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的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春，诸葛亮再度出兵，派陈式（陈寿之父）攻取武都、阴平两个郡。魏国的雍州刺史郭淮引兵相救，诸葛亮于是亲自提兵征讨。郭淮自知不是对手，撤退并将这两个郡拱手相让。诸葛亮以攻克两郡的功劳而复丞相之职。
蜀汉这两次的出兵，并没有三国演义中写得那么惊天动地，其实都是小规模交锋。演义中写的骗曹真杀费曜以及郝昭病死折腾司马懿，都是罗贯中的非凡想象力。这两战中魏国出动的兵力估计在几千人左右，蜀汉似乎也没有大打出手。值得探讨的，倒是诸葛亮在陈仓一战中的表现令人费解。一向谨慎的他居然会，第一，对陈仓早在九个月前就已经被固守的情况不清楚；第二，只有二十多天粮草的情况下动武？其中莫非有什么隐情？
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应说明的，是武都、阴平两个郡的地位。这两个郡毗邻汉中远离长安，实际上对魏国是难以固守的两个郡。因此，曹操在汉中一战失手后就有了主动放弃的打算，并因此从武都迁出了五万多户居民来削弱刘备的势力。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蜀汉不置史官，唉），按照晋书地理志，刘禅在建兴二年（公元224年）改广汉属国为阴平郡；并从诸葛亮一出祁山时经由武都（出祁山的必经之路）这一点看来，当时的武都阴平两郡应当是在蜀汉的控制下。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是：汉中争夺战曹操退兵后，同时放弃了武都阴平，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的蜀汉因此夺取了这两个地方。诸葛亮经武都一出祁山，因为马谡兵败损失前军，导致了蜀汉整体兵力的虚弱，武都、阴平等地因此被魏国趁虚而入渗透（尽管很可能仅仅是松散和部分地控制），丧失了前进据点的诸葛亮无法再出祁山。这样的情况下，曹真判断蜀军再次北伐时将出陇东并命令郝昭驻守陈仓作准备。当年冬，曹休在淮南遭受重大损失，魏军关中主力东移后兵力空虚。然而由于吴蜀缺乏战略配合，事先并不知情的诸葛亮虽然捕捉到了这个战机，也是意外中的匆忙上阵。如果走陇西攻祁山，必须先攻克武都阴平，既打草惊蛇又费时费力，为了达成战役突然性实际上只有陇东可走。因此，事先的侦查及后勤准备工作都不完善的蜀军仓促上阵，并直接导致攻击不力，敲不掉郝昭这个有备而来的眼中钉。面对曹魏的坚城援军，蜀军终于因无机可趁粮草耗尽后撤了兵。第二年春，为了打通去往祁山的道路并含有收复失地的意味，陈式出击武都阴平。对这两个郡本来没有固守打算的魏国抵抗了一阵后，在诸葛亮主力的威慑下放弃。因此，将这第三次动武也算作一次北伐，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而视其为一次北伐前的准备工作比较妥当。后来司马懿在打退诸葛亮向上邽的进攻后也说蜀军“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或许有忌讳失败的一面，但也说明蜀汉夺取武都阴平对曹魏不算太大的事情。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四月，在诸葛亮攻克武都阴平后大约一个月，孙权终于不再满足于吴王的称号而在武昌正式称帝。孙权有称帝之意已久，选择这个时机主要是因为不久前大败曹休后来自淮南的军事压力缓解。孙权登基后大会群臣，得意非凡，又夸周瑜“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又夸鲁肃“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於事势矣。”把死人夸了一番后，却对刚想称颂几句的大活人张昭微笑着来了一句：“当年如果听您的，如今我已经是曹魏的乞丐了。”张昭当然知道是指自己在赤壁时力主投降一事，羞惭得伏地不起，汗流浃背。称帝后的孙权派使者入蜀通告，并提议现在双方和平共处互相尊重，来个“天无二日，民有二主”。听到这个消息，蜀汉内部炸了锅。大多数人认为，和吴国相交这么多年，没有明显的好处，如今反而派人来要我们承认这个“伪**”，名不正言不顺，欺人太甚应该与其断绝外交关系。诸葛亮反过来还得劝说大家：孙权有称帝的野心不是一两天了，我们之所以视而不见，是因为指望他能对我们有所援助。如果公然断交，必定会结仇于东吴，那样就让北边的曹魏白白坐收渔利，不是好主意啊。于是，蜀汉派遣卫尉陈震入吴祝贺，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并达成了瓜分天下的协议。协议规定，豫青徐幽四州属吴，而兖冀并凉四州归蜀，司隶则以函谷关为界，来了个刘邦项羽楚河汉界的翻版，也不管那个洛阳的曹睿会不会同意。九月，孙权由离开武昌回到建业，留下太子孙登及陆逊镇守武昌荆州。在攻取荆州前，孙权定都建业已久，这次回家倒也不麻烦，用不着大兴土木建宫殿官府。此后东吴的首都在武昌建业两处多次变换。武昌有利于国防，而东吴重臣多是吴郡人，建业意味着重视政治经济。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十月，魏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法律修订工作。曹睿一向重视司法审判工作，经常告诫群臣：“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逢重大案件的审理时经常亲临旁听。中国历史上至此为止的法律修订工作，大概有以下的几次重要里程碑：战国时魏文侯变法革新，启用李悝编著《法经》六篇，商鞅（本是魏国人）以此为蓝本在秦国施行；西汉萧何制订《汉律》后增加为九篇，后又增至六十篇；这些法律在汉朝几百年间历经时代更迭而时有增减变动，另外又出现了《令》三百馀篇、《决事比》九百六卷，到了三国这个时候有条文的法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多字，让大家头晕眼花无所适从。对这些法律条文的理解解释更是五花八门，甚至不乏互相抵触的地方。不少人断案时干脆依照自己的喜好随意选取，汗牛充栋的法典形同虚设。魏明帝曹睿看到这一弊端后，在这个时候下诏统一了法律的基准，并在尚书卫觊的建议下设置了律博士一职专门负责法律的修订解释工作。同时，又命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对汉朝遗留的法律进行修订，制订了《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一百八十馀篇等等。在法律主要的方面有所强化，但削减了其他次要方面杂七杂八的规定。这一系列工作，大大充实系统完善了东汉以来的法律。客观地说，曹魏的法制建设是相当有成就的，在中国历史上也能有一席之地。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曹丕曹睿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并未引起天下太大的灾难之原因。当然，两个人在位总共才18年，也太短了，哈哈。
曹丕曹睿的为人虽然有点“小人”，但却有令人难以理解的相同之处，就是对同为“小人”的家伙深恶痛绝，上梁不正还不许下梁歪。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魏国发生了所谓的“太和浮华案”。
曹睿继位后的太和初年，部分富贵子弟在京师洛阳相互结交清谈名理，这就是后来玄学思潮的起源。其中夏侯尚的儿子夏侯玄等四人称为四聪，诸葛亮的亲族诸葛诞和邓飏等八人为八达（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也在其中），另有三个并没有才干而仅凭老子的地位而位居高官的家伙称为三豫。三豫是三个废物，而四聪八达十二人的才能则参差不齐。他们的共同点是热衷于当时方兴未艾的玄学。玄学脱胎于老子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注2），沾染这样思潮的人多少显得虚浮不踏实。曹魏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建安的乱世中奋斗出来的实干家，对此相当地看不惯，曹睿本人对他们也十分厌恶。代理司徒的董昭就曾上表，要曹睿“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曹睿于是顺水推舟，当年二月一道诏书把这十五个家伙通通罢官（注3）。不过，曹睿临死时却托孤于与这些人相好的曹爽，他们也都纷纷“春风吹又生”。
与此同时，孙权为连年战事导致的兵马人口损减而忧心忡忡，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多兵马东渡夷洲（台湾）朱崖（海南）及亶洲（日本），打算迁那里的人民到东吴作劳动力及充军。临行前，陆逊全琮就上表劝阻，说劳师袭远此行凶多吉少。孙权不听，执意命二人出师。两位将军于是在吴大帝的深切期盼中出海远航，开始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注1后出师表，不见于诸葛亮的文集甚至西蜀的文献，却是在吴人张俨的文集里被发现，还号称“默记”，它的真实性自然成了议论的焦点。另外，赵云死于第二年，这时候还没有去世。这样的错漏更增加了它是伪作的怀疑。有学者认为它是诸葛瑾儿子诸葛恪的伪作。陈寿未将其收录在三国志里，至少是很有道理的。
注2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大乱之世转为大治都必须经过一个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过程。西汉初年盛行的黄老思想，东汉初光武“以柔道治天下”等等，都是先例。魏明帝曹睿在位时，北方也处在这么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这是当时玄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但是，这个“无为而治”很容易变成“无所作为”，因此被曹睿及朝中的元老们厌恶，后来晋朝的迅速堕落也证明了这一点。
注3世说新语上如此记载，实际情况有些出入。首先，与三豫不同，四聪八达的名单不全，但按照后来事情发展的推测，与曹爽关系密切的何宴毕轨（两人均为曹魏的驸马）应该是其中成员。诸葛诞邓飏确实因此丢了官，司马师则在曹睿去世前一直赋闲“失业”（应该与此案有关）无官可丢。夏侯玄和何宴毕轨则因为是皇族，不至于“下岗”，但担任的都是地位不高的闲职。总之，这些人在曹睿时代确实都不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