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贡举还集中表现出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家族性，无论组织考试者还是应试及第者，不少都是文学世家。如权知贡举欧阳修及其子欧阳发、欧阳棐，权同知贡举王珪及其子王仲修。特别是权同知贡举韩绛，其父韩亿官至尚书左丞；兄弟八人，长兄韩纲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次兄韩综，官知制诰；五弟韩维，官至门下侍郎；六弟韩缜，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别试官祖无择，少从孙复学经术，后又从穆修学为古文，故其为文“峭厉劲折，当风气初变之时，足与尹洙相上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其弟祖无颇官至提点利州、福建二路刑狱，亦能文，所撰《跋韩熙载夜宴图》具体生动，读其文如观其画。
嘉佑二年贡举，不少是兄弟同科进士及第。最着名的是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曾牟兄弟及从弟曾阜；其他如黄湜、黄灏兄弟，王回、王向兄弟，林希、林旦兄弟亦同科及第。也有父子同科及第者，如《江西通志》卷八○谓“蔡元道与子承禧同登嘉佑二年进士”。
宋代文化和宋代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自宋朝建立起已很明显。宋初文士主要来自南唐。南唐则为“文物最盛处”，有李煜、徐铉、徐锴、高越、潘佑、江文蔚、史虚白、左郾、汤悦、张洎、张泌、郑文宝、陈彭年、乐史、龙衮、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衎、樊若水等，还有画家徐熙、顾闳中、顾德谦、董源、王齐翰、钟隐等。科举取士“所得率江南之秀”。最发达的地区是闽、蜀：
“闽、蜀同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者，并多于他处”，福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登科第者尤多”；四川“声教所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文化的发达也不亚于闽、蜀，苏轼《南安军学记》（卷一一）谓其“儒术之富，与闽、蜀等”，《至元嘉禾志》卷二五谓浙西嘉兴“诗书礼乐，相辉相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无不风厉向学”。
对南方“登科第者尤多”，北方人是不满的，江休复《嘉佑杂志》云：“莱公（寇准）性自矜，恶南人轻巧。萧贯当作状元，莱公进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蔡齐为大中祥符八年状元。英宗治平元年，司马光上《贡院乞逐路取人状》论科举取人的不平衡性云：
“国家间岁一开科场，诏下州郡，使之乡举里选，遣诣京师，覆试于礼部，虽幽远之士，咸与其进。然而天下发解进士到省，常不下二千余人，南省取者，才及二百。而开封、国学、锁厅预奏名者，殆将太半；其诸路州军所得者，仅百余人尔。惟陕西、河东、河北、荆湖北、广南东西等路州军举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然后详尽比较了嘉佑各年各地应试者与及第者的人数和所占比例，有的是“五人中取一人”，有的是“三十四人中取一人”，而“河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四十四人，全无人及第”。并云：“以此比较在京及诸路举人得失多少之数，显然大段不均。……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然则四方之人虽于文艺或有所短，而其余所长有益于公家之用者，盖亦多矣。安可尽加弃斥，使终身不仕邪？”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卷一一三）反驳司马光，谓有六不可，其前二条云：“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这类南北取士多少之争，以后仍在继续。
第四节 打击太学体与宋代文风的改变
在嘉佑二年贡举中，欧阳修罢黜务为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推崇“以西汉文词为宗师”，造语平淡、议论中理的苏轼兄弟，改变了整个文坛的风气，基本上结束了宋初文坛的长期存在的文道之争、骈散之争、难易之争，形成了以平易流畅为特征的宋代文学风格，奠定了整个宋代乃至元明清各代古文发展的基础。
这是欧阳修权知嘉佑二年贡举的最大贡献。
北宋的古文家都以反对时文，提倡韩、柳古文相号召。但是，在不同时期，古文家们所反对的时文，其对象是不同的。从宋王朝建立到１０世纪末，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的古文家，主要是反对“五代文弊”；１１世纪初的三四十年，穆修、石介、尹洙、苏舜钦等人，则主要反对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但在１１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嘉佑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他所打击的“太学体”已是反对古文运动中求深务奇的不良文风；欧阳修去世后，在１１世纪的后三十年，苏轼继续反对时文，但他所反对的时文是指王安石“欲以其学同天下”的主张，这更是古文运动内部的分歧。
太学体是石介在太学任教时所逐渐形成的文体，这是古文革新内部的不良文风。石介（１００５-１０４５）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人。尝讲学徂徕山下，世称徂徕先生。天圣八年进士，为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庆历二年召为国子监直讲，以师道自任，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拜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五年，除濮州通判，未赴任，卒于家，年四十一。石介为人，乐善疾恶，遇事敢为。他是反西昆体的急先锋，尝着《怪说》及《中国论》，力排佛老与杨亿：“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巧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他抨击杨亿的文字很多，有未指名者，如《上赵先生书》、《上蔡副枢书》、《与裴员外书》等；而更多的则是指名道姓地攻击杨亿，如《与君贶学士书》、《祥符诏书记》、《石曼卿诗集序》。石介对杨亿的批评显然太过激了，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卷六六）谓其“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清人王士禛云：“石守道作《怪说》三篇刺之，张皇其词，亦过矣。介最推柳仲涂，至拟之周、孔，尤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