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建立以来便培育了依靠福利制度的利益集团，它们根据福利制度如何运作来确定其利益，所以由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福利制度非但不可能被拆除，甚至对其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也是不容易的（埃斯平安德森，２０１０ｂ）。这里说的利益集团不只是指依靠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而且包括资产阶级，其理由有二：一是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的利益，就建立在政府花费在社会政策上的巨大的公共开支基础上的；二是投入在工人身上的福利虽然加重了生产的成本，但是当福利成为惯例之时就不可取消，维持福利自然难以提高生产效率，而取消福利就会对正常的生产造成损害，所以福利是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不可或缺的条件。
当前的福利制度的基本问题可能在于福利制度已经被“冻结化”了，这就是说福利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变迁所形成的新社会结构，所以福利制度的危机主要不是福利制度本身的危机，而是福利制度不能满足后工业社会福利需要的危机，因而福利制度在内容构成、覆盖阶层、提供方式、主导力量等方面确实应该进行改革。作为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的制度化形式，无论福利制度在未来经历怎样的冲击和进行怎样的改革，福利制度仍将伴随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一起延续下去，因为纵使福利影响了经济效率，然而经济效率背后唯一可信的理论依据则是经济效率会产生福利，故此，追求经济效率与产生福利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拆解的关联（埃斯平安德森，２０１０ｂ）。
第四节住宅
工业化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领域集中到工业领域，人口的集中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这不仅是说原来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涌进现有的城市使其规模膨胀，而且是指人口在工业基地聚集从而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城市。从西方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般进程来看，与工业化大生产相伴随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原先活跃在乡村的手工业在机器工业的挤压下逐渐破产，自由得只剩下劳动力的社会成员为谋生存只好到工厂中去赚取工资，但是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尚不可得，同时这微薄的工资由于就业不稳定而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涌进城市成为工人的社会成员是居无定所的。
工人的住宅问题长期以来处在政府政策关注的领域之外，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工人住宅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贫民窟是对工人阶级住宅状况的基本概括，贫民窟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现有城市中的贫民窟，另一类是新兴工业城市中的贫民窟。在伦敦等大城市，贫穷的工人往往聚集在繁华的大街后面，贫民窟基本上自发地形成在现有城市的剩余空间中，尽管贫穷阶级与富裕阶级各自聚居，但是在城市总体格局上贫穷与富裕还是杂居在一起，不同阶级的住宅布局并没有人的主观意志的规划或干预。在曼彻斯特等新型工业城市，工人阶级的住房被系统地排除在大街之外，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极严格地分开，如果不能公开地进行此种阶级分隔，那就将其掩盖在慈善的幌子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工人住宅出现两种类型当然与城市本身的形成时间有关，但同时也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安于“守夜人”的状态有关。在工业化之前就形成的城市已经具有自身的格局，除非国家承担起干预的职能对城市布局进行改造，否则涌进城市的工人就只能寻找现有格局中的空隙来建立贫民窟。
如果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和统治地位，那么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即使对工人阶级造成了再大的伤害也不会进入政府政策的范围。政府开始干预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公共卫生与健康，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工人聚居的贫民窟的环境是非常糟糕的，排水、清淤、收集垃圾等市政工作无从谈起，杂乱无章的住房布局严重地阻碍了通风，而且由于人数太多，工人家庭居住的房间远远不足，因此工人聚居的贫民窟是各种疾病滋生的温床和肆虐之地。社会生态环境长期处于病变状态，进而导致了瘟疫的爆发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城市社会的公共健康，在致人死命的疾病大肆流行之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获得“平等的权利”，于是关注和改善工人的住宅就成了政府政策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工人阶级的革命对政府关注工人阶级住宅产生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理解：一方面工人阶级发动武装起义时街垒战是基本的战斗形式，但是贫民窟的街道细小弯曲，此种城市地形在很大程度上给政府军队的镇压行动造成了不便，因此在工人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十分有必要对贫民窟进行整顿；另一方面阶级意识和社区网络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动员的有效手段，而且当工人阶级大规模地聚居在一起的时候，阶级意识和社区网络的动员效果便会叠加在一起，这将十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故而为了遏制工人阶级从事革命动员就必须在空间分布上对工人阶级进行分割和转移。顾尔德对法国工人阶级在巴黎发动的１８４８年革命和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比较研究，非常有力地诠释了工人阶级的住宅对其革命运动的多重影响，以及政府关于工人阶级住宅的政策对工人阶级革命的制约作用（Ｇｏｕｌｄ，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西方国家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工人聚居的贫民窟进行改造或者拆迁，整顿房屋布局以实现通风，修建道路、排水系统、垃圾收集站，同时对房屋内部的规格和房屋之间的规格进行统一规划（陆伟芳，２００９）。
除了对现有的工人住宅进行清理整顿之外，政府面对大量的工人住房缺口必须从事提供住房的工作，这就是说通过政府来提供保障型住房从而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或是提供资金直接建造住房，或是给房屋建造商提供资金补贴，或是直接给工人提供住房补贴。从西方国家住房政策的发展阶段来看，政府干预工人住宅问题的政策存在一个从“供方战略”到“需方战略”的转变过程，所谓“供方战略”就是给住房建造者提供补贴以刺激房屋的生产，所谓“需方战略”就是指给房屋的消费者提供补贴（竺乾威，２０１０）。住房政策战略的转移是与政府介入住房问题的目标密切相关的，当住房成为公共问题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时就意味着房屋存在很大的缺口，所以政府自然采取“供方策略”以刺激房屋的建造，而当住房不足问题得到缓解之后政府自然也要调整自己的角色，故而向“需方战略”转变好让市场在住房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解决工人住宅问题政策的转向，一方面意味着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人住房问题上取得了成效，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西方国家在住房政策上的成熟。
工人住房问题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基本的解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给各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浪潮中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住房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同所处的困境，尽管各国政府开始制订住房政策以图缓解住房问题，但是为了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来竞争全球资本，不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尚缺乏财力与能力来达成其政策的目标。由于各国城市化的政策不同，发展中国家所制定的住房政策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特别是中国的住房政策因为受到户籍政策的影响从而别具特色。中国的户籍政策将一批来自农村的工人排除在城市居民之外，即一些城市政府的住房政策并不考虑这些农民工而只关注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及其所属的企业建造了大量的住房提供给工人居住，市场化改革之后国家逐渐将住宅转变成工人的私有财产，与此同时国家大力推行商品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但这样做当前遇到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房价飞涨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
当西方国家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工人阶级住房问题之时，恩格斯曾参与到一场论战之中，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政策帮助工人在城市购买住房，因为工业化的革命后果之一就是剥夺了传统手工业时期工人在乡村的财产，实现了传统的手工业工人的无产阶级化，但是帮助工人在城市购买住房无异是取消工人阶级在革命道路上已经积累的成果，工人的住房问题只能在工人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下，通过没收全体房产然后重新分配加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恩格斯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坚决反对的情形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以更加严重的形式出现了，这就是在中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的宿舍劳动体制。宿舍劳动体制是在全球化的资本与中国农村丰富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制造的城乡分割使得农民工虽然进入了现代化的生产过程，在结构上成为新的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资格从而也就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的相应权益，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农民工只能是高度流动性的。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就是由企业来建造集体宿舍或者从地方政府手中租用集体宿舍从而为农民工提供暂时性的居住场所，“企业为其雇员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主要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任焰、潘毅，２００６）宿舍劳动体制奇妙地将城市与乡村结合在一起，它为工人提供了住宅但没有提供房屋的产权，它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投放到全球化的生产过程中使其成为产业工人，但是依然保留了工人同乡村的密切联系，阻止了其完全的无产阶级化。
概而论之，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开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议程，但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府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工人能够拥有住房是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显着提高的标志，然而住房需求也为资本提供了新的巨大的投资市场，因此不管政府采取何种住房政策，其实质终归不过是剩余价值再分配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