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渐进-妥协的发展道路，以英国为典型。英国是较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但在其后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总体上比较平稳，虽然期间也出现了诸如“宪章运动”等重大政治运动，但自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创立君主立宪制以后，这一政体一直延续下来。当然，在后来的时间里，英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很少是以暴力的方式或激烈革命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和平手段一点一滴地完成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英国的议会。当代英国的议会与１７、１８世纪时相比可谓大相径庭，虽然国王、上院、下院等主要结构未变，但君主已经彻底从实质性政治权力中淡出，不再干预政策过程，成为“虚位君主”，而议会成为政治权力的真正核心。这种局面的形成是英国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以及社会各阶层、集团诸种政治力量之间不断妥协、交易达成的结果。保留君主这一做法本身就表明了资产阶级与贵族相互妥协的做法。这种发展模式一般较为稳定，不存在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和破坏运动，主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断进行斗争和妥协，以达成互相认可的法律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共识，政治发展主要是在现代代议民主框架之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进行的。走这种发展道路除了英国以外，还包括瑞典、丹麦、挪威、芬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这种发展道路的特点还包括政治生活相对稳定，政体长期延续，尊重传统体制，先例和习惯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等原英国殖民地国家，大体上走的也是这一道路，但美国与英国略有不同的是，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历史，政治发展较少受传统的影响而更具原创性，其基本政治制度是通过宪法得以确立的。
第二种是激进-革命的发展道路，以法国为典型。法国自１７８９年大革命后，又经历了多次起义、暴乱和革命，政局极不稳定，政治体制缺少连续性。与英国宪政体制在形式上基本保持延续性不同，法国从１７８９年以来颁布了十七部宪法，政体形式变化不定。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后建立了第一共和国，后由拿破仑政变在１８０４年建立了第一帝国。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于１８１４年复辟，１８３0年七月革命再次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了“七月王朝”，其后１８４８年革命后法国建立了第二共和国。１８５２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又建立了第二帝国。１８７0年普法战争后，人民起义推翻了波拿巴的统治建立了第三共和国。二次大战后第四共和国应运而生，但政局相当不稳定，在１９４５年以后的１３年里更换了２５位总理。戴高乐于１９５８年重新上台，建立了第五共和国。
可见，法国的政治发展主要是在革命和暴力中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政治发展的道路极不稳定。这种政治发展的模式主要是依靠革命和暴力在政治生活中的颠覆性效果来实现对体制和政权的更替。法国出现激进主义的发展路径并非偶然，这从１７８９年大革命以后革命力量的不断分裂瓦解过程中得到体现：
从斐扬派的失势到吉伦特派的被清洗，再到忿激派被铲除，最后到雅各宾派内部的分裂和清洗，政治上越来越激进，暴力方式的运用也越频繁，革命力量也越来越遭到削弱。这种激进-革命的方式使法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了波折和戏剧性，政治形式也在左右之间摇摆嬗变，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几次反复，在革命与反动的一再较量中才最后完成。通常，政治激进主义的思维假定政治生活的发展只有当一种新制度和新政权替代旧制度和旧政权时才能实现，政治发展只能以制度和政权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为标志。而旧制度和旧政权不会在历史进程中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因此，政治发展只有采取革命和暴力的方式，新政治形式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较量中才能最终完成。与法国的激进-革命式发展道路相似的还有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的政治发展。俄国历史上的政治发展也属于这一类型，只是到２0世纪其革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种是保守-改良的发展道路，以德国为典型。与英国、法国相比，德国的政治发展步履维艰，姗姗来迟。当１５到１９世纪英法两国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并开始民主化的进程时，德国仍陷于严重的诸侯割据的封建泥沼之中，全德国有３０0个诸侯国，包括７个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和２００多个小诸侯，另外还有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他们各自为政，壁垒森严，不仅在政治上对内不能统一，对外不能独立，而且也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由于市场分割，仅货币就有上千种，这使德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远远落后于英法。１９世纪的德国，在英、法等国示范效应的强大压力下，不仅面临着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因而德国的政治发展与英法历史上相比更为艰难。德国的资产阶级在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的形势下想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但没有成功，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使其很难走法国式的道路。同时，由于德国发展落后，又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局面，在１９世纪它很难像英国那样通过缓慢的渐进方式进行其政治发展的历程，而且也不具备走英国式道路的条件。于是，德国走上了通过王朝战争和强硬统治自上而下实现国家统一的保守主义道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执政后，于１８６２年任用了容克政治家俾斯麦。俾斯麦以其“铁血政策”，在连续的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军事胜利中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于１８７１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并在其后短短的几年中实现了司法统一、货币统一、行政统一和市场统一。俾斯麦还通过内部改良，满足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并在１８８３-１８８９年实行福利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工人提供病、老、伤、残社会保险的国家。只是，由于德国的政治发展依靠的是保守的国家主义力量，民主化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使其走上了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魏玛共和国的夭折、希特勒的上台和二次大战的劫难，最后联邦德国在盟军占领下才完成了民主化的任务。除了德国以外，日本、意大利等国在进入近代政治发展的历程时也显得远为落后，不仅在时间上滞后于英法等国，而且面临着来自外部政治现代化示范效应的压力。这些国家同时面临着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这就决定了它们无法像英国那样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政治发展，也不能像法国那样通过革命和暴力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因此，这些国家采取了改良主义的保守道路，通过政治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对原有的制度在保存其实质的前提下进行逐步调整和改进，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以此来实现政治发展的目标。
大体上，由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不同，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形成了渐进-妥协、激进-革命和保守-改良的三种道路。如果说保守-改良的道路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实现政治发展的模式，而激进-革命的道路基本上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力量推进政治发展的模式，那么渐进-妥协就是一种上下力量互动的发展模式。
（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
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一批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大体上有两种成因：一种是２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独立运动以后开始本民族或民族联合体的国家建设；另一种是二战后随国际局势变化通过革命的方式取得民族解放。一般所说的政治发展问题主要集中在二战以后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潮流的过程。
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总体特征表现为后发性。
首先，发展中国家由于启动政治发展的时期较晚，面临着时间和问题的巨大压力。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发轫于１６世纪，到目前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经历了王权专制、民主化和福利化时代的嬗变。这一过程主要由社会力量自发驱动生长，在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个别地出现，并一个一个地分别得到解决，且每解决一个问题均有充裕的时间，很少受到其他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而后发国家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它们必须把西方历史上依次出现的若干时代压缩为一个时代，需要同时解决上述所有问题。正如Ｇ·阿尔蒙德指出，当今世界的国家建设同时处在相互冲突的要求所造成的压力之下，“集权的需要与分权的要求相冲突；提取资源与经济增长及进行投资的需要又与增加福利的要求相冲突。在当代世界中，一个有效的国家建设战略，必须设法调解政治集权与分权、经济增长与分配之间的这些冲突。”①其次，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是一种被动型政治发展，即由于在现代化的历史上属于晚来者而不得不具有某些特殊的发展逻辑。被动发展意味着缺乏自主的发展。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在历史上先行一步，故这些国家的发展经历在发展目标、方向、路径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因早期国家的成功先例而使发展中国家多少自觉或不自觉地仿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进行自己的发展历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西方民主制建立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扩大政治参与等。这也是早期现代化理论主张“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被动发展的另一层含义体现在现代化理论的后来者们提出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中。与早期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背景不同，西方国家是自主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处在一个国际社会的背景之下，处于整个国际依附或依存体系中。这种依附、依存关系的存在使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显得脆弱、不稳定，往往易受国际、地区性政治局势、经济局势的变动而变动，政治发展进程缓慢，缺乏自主性。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等也对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起点一般都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展开的，这些国家在国家地位、主权独立等方面曾受到巨大的冲击，这对独立后的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等也在其中产生一定影响。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存在一定的有利因素。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等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主导作用很明显。在西方社会，代议制民主出现以前，社会的生长发育如工业化、都市化早已出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对民主政治的建构，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着政治体系与整个社会体系的同时发展，而且由于这些社会的传统性较强、分化程度较低以及广大社会阶层的内在现代化推动力较弱，因此必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主的干预性过程，政权为促进和调节社会动员而采取的政策，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这些社会首先需要进行国家建设，建立有效的政府机构，从而大规模地进行民众动员，调动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较快地推动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发展中国家最明显的所谓后发优势，体现为其借鉴性的特点。早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盲目性，在探寻适合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国家的军事化、殖民化道路就是这种代价的一种曲折反映。这在后发国家中得以避免。
在政治发展的目标、方向上，后发国家可以参考早发国家，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体系。尤其能体现后发优势的是，早发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机制、治理技术，成为后发国家迅速建立稳定有效的政治体系，发挥应有功能的参考条件，例如西方体制结构中的文官科层制、权力结构内部的有效制约与监督、法律对公民权利的广泛赋予和保障等。这些制度、技术的可借鉴性，使后发国家大大减少了政治发展的创新成本和统治成本，从而使有限的政治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分配与运用。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社会动乱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军事政变接连不断，领导人物推行专断强权政策，政府官员肆无忌惮地贪污腐化，公民权利和自由毫无保障，政治团体和政党相互对立，立法、司法机关缺乏权威等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因而也引起了发展学者的广泛注意。与经济上的不发达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政治问题通常被称为“政治欠发展”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