需要无形之手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通过实名微博，参与“河南省宁陵县设临时禁酒办能奏效吗？”的话题讨论时，发表了“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等评论。
前不久，统计部门爆料，去年公款用酒消费额为1429亿元，平均每人1.36万元！说每年公款吃掉两个以上动态总投资1800亿元的三峡工程，一点也不为过！
笔者不知道宁陵县禁酒的效果如何，但该县中午禁酒办公室临时机构的身份，注定在流传几千年的酒文化和礼尚往来的官场风气面前，无异于螳臂当车。有些地方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虽然有几个违规官员被拉下马，但贵客因无酒而拂袖离席的尴尬，让孤立无援的禁酒令不得不拉开几道口子，允许某些特例。个别地方、个别部门“擅自”出台的禁酒令，似乎因有悖于酒文化和官场风气而难以为继。
禁止公款吃喝的文件年年发，而公款吃喝掉的钱一年比一年多。用“治国之败笔”来形容成百上千个文件之于大吃大喝的无奈，多少让人心痛。“廉政建设要收成效，必须有壮士断腕的气概，而且要敢于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全国政协委员、前驻尼日利亚、瑞典大使吕凤鼎的跟贴评论，道出了公款吃喝于斯为盛的隐因。一些部门、一些地方自作多情出台的禁酒令，即使让“西湖”的水量减少了那么一丁点，但相对于甚嚣尘上的公款吃喝之风，却无异于杯水车薪。
九三学社中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纳入政绩考核范畴的建议，代表了从制度、机制和法制方面入手管住公款吃喝的呼声。只有让这样的无形之手钳制住那些酒杯之手，“西湖”的波浪才不会漫过三峡大坝。
（原载2012年4月23日《株洲日报》）
强化执法监察，形成共管机制
维护国土资源管理正常秩序，确保合理开发、有序利用，关键在于创新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机制，建立市县乡“三级一体”的执法监察体系，形成积极引导、巡回检查、及时查处的齐抓共管氛围，使各类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无法抬头。
加强教育引导。产生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的原因，无非是一些单位和个人欲以低成本或无偿占有和使用国土资源，不惜冒着违反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风险，去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在违法行为不受打击，或者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情况下，更多的违法行为就会受到鼓励而滋生。因此，在让社会熟悉法律法规政策的前提下，还必须用违法受到严厉惩处的事例来说服人，让他们引以为戒，从而对违法的高成本望而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