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论有废兴。宿草芊绵泪入土，故瑟牢落恨填膺。远来似觉清谈胜，试问传家今几灯。”苏辙在“胄子相从得佳婿”下自注说：“迟（苏迟，辙长子）初于太学识元矩，因有姻议。”
曾肇之子曾统字元中，以荫入官，累除提举福建常平。高宗驻跸扬州，召为工部员外郎。建炎四年官广南东路提刑。绍兴间，为殿中侍御史，起居郎，秘书省少监。以朝请郎充秘阁修撰，权知徽州。终左谏议大夫、知婺州。卒年六十七。事见《宋史》
卷三一九，《京口耆旧传》卷二。《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一之三、崇儒四之二三、职官二之一七多录其奏议，其绍兴九年五月所上《乞裁定遣使旧制务为节俭奏》云：“臣闻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藏于民，犹藏于国也。今县官所入，仅足更岁，方之于古，可谓急矣。而有司既无养财之术，且不知节以制度，岂不殆哉？窃见近年困于养兵，所以致用者盖亦多端矣，然未见所谓足国裕民之策，使公私饶益，无不足之忧者，盖不知节以制度故也。”
曾肇之孙、曾之子曾协（？-１１７３）字同季，绍兴中举进士不第，以恩荫入官，初为长兴丞，徙嵊县，继为镇江、临安府通判。
乾道七年，知吉州，历知抚、永二州（《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五五）。九年卒，官至正奉大夫。着有《云庄集》二十卷（傅伯寿《云庄集序》），原集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重辑为五卷。事迹见傅伯寿《云庄集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云庄集提要》、《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三。
在曾肇后代中，以曾协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他读书广博，文思敏捷，操笔立成，诗、词、文、赋各体俱工，诗的古体、近体、五言七言均有可诵之作。傅伯寿《云庄集序》云：
公颖悟异凡儿，少长，益骏发，每读书五行俱下，日记数千言。文昭公家多书，已而毁于兵，家贫无以市，一阅于肆，终身不忘，遂博通六籍诸史传记百家之言。少从人假《春秋左氏传》，未兼旬归之，人讶其速，公曰：已习矣。摘而问之，口诵如注水，终卷乃已。尝憩临安孤山僧舍，客有称僧如璧《冷泉亭记》者，就借所乘马驰九里，至亭上，一阅即归，写以示客，客往覆之，不差一字。时人惊服，以为王氏之仲任（充）、仲宣（粲）、延氏之叔坚（延笃）不是过也。年未弱冠，试于国子监，褎然为举首。已而不利于春官氏，去从博学宏词举。有司异其文，将以名闻于中书矣，夺于异议而止。公遂绝意科目，然嗜书愈笃，虽祁寒盛暑，手不释卷。为文操笔立成，初若不经意者，徐而绎之，虽积功精思者不逮也。……公之聪明该博既踔绝辈流，而鸿儒宗工，代起相袭，心通性解，目濡耳染，其于文也，是唯无作，作则追美于前，垂声于后必矣。故其古诗则兴寄渊邈，词旨超迈，多效《选》体为之；唐律则务造平淡，间出清新，比事赓韵，精诣妥贴；至表章笺启，则又繁约适中，铺陈有叙，摭古语而加剪截之功，造新句而遗斧凿之痕。他文一皆类是，盖深有文昭之遗风焉。廉靖乐道，恬于势利，仕三十年仅至二千石而终，曾不获以诗鸣国家之盛而文出中朝之词命，位不配德，时共惜之。
其《宾对赋》（卷一）为曾协集中长篇，通过漫生与宾客的对话，阐明作者对时局的看法：“漫生伏于衡茅之下，咏“康衢”之歌，诵“赓载”之章，想唐虞之光明，欣吾身之亲当。”宾客则否认现在是什么唐虞之世：“古之兴王，必有武事以震叠海内，治金伐石，昭示万代。发成画，运多算，蹴寇虐，搏强悍，定纷争，弭祸乱。如雷霆作而物始萌，氛祲清而日将旦。……夫无敌而不摧，又何寇之可玩？商颂猗那，周歌《江汉》，退之述下蜀之艰，宗元纪平淮之断。虽先后之辽绝，悉同条而共贯。维圣代（指本朝）之阙如，无乃起后之永叹？”漫生却以文德修远，王者无外进行反驳：“子所谓志其小而遗其大，闻其利而不见其害。壮武威之遐暨，而不知文德之远届；愤敌国之俱立，而不知王者之无外。”认为“圣人”之世，“敷文德而舞干羽，又何有逆命之苗民？”到了周代“中衰”之世，“追盛制之莫及，矜善师之不战。岂威略之不足，恶得名之至贱！”“降及秦汉”，才“勒卒万旅，出车千辆，劳徒众于绝域，逞雄心于一饷”，“怅暴骨之何所，抚游魂而伪葬”，“系赤子以为俘，乃矜功而献状。杀不辜其几何，夫焉取乎霸王？”漫生认为现在好得很：“方今会圣贤，谐明良，整地轴，正天纲”，“即危为安，以弱为强，无调发之杂扰，俨不改其故常。曾延目之未瞬，四海欣其乐康。”末以宾客服输作结：“语未毕，宾旷目挢舌，顿颡振臆，进牍请书，以无忘吾君之德。”从全文看，漫生之言似代表作者观点，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云：“《宾对》一赋为集中巨篇，语特伟丽，而大旨以安享太平为浑穆之王风，以恢复中原为战争之霸术，夸大其词，以文偏安之陋，曲学阿世，持论殊乖。姑以文采录之，从《昭明文选》不废《剧秦美新》之例，读其文者，分别观之可矣。”“文偏安之陋”就是此赋主旨所在，但“语特伟丽”，确实富有“文采”，当“分别观之”。
其《植菊赋》（卷一）歌颂菊在“岁晏风积”，“柯改叶脱，日将旦而起视，惨乔木之无色”时，却能孤芳自傲：“旋俯盼于孤芳，曾不磷坚而淄白。瞻柔弱之自持，羡光彩之相射。”并把它与群芳对比说：“彼群妍之竞春，散红紫之纷如。顾庆赏之未已，倏颠沛于须臾。乍乌合而鸟散，正比夫市人之与贩夫。”故菊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赏：“形传画史之谱，功载医师之书。……故得英实骚人之腹，苗登天随之案。供南阳之汲饮，入东篱之把玩（指陶潜）。伟微物之异禀，宜君子之屡观。命家僮以封植，俾木根之无患。春茁兮秋芳，永作幽人之伴。”
傅序称其表章笺启，铺陈有叙。曾协以荫初仕为长兴（今属浙江）丞，任满有《长兴丞任满求批书启》（卷三），先言作此启的原因：“课（考课）难自脱，当谨俟于谴诃；情或可哀，敢尽输于悃愊。遂忘僭冒，辄叩高明。”次叙考课难逃谴诃，因长兴难治：“窃念某樗栎散材，草茅下品。早失庭趋之训（其父早卒），粗窥家有之书。叨世赏以得官（以荫得官），慨先声之坠地。碌碌尘埃之末，区区簿领之间。策蹇磨铅，冀逃瘝旷；饮冰食蘖，祈免悔尤。
既择地以不详，每吁天而奚及？载念幅员之内，率遵什一之供。
食租衣税者既非妄输，凿井耕田者岂容苟免？虽曰征科之有限，其如剧易之不同！维是长城，素名大邑，赋繁俗犷，地瘠人贫。
武断乡曲者履犴狱如夷途，家无见粮者视铢两为奇货。顽悍或难移于岁月，饥寒或莫保于朝昏。兼二者之至难，视一州而特异。”再叙其情可哀，一是“适此及瓜之代，尚遥登谷之秋。阅时已迫于常期，问数始盈于大半。……第旁徨而无措，姑黾勉以自宽。”二是无法辞官归去：“解印绶以径行，于今不可；挂衣冠而长往，其决已难。一从袖手以傍观，始悔噬脐之何及。……正谋身之无策，敢借手以陈辞？念大贤何所不容，自知获免；若小人必文其过，终不忍为。”末以称美枢密相公“宽和服物，尝表见于赞书；轻约待人，岂犹遗于下品”作结，目的是求其“哀怜”：“某倘以余休，尚尘仕路。铭心异日，舌前非。谨期会以为先，敢许知事；罄夙宵而自勉，庶补将来。”这是他早年所作的四六文，结构谨严，确如博序所称繁简适中，铺陈有叙。
《送王景文教授归江西序》（卷四）是一篇赠序，赠序文是为送别亲友而作，一般以叙友谊、道惜别、致勉励、陈忠告为主要内容。此序以叙友谊为主要内容，但多规诫之语。谓族子曾熹，喜交天下奇伟士，尝为自己道王景文之为人，“虽未识面，常往来余怀也”；前年“过族子家，而景文适至”；今年景文“擢第以归，徘徊于大江之滨”，多相往来。“记景文初相遇时微有酒，所议论逸发，粲然成文章。迈往之气，郁郁出眉宇间。某于是知族子之言不吾欺也。当是时，景文名满天下，要官大人，犹忘势愿交，而某迫行役不暇也。今幸相遇于此，暑风凉日，举杯以相属，登高临深，摄衣以相从，岂非天耶！每念取友之难，而会合之不易也。
闻其来，辄挽不听去；属其谈，惟恐止也。又时为某出诗骚、古文，虽体裁之不齐，而位置施设，各当机杼。每愧叹弥日，始知曩时得景文，犹有所未尽也。尝与之上危亭，抚江山，豁然以惊，怡然而嬉，曰：“天下壮观，尽在是矣。”酒酣起舞，回立四顾，则又悠然以思，愀然以悲，曰：“古今一山川也，曩之陈迹了然在吾目中，而其人不可得而见。”景文者，岂若夫骚人墨客悲伤憔悴而为是言也哉！景文胸怀朗朗，疏眉而哆口，欣然有大夫之表，腹如盘而背若负也。然则其任大也固宜，景文勉之！气之养也愈深，则其发也愈奇；术之择也愈审，则其用也愈精。使后之人登斯亭，览故迹，抗怀遐想，知千载之上有王景文者。书竹帛而上鼎钟，慨然有不同时之叹者，必自今日始。而某则亲周旋其间，又自知幸也。”结尾数语，不为“骚人墨客悲伤憔悴”之言，而要“胸怀朗朗”，养气深，择术精，有大丈夫之志，显含勉励、规诫之意。全文情意真切，行文曲折，含蓄有味，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较强的文学性。
曾协今存题跋文较多，其《书柴鸣举易索隐后》（卷四）不仅批评了宋人传《易》的弊端，而且表现了他的文艺思想：“圣人之言，由近以及远，推见以至隐，盖善诱之道也。后之人志其空言，而遗其日用，使学者不得其门以入，几何其不怠且废也？传六经者往往如是，而《易》最为甚。夫《易》之为教二，卷舒而已矣。刚柔高下、消息盈虚存乎理，屈伸进退、出处语默存乎人，此一经之大凡也。柴氏之书，因而明之，于事为交际之间，世我从违之际，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近而易晓，如指诸掌。于以保身，于以经世，于以体常，于以应变，无一不与《易》合，而咎悔自远。《易》之获用于世，岂不较然明白也哉！夫经者，常也，使须臾而可离，乌乎而为常？然则求《易》之用者，当自此书得之。”主张“近以及远，推见以至隐”，“近而易晓，如指诸掌”，反对“志其空言，而遗其日用”。此跋亦以简明易晓为特征，数语就概括了《易》之“大凡”：“刚柔高下、消息盈虚存乎理，屈伸进退、出处语默存乎人，此一经之大凡也。”
侯晏字齐彦，金坛人。为人矜庄，言动不苟，字画劲正，喜为诗，尤长于古乐府，以风流文雅受知当世。事见《京口耆旧传》卷九。曾协《题侯齐彦乐府后》（卷四）也是一篇重要的文论，充分肯定《诗经》皆“有为而发，不肯徒作”：“经世之书六，《诗》乃与《礼》并。夫正君臣，辨上下，安国家，远祸乱，礼之为用大矣，而诗以空言配之，何哉？古之君子摅下情必以诗，通政事必以诗，考风俗必以诗，正得失必以诗，观休咎必以诗，悲忧愉佚皆于诗得之。三百五篇，皆有为而发，不肯徒作。当是时，内有太师之职，外有采诗之官，汲汲然惟恐言之不予闻也，其于治道岂曰小补之哉！”批评“后世文人排比声韵，流连光景，为人作容姿，不几于倡优畜之也耶？”文末称美侯宴之诗云：“余之友侯齐彦，自其少时以篇章知名，得之者摭其华、咀其味而已。一旦出乐府十九篇，简而当，直而婉，惓惓而不伤，耿耿而不迫，其志在于转而上闻，非为取一时声名而已也。意气格力，盖余事耳。呜呼！庶几乎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者耶？使齐彦有列于朝，尽行其言，尊主庇民，其不为谄笑取容之语也必矣。诗以见志，余于是乎取之。”
《李泌辨》（卷四）是一篇论说文，通篇论唐代名相李泌，而以张良作陪衬：“无事则能治民，有急则能将帅，投之羽檄纷纠之中而不乱，用之饥馑师旅之后而不穷，凡此者，世之所谓才，而富贵之所归也。天下之大计，安危之至算，争于毫厘杪忽之间。如是而为利，如是而为害，思深而虑远，唯静者能之；官尊而禄厚，身安而名尊，有初而有终，惟无欲者得之。何则？人之智固如是也。畏心挠之，欲念汩之，惟静者能去其蔽。富贵人之所欲，而吾不以为事。果利害明而大计定，虽不求位，位将焉往？古之人以是二者而得之者，子房、李泌是也。”接着论述李泌与张良之异同，所同者二人皆冲虚寡欲：“泌之所慕者，冲虚而寡欲，正如子房辟谷导引之事耳。子房得黄石而祭之，至与之并葬，又欲从赤松子游，又可以为怪乎？”不同者，一为所处之世、所遇之君不同：
“子房得汉高帝以为君，适当与为秦、项并争之时，吞群雄而得天下，故子房之功，人不敢议。李泌出非其时，事非其君，入朝而邪慝见嫉，纳谏而君不尽从，故其功名不及子房。”二为处世态度不同，李泌“从容风议，皆事君之大节，经国之常道，料敌之奇计，安天下之远略，与夫骨肉之际，智者不能言，勇者不暇谋者也”；“子房不肯直谏，而泌数忤贵近”。像这样通过对比以论李泌，比单从正面论辩，更具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