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苏轼晚年贬官岭南期间的思想和生活，主要当然应依据苏轼本人的着述。但是，苏过的《斜川集》有助于印证、加深、补充后人对苏轼晚年状况的了解。苏轼为什么不安于朝，最后竟以年近六旬的高龄远谪岭南呢？原因就在于君主多疑，小人多谗，苏轼又多直言。其《次大人生日》（卷一）云：“直言便触天子嗔，万里远谪南海滨。”这就是苏过的结论。他的以古喻今之作，如《思子台赋》、《伏波将军庙碑》、《萧何论》（均见卷七）等，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他在《萧何论》中说，“萧何请上林苑以与民，高祖大怒而械系之”，原因就在于“君疑臣”。自卢绾反，刘邦认为群臣举不可信，而萧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势”，刘邦欲系萧何“久矣”，“请上林苑以与民”只不过是借口而已。苏过深有感慨地说：“呜呼，功臣之难，自古而然乎！”
《思子台赋》写汉武帝巫蛊之祸，谗臣江充与太子有隙，诬告太子埋木人以诅上。太子矫诏杀江充，长安扰乱，言太子反。武帝发兵围太子，太子出亡自缢死。武帝后来怜其无辜，筑思子台。苏过痛斥道：“闻武帝之多忌兮，谓左右之皆戎（戎，古代少数民族）。杀阳石（阳石公主，亦坐巫蛊诛）而未厌兮，又瘗（埋）祸于宫中。忸君王之好杀兮，视人命犹昆虫。死者几何人兮，岂问骨肉与王公！”汉武帝“多忌”、“好杀”，把左右的人都当作敌人，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巫蛊之祸。当他征伐四夷时，似乎是“雄杰”之主；而失道嗜杀时，似乎比婴儿还更无知：“彼茂陵（汉武帝）之雄杰兮，盖将与黄帝俱仙；及其失道于几微兮，狐鬼生于左臂。如婴儿之未孩（笑）兮，易耳目而不知。”于是，“信谗而杀子，昵奸而败国”。苏过还进一步揭露说：汉武帝害死了太子就“慷慨悲歌，泣涕踌躇”，而他杀了那么多大臣、忠臣，“皆以无罪而夷灭，一言以就诛，曾无兴哀于既往，一洗其无辜”。“古往今来俱如此”，无辜受戮的人太多了，苏过之所以在《思子台赋》中大动感情，显然寓有父亲忠而被谤的隐痛。
《伏波将军庙碑》，写东汉光武帝时，伏波将军马援自请南征，进军壶头，水急不能上，加之天气炎热，士卒多病死，马援亦病卒。谗臣陷之，光武帝大怒，追收其新息侯印绶。苏过感慨道：“壶头一衄（挫败），谗人遂入其说，人主一信而不可回。”马援在南征中尝食薏苡以祛风湿，并载一车还，以作种子。马援死后，有人上书说他载的都是明珠玉犀。苏过写道：“何薏苡之兴谗兮，抱孤忠而不见省。……悲将军之谁咎兮，死青蝇于祖圣！”
主虽圣却被青蝇所包围，马援仍落得“功未录而罪及兮，掩大德于一眚（过失）”的下场。马援的遭遇虽可悲，却庙食百世，名垂千古：“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苏过深信，其父苏轼虽然也是“抱孤忠而不见省”，谗说入，“人主一信而不可回”；但谗人不可能磨灭苏轼的“功名”，他的忠义之心仍将为后人所敬仰。
苏轼对逆境一向能处之泰然。他在渡海去海南孤岛时，曾感伤地说：“何时得出此境耶？”但一转念，他又自我排解道，在茫茫宇宙中，整个中国也不过是一小岛而已。盆水泼地，蚂蚁以为是灭顶之灾，“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道之路乎？”苏过的《飓风赋》（卷七）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苏轼这一思想。赋的前面大部分描写飓风的威力，结尾处问道，飓风“果足怖”吗？他说：“蚁之缘也，吹则坠；蚋之集也，呵则举。夫嘘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虫则甚惧。”在“水击而三千，抟扶摇而上者九万”的大鹏看来，根本不算一回事。如果有大鹏那样的胸襟和视野，飓风也就不足称飓，不足为怖了。“则向之所谓可惧者”，皆“耳目之不广，为外物之所变”造成的。
元符二年（１０９９），苏过还写了一篇《志隐》（卷七），通过主客对话，进一步发挥了苏轼的随遇而安的思想。他针对客人“夸三晋而陋百粤”的观点，首先阐明了万物齐一、晋粤无别的思想。
他说：“彭聃以寒暑为朝暮，蟪蛄以春秋为期颐（百岁），孰寿孰夭、孰欣孰悲？……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知兽之安于薮也，而兽何择于云梦之与孟诸？”他说，儋耳虽是“瘴疠之地”，但也有“可（称）道者”在：“天地之气，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夏葛，稻岁再熟。富者寡求，贫者易足。绩蕊为衣，艺根为粮。铸山煮海，国以富强。犀象珠玉，走于四方。士独免于战争，民独勉于农桑。其山川，则清远而秀绝；陵谷，则飘渺而苐郁。虽龙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在苏过的笔下，当时还很落后的儋耳，简直是人间天堂、神仙住的地方。这正是苏轼“海南万古真吾乡”的思想。这种万物齐一、随遇而安的思想，显然受了庄子哲学的影响，但在当时对苏轼父子战胜困难，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其次，苏过针对客人以钟鸣鼎食劝其仕进的观点，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官场的黑暗：“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枉寻（屈曲不正，攀援依附）者见容，方枘者必憎。而自古豪杰之士，有不能闾阎之穷，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骊珠而得全者，盖无一二也。”官场中容不得正直的人！苏轼之所以一贬再贬，正因为他功高名重，方枘正直。鉴于苏轼的教训，苏过表示，他安于眼前置身遐方的生活：“今置身于遐方，如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寞，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于渺茫，想神仙于有无。此天下之至乐也。”苏过《志隐》的安贫乐道主张，既符合苏轼的一贯思想，更符合他贬官岭南时的精神状态。《宋史·苏过传》说：“初至海上，（苏过）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据晁说之《苏叔党墓志铭》载，苏轼还准备“自为《广志隐》，以极穷通得丧之理”，由此可见苏轼对这篇文章之重视。
苏轼远谪岭南，尝尽了世态炎凉。苏过在《和叔宽赠李方叔》（卷二）中深有感慨地说：“管鲍久已死，交情云雨翻。”但是，世间毕竟还是好人多。就在很多人怕受牵连，对苏轼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也有不少亲朋好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对苏轼充满了关切之情。其中有万里致书的常子然，其《祭常子然文》（卷八）：“嗟我先君，昔迁南夷。万里致书，公时布衣。同臭使然，忘其祸危。”有万里探亲、死于途中的舅父王元直，《王元直墓碑》（卷九）云：“先君之迁于南也，平昔亲旧屏迹不敢问安否者七年。
舅氏慨然奋不顾身曰：“公盛时在朝廷、典方面，则往见之；今厄穷瘴疠之地，吾等乃避畏行迹，非夫也！”率同往者一人，遂独浮江而下，将自洞庭、桂岭而南。会先君有诏北还，而舅氏遇疾于途以卒。”有不顾朝廷禁令、毅然相访的李安正、王子直，《书漳南李安正防御碑阴》（卷九）云：“绍圣初，先君谪罗浮。是时法令峻急，州县望风旨，不敢与迁客游。一夕，苍梧守李公安正引车骑扣门，请交于衡门之下。”其《赠王子直》（卷一）云：“南行几万里，亲旧书亦绝。……未着绝交书，已叹交游绝。……怪君一事无，访我此穷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过有一首《己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卷二）诗，生动描述了海南人民对苏轼父子的情谊。
这时，苏氏父子已谪居海南三年，他们同海南人民已经没有多大的语言障碍了。当地父老同情他们久谪不仕，给他们送来的肴蔬，盛满了食器。
今存《斜川集》中的绝大部分诗文作于徽宗朝，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到徽宗朝对所谓元佑党人的迫害，苏家的处境，徽宗统治集团的腐朽，以及当时严重的阶级对立。
在徽宗朝，当年的执政大臣苏辙，一直闲居颍昌十余年，不再与人相见，默默以死。苏过有很多咏诵苏辙的诗篇（所引均见卷三），如《次韵叔父上巳二首》的“绝口谁能论梦幻，逢人聊只话耕桑。翟公门外常罗雀，要放空阶草木长”；《叔父生日四首》的“枕上轩裳何足梦，壶中天地本来宽。幅巾从此追巢许，永愧苍生起谢安”；《次韵叔父黄门己丑岁除二首》的“求田问舍追三径，面壁灰心过九年”等等。苏过在《祭叔父黄门文》（卷八）中说：
“公之脱身南荒而归也，则淡然箕山之下，潩水之滨。友巢由于千载，追松乔于白云。盖与世而相忘，默渊潜而自珍。托《春秋》以见志，戮奸宄于灰尘（指苏辙晚年所作《春秋传》等）。公虽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归之如凤麟。”这些诗文都反映了苏辙晚年默默无闻，郁郁寡欢，潜心于学术研究的境况。
苏轼三子也长期沉沦下僚或闲居，苏过在《送伯达（苏迈）兄赴嘉禾》（卷三）中写道：“我生三十余，忧患恰半生。……五载卧箕颍，分甘一廛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营。各逐升斗仕，弹冠愧渊明。”苏过于崇宁二年居颍昌，从“五载卧箕颍”句可知，此诗写于崇宁六年（１１０７），时苏过三十六岁，在这“三十余”年中，他有十多年都是在伴父南迁和闲居颍昌的“忧患”中度过的，都在做“一廛氓”。由于生活艰难，他们不得不为升斗之禄而出仕。
《送仲豫（苏迨）兄赴官武昌叙》（卷八）说：“长兄（苏迈）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于人，犹为州县吏；仲兄（苏迨）少不乐仕进，亲戚强之，今四十有三，始为管库官。”从“长兄年五十有三”，仲兄“四十有三”，可知这篇叙作于政和元年（１１１１），时苏过四十岁，闲居许昌。仲兄苏迨本不乐仕进，而亲戚强迫其出仕，显然也是为生活所迫。苏过的《送仲南兄（苏辙子苏适）赴水南仓》，生动表现了苏过兄弟（包括堂兄弟）在从仕上的思想发展过程。早年他们都意气风发，似乎定有作为：“忆君结发读书日，肯学呻吟事刀笔？
功名直欲高古人，议论从来气横臆。”后来却事与愿违，只好高卧林泉，潜心文史：“咄嗟岁晚事大谬，翻然自许林泉役。躬耕二顷羞甘旨，栉风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簪组味，万里能舒陈蔡厄。
丈夫升沉何足道，竭身养志真奇特。闭门却求文史乐，劲气岂为穷居屈？”后来连高卧山林也无法坚持，为了谋生，只好去做不屑做的“刀笔”吏：“迩来弹冠本非好，黾勉聊从父兄迫。区区试吏仓庾间，定知蜡屐何曾得。嗟余白发亦自笑，眷眷一官乃鸡肋。
明年驱车走太行，正坐相如空四壁。”家徒四壁，生活艰难，是苏过兄弟被迫出仕的重要原因。从“明年驱车走太行”可知，这首诗作于监太原税前夕的政和元年。苏过晚年曾三次出仕，但思想上一直很苦闷，表现仕隐矛盾的诗篇在《斜川集》中比比皆是。
苏过对徽宗的荒淫腐朽，追逐声色狗马也很不满，这集中表现在《书〈张骞传〉后》（卷八）一文中：“酒色之害人，甚于毒药；博弈之害财，甚于盗贼。然人之畏毒药而甘心于酒色，知恶盗贼而不厌博弈者，何哉？适于己而忘于害耳。千金之子破产于声色狗马，万乘之主失德于玩好嗜欲者多矣，岂不信哉！”适己忘害是全文的中心。他指责汉武帝“以一马之故，穷师万里”；而汉武帝不惜“穷师万里”以夺取宛马，又是张骞启之。苏过感慨道：
“呜呼！苟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髓，虽系虏其人，而郡县其地，何补疮痍之万一哉！”而“贪人之心如饥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为富，见其所未见者为宝耳，夫岂有穷哉！”这篇文章显然是针对徽宗朝的花石纲之役而发的。花石纲之役是引起方腊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方腊在漆园誓师时就曾讲到宋徽宗的“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之“糜费”：“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苏过所谓“万乘之主失德于玩好嗜欲”，即暗指徽宗；所谓汉武帝“以一马之故……几及胜、广之乱”，就是对徽宗的警告；而方腊起义的爆发，证明他是颇有预见性的。
苏过还把统治阶级的腐朽同民间的疾苦作了鲜明对比。他在《小雪》（卷二）一诗中深刻揭示了当时贫富的悬殊：“不知贫与富，苦乐相悬绝。”达官贵人住在金碧辉煌的宫室里，饰有麒麟的炭炉烧得通红，喝着银瓶御酒，虽然宫外雪花纷飞，宫内却春意盎然，个个醉面生辉。而贫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荜门破壁，寒士屋破，絮雪穿入，衣破肘现，鞋破趾出，薪湿不燃，寒夜难熬。
同是雪夜，贫富如此不同。
苏过对贫者是充满同情的。在《北山杂诗》（卷二）中，他写到一位“樵叟”：“空山寂无闻，独拥寒炉火。时时黄犬吠，知有行人过。扣门但樵叟，束薪求售我。辛勤易一饭，空腹安能果。我困亦无几，僮仆行忧饿。明朝且食粥，弹铗悲楚些。”《山居苦寒》（同上）中，还写到一位年过八旬的孤苦寡妇：“傍舍孤嫠八十余，背无完絮况裙襦。分衣愧乏庄公惠，纸被聊将慰老臞。”他因自己已经到了“食粥”的境地，面对“樵叟”，只好弹铗悲歌；对“孤嫠”，也只能送一床纸被供其御寒。他对贫苦人民虽无力援助，或所助微薄，但对他们的关切之心却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