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仍然可以把中间阶级当作是工人群体的一个部分，那么中间阶级的兴起，可以说令工人政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中间阶级是一个相对开放的阶级，它与职业阶层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并不排斥下层人民通过教育和职业跻身中间阶级的可能。这样一来，以中间阶级为主导的阶级社会，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本来意义的阶级社会所具有的封闭性特征，使之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次，中间阶级的存在，使阶级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格局。中间阶级处于国家与下层民众之间，充当了“平衡器”，它的存在能有效地保证民众免受国家的操控，同时避免国家被大众压力所左右。第三，中间阶级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在精神上相对保守、在组织上趋于稳定的社会力量，一个中间阶级占主导的社会往往是政治上十分稳定的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之中，利益冲突很少能上升到政治层面，它们往往停留在税收、社会福利和司法等政策层面的争执，政治斗争的焦点也从合法性问题转移到就业、抚养权、性别等问题上，社会矛盾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调解。
体力劳动者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中间阶级的崛起，使工人激进的政治力量被消解。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劳动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成熟，以及教育体系的发展，提高了国家整合各阶级利益的能力。劳工的呼声走向沉寂，零星的工人抗争引不起广泛的同情，更被限制在特定的政策框架之内加以调停。
整个西方世界仿佛沉湎于福利政策的“单向度”和平中，呼呼大睡。
第三节回归
我们返回到导言中所讨论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政治究竟走向了消逝，还是在更大范围内回归？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政治在二战后走向统合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实现大规模的全球化，资本全球转移的进程大大加快，原本属于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用列宁的话来说，资本家正是用剥削他国的利润来缓和本国的阶级矛盾，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工人贵族”，工人斗争偃旗息鼓，阶级斗争不再是一场内战，而是全球化了，演变为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斗争。列宁认为，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战争与革命势必成为２０世纪的主旋律。距离列宁发表他的预言已经近一个世纪，资本全球扩张的规模远非昔比，那么，金融资本的危机、工人政治的复兴是否指日可待呢？至少前者已经渐露端倪。从１９２９年“血洗”华尔街，到１９７０年代的石油危机，再到１９９８年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海啸，最近一次２００９年美国次贷危机，每一波全球金融资本危机爆发的时间间隔已经越来越短。
在全球化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阶级矛盾趋于缓和，西方知识界人士便形成一种错觉，以为阶级斗争已经“消逝”。但是这种以西方知识系谱为中心的理论根本就不成立。阶级斗争并未消失，它只是随着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而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了。制造业的全球大转移，在新兴工业国家这些“世界工厂”中造就了新的工人阶级，当然也带动了这些国家工人政治的发展。这就是贝弗利·西尔弗(Ｂｅｖｅｒｌｙ Ｓｉｌｖｅｒ）所说的“资本到哪里，劳资冲突就到哪里”(Ｓｉｌｖｅｒ，２００３）。从这一意义上，西方世界工人政治的绥靖反而是全球工人政治复兴的契机。
由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历的差异，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人政治呈现出与先行者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具有建构色彩，其与其说是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倒不如说是文化互动的结果。产业主义的解释对于阐明新兴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不够的，因为制造业的全球性转移并未造成工人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同样面临产业转型，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抗争不息，另外一些国家的工人则逆来顺受。不同民族国家的工人政治都深深烙上本民族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印记，工人阶级斗争的符号、动员组织方式甚至斗志皆存在显着差异。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具海根对韩国工人的研究。具着《韩国工人》一书揭示了韩国工人从激进到统合的征程，认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儒家文化传统、威权主义国家权力和资本三者共同反作用的结果。具海根指出：
韩国劳工斗争和阶级形成的经验……能够提供很多可以超越目前以欧洲为中心的阶级形成理论的东西……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并不仅仅是由生产关系形成的，而且还是由文化和政治权力从外部以及通过内部劳动关系而形成的。
(具海根，２００４：３）在具海根看来，正是韩国历史上独特的那种威权主义政治塑造了工人的抗争性，而工人的斗争传统也随着韩国政治的民主化而趋于消解。具海根言犹未尽之处在于，韩国走向民主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处理劳资冲突的国家能力的增长，工人政治的消退也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
其次，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人政治，相比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人政治更趋于复杂化。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人面对来自跨国资本、国家权力、全球市场、现代管理体系等多重权力网络（岳经纶，２０１１：３）的强制、压迫和霸权，正是这些网络构成了一个“总体”的资本主义权力再生产体系（多姆霍夫，２００９）。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更盛行身体控制，而晚期资本主义更强调劳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控制（布若威，２００８），那么，在新兴工业国家，资方则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这种“传统＋现代”的剥削方式，使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达到了空前残酷的程度。由于多重压制性力量的分割，工人的抗争不仅没有相应地走向“总体化”，反而有可能迷失方向，而呈现碎片化的特征。
国家在其中扮演了暧昧的角色（岳经纶，２００７：６）。诚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是被资本“绑架”的，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并且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经历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一直扮演资本的后援，是“资产阶级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现代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又使之成为协调劳资冲突的制度化力量。新兴工业国的国家机器却无力胜任这样的角色，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大多具有威权主义色彩，其统治的合法性过度依赖于经济绩效，也就是执政者得从经济持续增长中寻求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国家权力就要想方设法吸引和留住资本。留住资本的做法有很多，通过法治化而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就是其一，但这不适合于威权主义国家。威权主义的合理选择就是通过降低税率来吸引资本，通过强权来维护资本的收益，其代价就是减少工人的福利，由于掌握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盾，一旦工人起事，就强行镇压之。正因为如此，那些军人政权宰制的国家常常成为资本的天堂。这样一来，国家权力就无法向“调节者”过渡，相反与资本牢牢捆绑在一起，助纣为虐。这也是新兴工业国家的劳资冲突一触即发、最易于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处。
最后，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尽管面临多重压力，其抗争亦有碎片化之虞，但是全球化给工人政治带来的也不尽是负面影响。全球范围内工业公民权的兴起，为工人抗争提供了有效的意识形态论证和斗争工具。前已述及，工人的工业公民权其实是在劳资斗争中逐渐合法化的，时至全球化时代，工人集体结社、以整体名义来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业已成为工业化社会的共识，工人已经无须为权利本身的合法性顾虑重重。同样，尽管新兴工业国的国家角色之暧昧性，决定它不可能彻底有效地解决劳资冲突，但是它毕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劳动制度和劳动政策，使斗争的天平在某些时候略偏向于工人，甚至为工人抗争提供一些“制度缝隙”。
总而言之，随着制造业的全球转移，新兴工业国家中诞生了一批新的产业工人，他们将成为未来工人政治的主力军。
诚然，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人斗争仍然停留在利益诉求的阶段，这些国家爆发的工潮，似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潮并无二致，但应指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力劳动工人在政治上已经被边缘化，白领高科技工人在政治上则趋于保守，工潮与公共政治被成功隔离；但是在新兴工业国家，则呈现另一幅景象，工人抗争不是单纯挑战资本，更迫切的是向政府提出诉求，其常常成为挑战威权主义的导火索，存在引燃更大政治危机之可能性。庞大的工人群体，也常常成为各种政治力量青眼有加的动员对象。正是在此意义上，新兴工业国的工人阶级的成长、工人社会运动的发展，可以被认为是工人政治的复兴，而非西方国家绥靖主义在第三世界的简单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