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河（弱水）流域曾作过考古调查和试掘。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鼎新）约250公里之间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约60公里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鄣堡亭燧，并在其遗址中总计约发现10200枚左右竹简。这些竹简现藏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其经过详载于《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一书。这次出简较多的地点，有宗间阿玛、破城子、瓦因托尼、博罗松治、布肯托尼、查科尔贴、金关、地湾、大湾等。
1972年秋，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等单位组成的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居延海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年和1974年夏秋季，对金关、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三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获得汉简两万余枚。其中在金关遗址范围内，共开探方37个，出土简牍11577枚；在破城子出土竹简7865枚；甲渠第四燧出土竹简195枚。这批竹简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另外，1976年夏秋又在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进行了调查。
1986年对地湾进行发掘，开探方20多个，共获得汉简千余枚，绝大多数已残破不全，十分遗憾。
1999年秋，以内蒙古考古所副所长魏坚为首的考古人员经过三年的工作，在甲渠侯关和一系列烽燧中发现500多枚汉简和数百件其他文物。此次发掘的后续工作至今还在进行。
在以上的四次发掘中，除出土简牍外，还发现并出土了弓、箭、转射、仓印、货币、木板画等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有一件棨信比较重要，信为红色织物，上方缀系，墨笔篆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它可能既是通行关禁的证件，又是高级官吏的一种标识。
居延出土的汉简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很少，就形状尺寸而言，有简（扎）、两行、牍、检、符、觚、签、册、椠、檄、过所、削衣等几种。
这些简册，有的是在废弃前还在使用的文书，有的出土就连缀成册，有的编绳虽已腐朽但仍保持原来的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有的则是散落在各处需要分类整理的。
简册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记载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而且保存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文献资料，涉及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
经过初步整理，在简册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关于居延屯戍文书档案，而且此类简册占完整的文书也最多。
屯戍内容的简册，记载的屯戍制度非常完善，规定得详尽而灵活，尤其着重于传递速度，各亭燧间的相互配合，组成一个高效率的警戒通讯体系。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烽火制度、恢复居延都尉塞防的结构，了解整个居延军事系统的组织、纪律及运筹指挥等，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例如建武初年“塞上烽火品”的17枚，简长38.5厘米，其中在16枚简首部标小圆点，尾简署标题。此简册记载的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珍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位置、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等。
另外，居延汉简也有许多关于屯田方面的简牍。这有利于我们对当时屯田制度的认识。
其二是登记和统计各种名籍和兵器、奉廪、钱粮簿等的簿籍。名籍类有史卒名籍、卒家属名籍、吏卒廪名籍、卒家属廪名籍等，还有专门记录吏卒日常工作的“作簿”和“日迹簿”等。
例如，出土的“骑士名籍”62枚，上中下三排横写，按军营编队，分别登记一百余名骑士的姓名、职务和籍贯。除名籍外，还有统计各亭燧军事装备情况的“守御器簿”、“折伤兵簿”和“戍卒被簿”；有记出纳钱财和粮谷的“出入簿”或“食薄”等；有“驿马名籍”和“驿马阅具簿”，在侯官治所还有所谓“诣官簿”，即其下属各亭燧士吏诣官办事的登记簿；在关卡遗址中还出土有吏民出入关的登记簿和过所、符传等。这些簿籍都各有书写格式，按规定的内容填写。
其三是爰书。颜师古曰：“爰，换也，以文书代换其口辞也。”爱书简册，体现的是一份刑狱诉讼程序。据《汉书·张汤传》记载，当时的刑讼程序是劫、掠治、传爰书、鞫讯、论报、具狱。居延遗址着名的爰书是在甲渠侯官第22号房址内出土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共出土简册36枚，第36号是此档案的标签。
据时间、内容、简制等判断，这是关于甲渠候粟君与客民寇恩诉讼之事的部分存档材料。包括爰书、都乡啬夫报告和居延县所下公文。前二份爰书是寇恩的口供记录。根据口供，甲渠候粟君雇寇恩到解得替他去卖鱼，约定出卖5000条鱼，要价40万行钱，并用一头黑公牛和27石谷作为雇工费。到了解得，寇恩卖鱼不足40万，他便把黑公牛卖了凑成32万付粟君妻业，还欠8万。回来后，寇恩用粟君雇他的儿子捕鱼的工钱20石谷相抵。照理说，粟君还应该还给寇恩相抵余款。可是粟君却告到居延县迁、都尉府，诬说寇恩卖了借给他的牛不赔偿。上级要求查明此事，都乡啬夫便把两次口供上报，再由居延县批转。“责寇恩事”册，对刑讼程序的前三项记载的非常完善。这样一份较完整，描述详尽的治狱材料，是极难得的。仅就治狱制度来说，它提供了一份基本完全的县廷鞫讯治罪的具体过程的资料，为研究汉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居延汉简所出述及狱讼事的简牍不少，但由于简册的散乱、残缺，过去往往不能将其内容理解清楚，现在找到了这样完整的材料，也必将大大有助于同类简牍的整理研究。
其四是官吏任免、军纪赏罚等公文、公事，此类简册包括官吏的上任、罢免；修建土木工程等的项目、规格、用料、人数；坐罪行罚的檄书及各种碟书、律令、品约、劾状等等。其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
第二大类是关于政策法令和重要事件的简册。此类简册很多，有武帝的儿子刘胥集团的阴谋篡权事，有窦融的功绩事，有桑弘羊任大司农以后制定的赎罪令。还有王莽时期关于更改官制、改长安名称和五均平准等事。
第三大类是纪年简。纪年的简册数量比较多，记载了武帝的几个年号有元朔元年、元狩四年、元汉二年、太始二年、征和三年、后元元年等。昭帝到王莽时期的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宣帝时的最多。王莽到建武初，年号记载则较紊乱。这正好反映了当时农民起义等社会形势和政治动荡的状态。
除了纪年号外，此类简册还记日、记时，这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历法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除了以上三类简册外，还有很多。例如，出土的“相利善剑刀”，是一篇鉴别刀剑优劣的专着，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佚书《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其他还有《九九术》、《急就篇》、《论语》等着述残简。出土的居延医简，不论是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还是丸、散、丹、剂等治疗药物配剂，都能从中查到实例，使我们得知当时人们的病情，对中医学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资料。另外还有关于历书、干支表、天文星象、星位、日食、地理等方面的简册。居延简续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使用简续上自春秋战国，下至魏晋唐宋，长达一千余年。从居延出土的简牍来看，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书法已基本趋于成熟。从点画到结构，从简白到行气都极其讲究。工整的隶书端庄谨严，笔笔不苟，飘逸俊秀；而大量章草简册，用笔自然简洁，运转流畅，衔接自然。这些简册多为下级小吏所书，由此可见当时书法的整体水平是很高的。简牍书法几种字体各具特色，笔姿精妙，古雅典丽，实为中国书法史上的辉煌篇章，对其观摩研究，势必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的繁荣。
居延汉简从第一次被发现一直到现在，人们对它的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而且，随着居延汉简进一步的分类整理和考古发掘，人们对它的研究正日益深入。
总括过去，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大体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地考释简文，第二阶段基本上是结合简文作历史考证，第三阶段是结合简册的出土地点、类型、内容，从屯戍档案等角度做全面的分析。随着居延汉简的进一步的分类整理和考古发掘，人们对它的研究正日益深入。例如，李振宏、孙英民先生着《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一书，是以人名作系联而进行研究的。罗先文先生的《（居延汉简）“病名籍”简发徽》则是从医疗制度方面来进行专题的研究。
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铜车马
秦始皇陵位于临潼市郊外，经测定，陵园的建筑面积212.95万平方米。秦始皇的地宫在陵园偏南的地方，为一高大的坟丘，呈三级阶梯状，坟丘现存的高度为76米。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建筑高度要比现在高出40多米。可见当年秦始皇陵何其雄伟壮观，简直可与埃及古王国的金字塔媲美。秦始皇陵的外围有两重，均为南北长方形。科学家们对秦始皇陵附近的土壤测定的结果证明这一带的土壤中汞的含量非常之高，说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但是，从对文物古迹保护的角度看，今后是否需要全面发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
1974年临潼县（现在的临潼市）宴寨乡西杨村的农民在秦始皇陵墓东侧打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陶俑的碎片和钢铁、弩机等。他们将搜到的陶片经过拼兑修复，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些和真人大小相仿的秦俑。此后，新的发现越来越多，发掘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经国务院批准，于1978年成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以便长期从事发掘和研究。此发掘至今仍然在进行中。
到目前为止，发现并且确认的秦始皇兵马俑坑一共有4个。1号坑规模最大，长宽各在220米左右，总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另外还有一个4号坑，是一个未完成的坑。
这4个俑坑中的陶俑的安放是有一定顺序的。如1号坑内。编排的方式分为纵队和横队，坑的东端纵排三路，每路68人，共204人，这是一支使用远射程兵器（弩）、身着轻装的先锋队，其后是四匹马拉的战车，再后面是手执戈、矛、戟等武器，身穿铠甲或者战袍的士兵，四人一排，长达80列，西面有四排部队殿后。整个排列井然有序气势磅礴。
根据推测，1号坑埋藏了大约6000个兵马俑，以步兵为主，呈长方形军阵。2号坑在1号坑的北侧，坑的平面呈曲尺形，由弩兵、骑兵、战车和徒卒混编，这些队伍可以分成4个独立部分，这4个独立部分又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大方阵。3号坑在1号坑的西北，平面呈“凹”字形，由车马房和厢房组成，是整个军阵的统帅部。未完成的4号坑位于2、3号坑之间。
出土的陶俑的铸造原形应当是当时的秦代将士，其身高均在1.78米到1.96米之间。这说明当时对士兵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马匹高度为1.5米，长2米左右，和现实中的马一样。
出土的陶俑并非一个模子制作，而是一个一个单独塑造的。这些陶俑不仅年龄有别，而且相貌各异，表情丰富，栩栩如生。有的面带笑容，有的严肃谨慎，也有的眺望远方。从穿着打扮上看，有将校军官，也有普通士兵。有只穿战袍者，也有在战袍外加铠甲者。在殉葬马的前面有跪坐俑，他们是管理马厩的人。另外有立射者、牵马者、驾车者。从陶俑手上留有的洞看，士兵们大都握有武器，只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这些木质的武器已经不存在了。
一次出土这么多陶俑，不仅在我国是首次，在世界上也是仅有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迹”，并不比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名胜有丝毫逊色。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再一次地被世界人民所称颂。
出土的这些兵马俑不仅向人们展示了秦代的军事制度、作战出征的场面，而且展现了当时的物质生活、人们的束装、建筑和工艺水平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真实情景，是研究秦代社会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1980年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了两辆用青铜制作、以四匹马拉的战车，大小为真车马的1/2。其中一辆战车为立车、单辕双轮，车厢为横长方形，车门在车厢的后面，车上为圆形的铜伞，伞下站着御官，双手驭车，前驾4匹马。另外一辆为安车，也是单辕双轮。车厢为前后两室，二者之间有窗，前室是驭官驾车的地方。四周有厢板，两侧有窗，上车的门在后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体上绘有彩色纹样。车马均有大量金银装饰。这两辆铜车马都是事先铸造成形，然后经过细部加工的，工艺水平相当高。铜马身上璎珞和链条用的铜丝直径仅半个毫米左右，有的更细。据推测，铜车马坑可能只是秦始皇陵陪葬坑组成的一部分。
金字塔里的法老
来到埃及，你立即会被一种金字塔文化包围。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埃及人都在不停地向我们介绍金字塔，介绍它的历史、现状，它的价值、影响，仿佛埃及只有金字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