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是因为金融不发达吗？中国人自古就缺少科学精神吗？清教精神与“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令人不安的是普通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富有”二字似乎越来越远。“奴”和“被”这两个字倒是成为不少人的写照，“被代表”、“被平均”的“房奴”、“卡奴”、“孩奴”们的怨气可想而知。更令人不安的是，连成为某种“奴”都求之不得者的戾气在虚拟与现实的空间里积聚、徘徊……
为今之计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分析问题求得共识，中策是尽量“维稳”推迟崩盘，下策是“砸烂一切”。本书就是探求共识之作。
中国的自然条件适于农耕文明，该文明可以承载大量的人口，并提供相对安逸的生活，但需要“大政府”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所以，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都没有跳出王朝更迭的“死循环”，直到被足以亡国灭种的外力打破。在自然条件迥异的欧洲，君王只能与教会“狼狈为奸”分享权力。神权统治的极度严酷和贪得无厌，招致“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面清算。其后，被改头换面的“新教”又成为新兴工商势力反抗君权的精神武器。
1840年以来的经历不堪回首，今天中华民族早已远离“最危急的时刻”并且日益强大、富裕了起来，但落后挨打的根源没有找到总是让人不安。中国为什么从绝对领先变为极度落后？古老的文化传统能支持中华民族从追赶者变为领跑者吗？更直白地说，是不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中潜藏着某种不治之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神速进步是否已经无法延续？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不是难以甩掉的包袱？
谁说中国人缺乏自省意识，谁说我们保守固执，一百五十年来国人从没有停止过反思并且勇于试错，流血漂杵也在所不惜，只要能让中国富强，虽九死而不悔。康有为的改良之路不通，孙中山率众终结了千年帝制；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数千万生命换来民主建国；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我们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厄运；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制造冠绝全球……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不过一百七十年，只相当于清朝寿命的一半，与夏、商、周跨越的时间更是无法相比。尽管代价惨痛，我们还是应为一百多年来的进步感到欣慰。
一百多年来，聪明好学的中国人一直在寻找导师。日本维新、英美立宪、苏俄革命都曾被我们借鉴。改革之初，首批走出国门者肯定深受刺激。在国内，不要说缺衣少食、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的农村，当时的城里人吃块豆腐都要凭票、排队，而且还得等到年节才有供应。文艺作品里的好市长就是让市民吃到豆腐。而美国超市里是什么景象：人高马大的“老外”推着购物车，在商品的海洋里随意抓取，潇洒地刷卡付账，然后开着后备箱塞满货物的私家车驰往带花园的House……“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这样的宣传顿时显得苍白。20世纪80年代，武克钢1①第一次走出国门时去的是新加坡，那里的繁荣、进步让一行人震惊，一致认为“五十年以后中国也没有城市能达到新加坡的水平”。也难怪当年有那么多人舍死忘生、不择手段地争取留在海外。人生苦短呀，改变不了国家就改变自己的命运吧！但也有许多人回来了，他们心中深藏着这样的梦想：让美国的今天成为中国的明天。我们应当感谢他们，三十年后再也不会有国人在美国超市被“洗脑”了，倒是华人在奢侈品店“扫货”的场面可以给洋人“洗头”了。
但是这一代人也有鲜明的历史局限，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基本来自“批林、批孔”运动，“三纲五常”、“中庸之道”在他们脑海里是一堆“四旧”、破烂货。欧美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令“老海龟”倾倒，成为自由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全盘照搬，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新生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80后、90后）没体验过计划经济、没来得及看世界，是初入经济社会的“菜鸟级”玩家。享受着市场经济果实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是充满矛盾的一代：一面朦胧地羡慕大锅饭、低物价、包分配、分房子，却决不可能忍受领几十元月薪、“排队”到三四十岁才“抢”到筒子楼里的一间房，在楼道里用煤球炉做饭，只能使用公用水房和卫生间……“老海龟”非富即贵，“新生代”人多势众。前者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在公众右耳畔不厌其烦地鼓吹自由化、放松管制、国际惯例，后者则像牛魔王一样在人们的左耳畔吼天骂地。
其实，“老海龟”与“新生代”都是有良知的、爱国的，但缺少的是共识。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正如一百五十年前美国的北方和南方，北方人从星空中读到天赋人权的神圣，南方人读到的则是奴隶制的天经地义。
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已在持续一二十年的高增长中被耗尽，只有进一步的变革才能为更加宏伟的大厦构筑起制度的基石。另外，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模仿秀”也已触碰到资源瓶颈，小小的地球承受不了十几亿人过上美式生活。也就是说，中国发展的模式及目标都需要大幅修正。奥马巴声言美国不做二流国家，中国走模仿之路到头也就是个“小二”，值吗？
下面，让我们从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原因的几种假说开始。
一、落后的金融是原因吗
从技术层面找原因总是相对容易些，最近流行的一种说法将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于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代表人物是陈志武教授。封建政府只知一味往国库里存钱，明末国库藏银1300万两，乾隆朝鼎盛时期达到7000万两。不仅是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也都大量藏金，而英、法、西、荷、意、美等列强的政府都负债累累。结果却是擅长攒钱的一败涂地，大胆亏空的横行世界……其实，执此观点的金融专家只是说对了现象而没有揭示本质。
几百年前，金银是流通货币。政府大量囤积金银与今天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异曲同工，都是在收紧银根。相反，美英等国政府的国债本质上是有价证券，是可以交易、流通的，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货币的功能，政府的借贷行为反而向实体经济注入了流动性。世界上最早的证券交易所里主要的品种就是国债。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规范的上市公司出现之前，政府是唯一具备足够信誉的证券发行主体。另外，国债持有者只有到期才能拿回本利，如果中途需要用钱就得寻求变现。而资金富裕者也愿意折价购买没有到期的国债，以便从中牟利。所以，当国债发行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自发形成交易市场。有意思的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证券玩家，比如上海的“杨百万”也是从收购“国库券”起步的。
从金融角度来看，中外之间呈现两正两反的对应关系。第一对是清王朝不能像英、美政府那样融到充足的资金来发展经济、增强武力。这是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第二对是清政府囤积的金银收紧了市场的流动性，而英美的国债却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战败赔款及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造成的巨大财政危机，使通货紧缩更加严重。如果把清王朝覆灭这事儿比喻为一张纸，正面是政治垮台，背面则是经济破产。
陈志武教授摆对了现象：“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民主富强”，但却搞错了因果。如果真的那么简单，清政府只要大力发展金融，到处借钱就能够改变四万万人的命运！更有意思的是，陈志武教授还认为靠借钱度日的政府对民众自然低声下气，国库充实的国家当然不会搞民主。也难怪，金融专家不由自主地把金融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
其实清政府很想发行国债，而且还真的发行了几次。但按照封建礼教“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债的发行者和持有者为主仆关系，谈何契约精神？主子为钱发愁，这叫主忧臣辱，奴才自当将家财献上为主分忧。退一步说，就算钱是“借”的，奴才何敢要利息？如果主子连本金都还不上，臣子敢催债让皇上难堪吗？那可就用上“主辱臣死”这句话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结果，清政府想效法英、美发行的国债异化为强制捐献和变相“卖官”，结果是一地鸡毛。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赔款的巨大压力下，仓促发行首轮国债。而且自作聪明地给予认购一万两以上者封赐虚衔，最后只筹到1000多万两银子。四年后，又发行一亿两十年期国债，自亲王以下纷纷“认捐”表示效忠，得到破格提拔者不计其数。这也罢了，官员们不仅自己“捐”钱，还为捞取“政绩”在治下大行摊派、勒索，搞得民怨沸腾。折腾了半天还是只筹到白银1000多万两。可见，清政府不是不想借，而是没法借。后来，清政府倒是从西方列强那里借了不少债。但人家一不是你的奴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将本求利；二用你的海关收入做抵押；三有坚船利炮为依托不怕你赖账。所以说，自由、平等、尊重私人财产的社会环境是发展金融的基础条件。
战败赔款造成的通货紧缩进一步伤害了中国本已脆弱的经济肌体。既然发行国债行不通，清政府为何不像格林斯潘那样发行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不是宋朝时就在中国出现了吗？其中的道理与国债难以发行是一样的。如果纸币由政府发行，持有者就是发行者的债权人并且有权力随时要求兑换贵金属（币）。拿着钱庄的银票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兑换，拿着皇上发的纸币，要求兑换金、银，官府不给兑换怎么办？其实，中国人不仅发明了纸币，而且迅速进入纸币的高级阶段——信用货币。宋朝政府滥发纸币的力度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谁说中国人只会发明火药和饺子？中国人在金融方面的创新能力也冠绝全世界。但在封建专治下，金融创新如果没有胎死腹中，就只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损害与动荡。
说到清朝末年的中国金融倒也出现过局部的“繁荣”，那就是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盛极一时。但因清政府根本无力监管，白白让洋人从本来就不富裕的中国抽走数千万两白银，投入什么“南洋橡胶园”之类的鬼生意。
所以说，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是封建专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英、法皇权衰落，美国根本没有皇权，所以金融业才能发展起来。而在封建专制下，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发达的金融体系。英、美政府不是因为借了钱而低声下气，而是因为低声下气才借得到钱，亚洲诸国不是因为金融不发达而专制，而是因为专制发展不了金融。金融的力量不小，但制度的力量更大！
二、缺乏科学精神是原因吗
还有一种流传更广、流传时间更久的说法：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其实，在人类探索科学真理的早期，不仅“科学”与“技术”无法区分，就连“科学”与“迷信”也常常混为一谈。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理后认为是神授，斩百头牛祭祀，故该定理又称“百牛定理”。更有甚者，毕达哥拉斯学派具有极为浓厚的神秘宗教色彩，门徒要宣誓守秘并终身不能背叛师祖。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学生希帕索斯发现了无理数，打破了老师“宇宙万物皆为整数与整数之比”的信条，居然因此丢掉了性命！毕达哥拉斯的“科学精神”何在？
中国在商代就发现“勾三、股四、弦五”。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的惊慌失措不同，中国人坦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三国时代的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中提出无理数的概念（作者称之为“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虽然没有严格证明更没有进一步形成系统的理论，但说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科学精神”比中国刘徽强就很可笑了。刘徽怎么说也是位可敬的学者，毕达哥拉斯在今天足以被定性为“邪教”。拿个勾股定理装神弄鬼，又是杀牛又是杀人，还不够邪吗？
科学与技术都源自人类的创造力。技术常常是冰山之一角，科学则是海平面下巨大的山体。没人会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只用技术，背后没有科学做基础。每个民族创造力的侧重点或许有些差别，比如日本可以造出世界一流的电器和汽车，但除了方便面几乎没有发明任何一种全新的产品，在基础科学方面的建树更是远逊于美国。当然，日本人在模仿的基础上实现品质上的超越和资源的节约也是了不起的创造。比如录像机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早期的录像机要100万美元一套，连规模不大的电视台都买不起。后来，日本人匪夷所思地造出成本只有几千美元的录像机，并且价格还一再压低。真正做到了“把电器卖得像水一样便宜”。
中国人可以说兼具美国和日本的长处。李冰父子修“都江堰”不可能没有几何、流体力学、工程学等深厚、完备的科学知识为基础。而且这些科学知识肯定是中国人原创，绝非从欧几里得和毕达哥拉斯那里“泊来”！近十年来，越来越惊人的“中国价格”，即使剔除劳动力成本超低这个因素，仍然可以让日本人望尘莫及。
对中国科学素质最极端的误解在医学领域，认为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完全是些散乱的经验和玄学的胡说八道。废除中医教学，禁止中医疗法的呼声起起落落从未完全消散。暂且不说“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新千年还出现过一轮贬损中医的声浪。
那么西方人自古以来享受了什么优于中国人的、“科学”的医疗待遇呢？放血，曾被西方当做包治百病的疗法施行了三千多年，到19世纪仍然盛行。甚至到20世纪还被用于治疗肺炎！西方的理发店一般兼营放血，沾血的布条被挂在门口做幌子，今天发廊门口的霓虹灯就是血布条的“升级版”。英语中“理发店”（Barbershop中“bar”这个词根是“彩色旗帜”的意思，无疑指代着血染的布条）这个词还留有“血腥”。失血使人感到虚弱、昏昏欲睡，除了心理作用之外还迫使病人卧床静养，如能康复完全是因为命大。在多数情况下放血相当于谋杀，帝王将相也无从幸免。法国皇帝路易十五放干身上的血仍然死于天花，华盛顿仅因为喉咙微痛先后被随从、私人医生和“国宝级名医”放掉身体里一半的血！两千多年前的关羽身中毒箭能接受“刮骨疗毒”，还享用口服麻药“麻沸散”。如果说华佗神迹有夸大的成分，那普通的乡间郎中依《汤头歌诀》治个头痛脑热还是不成问题的，甚至牛马有疾也能得到有效的医治。也就是说，在19世纪之前的数千年间，西方人“享受”的“医疗”水准，包括法国君主、美国国父，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平民百姓！
可以说，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三、宗教信仰是原因吗
对落后挨打最“深刻”的反思认为中国缺乏“好的”宗教信仰，连今天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其实，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位康圣人明白中国不可能立基督教为国教。于是，他试图力挺儒家思想为宗教以改良社会。当时儒家思想正饱受质疑，康有为的倒行逆施几乎让自己身败名裂，不合时宜的拔高令“孔孟之道”倍加蒙羞。本想将孔子神化的康有为，却诱发了儒家思想近一个世纪的“被垃圾”。
工商文明与宗教的渊源的确极深，但却不像精英们想象得那么“浪漫”。
天下的政府与各自管辖的民众总是匹配的，否则迟早会被推翻，正所谓“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古今中外的政体都是人民的选择，即便是独裁专制政体也是如此。比如封建专制，皇帝不过是个“孤家寡人”，凭什么发号施令？都不听他的不就完了！希特勒不过是个奥地利小个子，“元首”的权威从何谈起？
不同种族的确存在个性差异，但政治体制选择的主要依据还是经济基础。亚里士多德曾夸口：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而不起来叛乱。但在他去世近两千年后，托马斯·费尔默在1680年发表的《族长制》中仍然坚信“帝王的神权”是“自然的权利”，“可以支配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与中国的“君权神授”论有多大区别？照这条路走下去，当然不可能孕育出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与费尔默的奴颜婢膝相比，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奴性何在？
可以这样说，“君权神授”与“天赋人权”两种选择都曾摆在东方人和西方人面前，决定最终结果的还是经济基础。欧洲以游牧为主的自然经济模式与中国的纯农耕模式不同。游牧民族流动着追逐水草，产品交换发达。就社会整体而言，贸易、远航、探险与征服都是必需的。游牧民族的君主专制从根本上缺乏牢固的政治、经济及物质基础。所以，欧州的君王们对宗教的借重远胜于中国皇帝。当一部分民众“先富起来”以后，不甘心受制于人，便也从宗教角度寻求“维权”的理论依据。基督教原本就是“穷人的宗教”，诞生千年以后又被“修正”出这样的教义：上帝指给你致富之道（上帝当然不会让你伤害自己或其他人的灵魂），不尊从就是拒绝做上帝的仆人。既然是“奉旨发财”，当然可以享有财富，君王无权干涉上帝的赐予！压迫者（指不开明的君王）是反上帝的，是恶魔的代理人……托马斯·费尔默洞若观火地写到：
“人生来就有天赋的自由，不该受任何压制，并且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任何一个人统治其他人的权力，最终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授与……”这种说法因豪爽地把自由给予最微贱的人而被到处热切地欢迎。这些理论首先在神学院产生，后来受到教皇拥护者的纵容……那帮阴险的神学家，一心要把国王置于教皇之下。他们认为最妥当的办法是把人民提高到国王之上。
国王在民众之下，而教会在民众之上，国王不就是教会的“孙子”了！？费尔默的阴谋论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观念的确是神权为对抗君权而最早被提出来的。让无数精英羡慕的“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确实源于宗教，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名论点是：清教徒思想（Protestantism）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2年，800位实业家在美国费城集会后发表一项共识：“我们的忠心首先是对上帝，其次是对合众国。我们的国家的建立，是对造物主信仰的表现。”利用神权“克”掉君权后，资本的权利（也就是以出资比例为分享利润份额的主要依据）并没有立即树立起来。“食利者”的典型形象就是《威尼斯商人》中那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在亚当·斯密时代，对雇主与工人、利润与工资是不加区别的。辛勤劳动是为了赎亚当与夏娃的罪，不劳而获、奢侈享受都是违背上帝意志的。资本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年间发生的事。
上帝连吃利息都不允许，发达的金融市场怎么会有他老人家的功劳？不是基督教孕育了工商文明，而是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其在思想界的代言人，如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让·加尔文，修正了基督教义。
我们不去讨论宗教信仰的狭义定义，而从广义上讲信仰是无处不在的。如果你身在北京，一个刚由重庆飞来的人告诉你重庆在下雨。如果你上网核实，或者打电话问身在重庆的朋友，那么你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情。反之，你直接相信了，这就是信仰！比如，母亲坚信儿子聪明过人，成绩不好是因为贪玩、粗心，曲折坎坷皆因运气不好。又如，西方国家在儿童中调查“谁是你最敬佩的人”，答案无一例外都是父亲。难道那些半大孩子不知道比尔·盖茨比当卡车司机的父亲富有？奥巴马比当小职员的父亲权力大？人的精神世界里有许多这种不需求证也无法求证的东西，先验地被信以为真，这些都可以在广义上称为信仰。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的核心就是通过信仰而得救。他说“任何事都依赖于信心。如果一个人必须穿越海洋，却不相信舟船能将他送达彼岸，只能待在原地，永远不能得救”。总之，信仰是人生脱离不开、却得不到理性充分支撑的那些信条。比如今天的人出行经常乘坐飞机，从绝对理性角度来说是不安全的，但大家认为“不会那么巧……”这与马丁·路德那个乘船渡海的比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中国人理性有余、实用主义深入骨髓，信仰、信赖相对稀少，这的确是缺点，但仍然不是落后挨打的原因。
四、韦伯与李约瑟之问
马克斯·韦伯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更加著名的是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古代发达的技术并未导致科学的出现，其原因是什么？答案也许就在马克斯·韦伯提出问题的那本书的书名里——《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儒家思想既然是系统、完整的信仰体系，韦伯想当然地将其直接视为宗教。但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完全不同。排斥异教、权威超过君王的教皇，庞大且地位极高的僧侣阶层，这两者是中国所没有的。佛教在中国也曾一度强势，并享有特权，但很快就被君权压制住了。韦伯认为“儒教”的负面影响有三：反对技术的革新，禁止买卖土地，宗法关系。其实，旧时西方宗教也视革新如洪水猛兽，教皇会支持日心说、血液血循环理论、进化论吗？新教就是为了反抗精神压迫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是唯一的武器且足以致对手于死命。至于买卖土地更是“选择性失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不可以买卖土地，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由大得多。宗法关系、家庭利益在所有国家的一切文化里都是人伦的重中之重。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不就是宗法观念的代表吗？欧洲的所谓“王族”至今仍然延续不绝，传承有序，不是宗法是什么？是孔子还是孟子教他们的？韦伯对中国问题的结论是因果倒置的，没有一种旧权威会开明地纵容试图替代自己的新势力，别忘了英王和法王都是被处死的。新生力量的破土而出完全取决于与旧势力的力量对比。
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获得相当大的发展，新兴的工业部门和国际贸易初具规模。国王查理一世不得不批准于1626年召开议会，而议员居然一再否决国王的征税诏令。议会还组织了军队与国王的军队作战，最终于1649年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就在查理一世掉头五年前，李自成逼死了崇祯皇帝，不同之处在于，“闯王”的军队是纯粹的农民起义军，农家子弟克伦威尔率领的却是工商资本主义议会军队。所以，处死查理一世后没有什么“大顺皇帝”登基，而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更有意思的是英国人并没有把浴血奋战得来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给“小兄弟”美国。最终，还是美国人打出了自己的独立。
新势力的崛起要从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寻找原因。韦伯在另一本书里将政治支配和权威归纳为三种形式：文化魅力（核心价值观或宗教）、传统权威（宗主、父权）或官僚体系（国家机器）。韦伯认为历史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是上述三种基本关系的混合。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结构”正在于支撑君主权威的三种形式非常健全和均衡。特别是“魅力四射”的儒家思想，对人性的扭曲小（如果对此有异议请与天主教对比）、宽容、不强加于人，故从内部激起的反抗力也相对较小。而今天中国官方的权威则偏重于国家机器，这是三种方式中成本最高的。
康有为捧儒学为“儒教”有赋予孔子神权，然后用神权来稀释君权、改良社会之意。今天的中国，仍有人对“有教堂的资本主义”和“鼓励人们为荣耀上帝而发财的”基督教新教崇拜得五体投地，恨不能立之为中国的国教。
我们不应贬低西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也没必要把中国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比如，一提起儒家思想就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那些东西的确不适用于当代了。基督教也曾长期要求妇女对丈夫绝对服从，理由是：夏娃的罪孽比亚当大。西方妇女地位的提高只是近代的事，人家的“四旧”可以改，儒家思想为什么不可以有与时俱进的资格？
从民族性和文化传统方面看，对个人自由的崇尚程度是东西方历史进程差异的重要原因。基督教通过对人的二元解析，把人分裂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个人”，“外在的人”服从世俗秩序也就是归国王管；“内在的人”只受上帝支配，实际上受“上帝的代理人”——教会管辖。塞涅卡1①认为奴役分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外在的奴役仅涉及人的肉体，人的精神仍然可以是自由的；内在的奴役使人沦为欲望的俘虏，这才是真正的奴隶。所以，戴枷锁的奴隶如果有自由的精神就是自由的，他的主人却可能是贪婪或情欲的奴隶。这种带有“阿Q精神胜利”的学说非常容易在底层民众中流传。黑格尔将斯宾诺莎2②的实体说和费希特3③的主体论融会贯通达至最高境界，建立实体即主体的理论体系。简单地说，人的实体就是肉体，主体是心灵，两者合二为一就是人。根据黑格尔的学说，主体是高于实体的，包括君王在内的一切统治者及任何形式的政府、国家机器的管辖权都仅限于实体。如果主体只受上帝的支配，且人人都学会“仰望星空”来直接听命于上天，岂不就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套用评书里痞子的话就是：“上帝行大，我行二。”综上所述，回答韦伯与李约瑟之问的最佳答案是近五百年来西方自由主义的盛行。自由主义强调内在精神至高无上的独立性，既是抗拒君权的理论基础，又能与神权分庭抗礼。个人奋斗被尊重、被激励，创造出众多的科技成果，也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基石。
但不论集体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不是无条件正确的。在君权没落、宗教信仰趋于淡化的今天，个人的自由观念被无限地解放了出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已经矫枉过正了。
五、经济基础决定一切
在经济学界一直流传着所谓“资源的诅咒”理论，即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诸多方面容易缺乏变革、创新的动力。通俗地说，负重的车子跑不动，资源丰富的国家进步慢。在不同的年代有各自的典型案例。20世纪60年代荷兰海域发现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出口收益巨增，而本币升值使工业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荷兰病”。后来人们又总结出“石油政治学定律”，大意是石油丰富的国家政治、经济趋于“右倾”，且“右倾”的程度与油价正相关。就拿中东诸国来说，石油资源相对较少的伊朗、伊拉克早已爆发革命，而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还在“国王”或“酋长”的统治之下。又如俄罗斯对外开放的积极性常常与油价成反比，油价越高？越强硬。
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这块土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中原地区冬天不会有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夏天不会有零上四十度的酷热，没有飓风，火山地震相对较少……农耕模式可以承载的更多人口，居民生活质量也相对较高。那些游牧民族不是天然地想“游”，而是气候条件决定了他们脚下的土地不能养活他们，只好“追逐水草”。农耕模式确定以后，其他的一切都要与之“适配”。比如要尽量减少动荡，庄稼种下去至少半年以后才能收割，每一茬粮食的收获都性命攸关；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压力增加，需要精耕细作，种植技术代代相传；定居以后河道的改变是灾难性的，必须“治水”；“耕读传家”者怎敌“马背上的民族”，必须由中央集权政府组织强大的国防军。早在春秋时代就有每八百户人家提供、给养一乘兵车的惯例，故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提法。据估算，汉、唐的常备军在50万人左右，保有如此规模吃粮当兵的军队需要强大的国力。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就是政府要提供“公共产品”，而农耕国度需要的公共产品多而且贵，只有“大政府”才能提供。
其实，那时中国官员中不乏金融“国手”。比如，北宋王安石，创制“青苗钱”，即政府在青黄不接之际将钱、粮贷给农民，秋后收回本金及二成利息。钱堆在府库里是死的，放出来可以促进生产、改善民生，又可为政府“创收”。再如，那时衙门里的差役由农民轮值，不仅专业性无从谈起，连起码的组织纪律都做不到。王安石主张由本地居民像交“物业费”那样定期出钱，由政府公开招募人员。王安石还建议各地把准备进贡朝庭的“大路货”就地变卖，换为京城所需的紧俏物资。放在当代，王安石可以胜任大国的财政部长！但在农耕体制下，由地方行政官僚兼职完成小额信贷、操盘跨地区贸易根本不现实，且必定会出现无数“跑、冒、滴、漏”。幸亏王安石新法很快被废止，不然宋朝亡得更快！
古希腊文明是多中心的，众多城邦大的不过纵横百里，最著名的雅典城邦不过有几万居民。一般城邦没有常备军，只是在需要时由成年男性公民自带装备和口粮组成“公民军”，它们的统帅也不“运筹帷幄”而直接参加“肉搏”。只有个别“好武”的希腊城邦有雇佣的常备军。强大的城邦纵然可以征服弱小的，获得的也仅是经济上的控制权。强者无法让弱者彻底臣服，建立中央集权式的大帝国更无从谈起。
游牧民族不需要大政府，君权自然相对薄弱，需要借助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但教会绝不是省油的灯，而是借机占据上位。罗马教庭宣称：上帝将象征神权的“灵魂之剑”和象征君权的“物质之剑”都授予教皇。教皇留下灵魂之剑统治人的心灵，把物质之剑转授君王统治人的肉体。且在君王不听命于神权时，教皇可以废黜他！而英诺森教皇干脆把自己比做太阳，把各国君王比做月亮，宣布自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教会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压迫猛逾君王，不仅公然征收“什一税”，还贪得无厌地发行“赎罪券”聚敛钱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神权的反抗必须从精神层面入手，反抗的武器就是科学。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达尔文……他们的学说在当时完全没有技术方面的实用价值，但却是驳斥“上帝造人”的“核武器”，难怪宗教裁判所那么忙，火刑柱那般热。几百年间此起彼伏的宗教改革运动和仁人志士在自然科学、哲学方面的勇敢探索成为近代文明的开端。初步摆脱宗教枷锁后，新兴的工商业者又反过来借助“新教”来反抗君权，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今天的人与几万年前的人，欧美人与中国人，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他们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每一个王朝覆灭后都会有新的王朝替代它，朱元璋、李自成都不能免俗。据说，当年袁世凯称帝前曾多方征求意见，包括美国公使在内的建议都是“民众依然信奉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就这样，潜在的“中国的华盛顿”因一念之差复辟帝制成为“过街老鼠”，顷刻间众叛亲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抵不过六七十年丧权辱国的教训，民众再也不接受帝制了，这种说法没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说，清王朝在经济上破产，越来越无力提供“公共产品”，对外不能抵抗外族入侵，对内不能维持安定的社会环境，其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人常常把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拿来作对比，结论是明治天皇开明而专制的慈禧老太太就知道弄权和给自己修园子。其实日本天皇的权力与中国皇帝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早期的日本有数十个袖珍邦国，后来一个势力稍大的家族宣称自己的地位高于侪辈，还仿效唐朝建立了朝廷并“定都”于奈良，本州岛上的邦国陆续尊奉其为“天皇”。但天皇如今天的英国女王一样只是名义上的元首，幕府将军实权在握。1840年，中国败于鸦片战争曾让日本大跌眼镜；14年后，美国强迫日本签订自由通商条约；又过了14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如果把慈禧放在明治的位置上，老太太未见得就不开明。
六、民族性与科举制度
一日，某君严肃地对我讲：“我近来细细读了《资治通鉴》，发现了中国人的许多劣根性！”我反问：“哪种劣根性是中国人独有的？”那人哑然。
再说说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绝不像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坏。首先，它是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常规性制度安排，而且相对公正。比如清代，哪怕是一品大员的子弟要想当官也得通过科举这一关。而世袭王公贵族的爵位是逐代递减的，不消几代贵族后裔就会沦为平民。施行千年的科举制度，弊案也不少，但惩罚也是极为严酷的，沾边则身死，情节恶劣者还会株连家族。假如今天高考作弊就枪毙全家，恐怕还是会有人以身试法，但绝对是极少数。其次，科举的教材只有那么几本书，且千年不换，穷人购书成本极低。那几部经书原文加注释统共不过几十万字，只相当于今天随便一本“教辅”的字数，举子的课业负担和经济负担比今天的高中生轻多了。再次，八股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对格式要求越严格，越需要极大的创造力。八股文与旧体词一样不是“写”而是“填”出来的，沁园春、清平乐、蝶恋花等所有词牌对每个位置用字的音和义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要求对仗工整，作者要兼顾音律、词性、词义，八股文也是这个道理。才智过人者不用花太多的气力就可以精通“四书五经”，然后通过八股应试出人头地。庸才纵能背熟“四书五经”，却难以写出好八股。所以才会出来五六十岁的老贡生。不论是苏轼、王安石，还是康有为、陈独秀、毛泽东，自小都受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他们的心智可曾被“摧残”？另外，八股文到底有无实用价值并不影响它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打个比方，某公司需要招聘一位对数字有很好记忆能力的员工，要求应聘者能够在一周之内将圆周率记忆到小数点后1000位。这种做法不见得科学、合理，但应聘者总算有了准备的方向，录用也有了客观的标准。而且，假如最终招到的是只会背数字的庸才，那么庸才也不是背圆周率造就的。
当然，还是要承认国民性格的差异。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及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和文化，给国人性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武克钢、杨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两暴文化”：上有暴君，下有暴民。暴君把活不下去的百姓变成暴民，而暴民建立的新王朝或早或晚会沦为暴君，形成周而复始数千年的“死循环”。两百年前，英国大批追求自由的民众从暴君那里把自己解放出来，到了北美新大陆。但英国还想用“老办法”来统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派个“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搜刮金银、掠夺资源、倾销产品。不料，移民们根本不吃这一套，一场战争就宣告了独立。美国政体与英、法皆不相同，这完全是其民众自己的选择。但谁拳头硬、枪法好谁就可以横行霸道，当然不行，这就需要大家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推翻暴君求解放易，建立完备制度、消除滋生暴君的土壤难。华盛顿、杰斐逊们的确如深谋远虑的伟大先知。
如果到达美洲的是一群中国人，结果肯定不同。据说印地安人来自中国北部。他们的离开远在儒家文化诞生之前，也没有建立封建大帝国，面对殖民者的命运远比大清臣民悲惨。可见民族性不在DNA里，说来说去，还是经济基础决定民族性，而不是相反。
自古及今，各国民众的制度选择都有其必然性。环境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民族性方面，可以套用牛顿惯性定律（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物体将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不变）：除非有意识地自我修正，那些深藏的不良民族性不会自动消失，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会升腾起来。
七、仰望星空看到的应当是共识
“仰望星空”有两种含义，一是像哥白尼、伽利略那样追寻真理，上下求索，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星空的人”指的就是这类人。“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利斯（Thales）就是一位非同小可的智者，被尊为科学、哲学和数学的祖师。他夜观天象坠入井中喊救命、被女仆奚落的“段子”被传了几千年。而对更多的人来讲，应当看到的是对公理与正义的共识。老百姓说的“讲理”，其实这个“理”就是共识。如果没有共识，也就无理可讲，社会就会陷入动乱。比如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北方废奴派在星空里看到的是天赋人权、生而平等，南方奴隶主在同一个星空里却读出了奴隶制的天经地义，双方只好兵戎相见。所以，当一国民众仰望星空时看到的共识越多，社会氛围就越和谐。
当买卖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之时，他们其实是有诸多共识的：（1）我们有必要交易；（2）买卖要公平，卖家不能亏本，买家也不应付出过高的价格；（3）信守诺言，否则不必在交易之前争来争去。可见，没有共识为基础，人与人之间连争论都不会发生。
目前，中国社会急需确立和巩固的共识是：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使国家富强。新中国建立的前三十年，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这是当年唯一的选择，“改革开放”则是新的选择。“80后”们可能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前粮、油、蛋、菜、烟、酒、糖、茶、布、火柴都得凭票证供应。买块豆腐都要凭票，还得排几小时队。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包分配”，但要进入理想的单位不靠“路子”就得凭运气。自己到北京、上海找工作是天方夜谭，买房更是想都不会想。今天享受丰富物质生活和个性自由的人应当深深地感谢市场经济，而不是去怀念“毕业包分配”、“单位解决住房”、“物价几十年不变”的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极大地解决了“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至“过剩产能”俯仰皆是。但个别例外和不适当的舆论导向却动摇了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同。以房地产为例，1998年新建商品房195万套，2008年这个数字已接近500万套。尽管住房供给增长了156%，但是对于2.2亿户城镇居民和1000万个新建家庭的需求来讲依然是杯水车薪。房子不够，就算免费分配也得排队吧？市场经济的排队原则是价高者得。任何产品高企的价格都会在刺激供给的同时压缩需求，而当供给过剩时低廉的价格会刺激需求、压缩供给。当然还可采取其他的排队原则，比如按行政级别、按年龄、按学历、按工龄、按户籍……且不说那会有多少暗箱操作、滋生多少腐败，要命的是失去了价格信号对供需的双向调节。试想，如果北京东四环的房价跌到1万元，住燕郊的几十万人难道不想“回迁”？小一居的难道不想换大三居？住宅建设规模将急剧萎缩到原来的几分之一，而由于价格便宜，需求将扩大到原来的几倍。如此一来，供需矛盾将比现在不知严重多少倍！计划经济这种调配资源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试了三十年，“苏联老大哥”试了七十年，还有必要再试吗？
除了市场经济，应当建立的还有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共识，对劳动创造财富的共识，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共识等。
可以用“共识人口”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团体的潜力。设计一套“共识测试表”来确定每位公民对“共识”的认同程度（即共识强度），最高为100%，加总后得到一个虚拟的人口数——共识人口。假如把一个国家的十亿人口分为十等份，每份人群的共识强度分别为1%～10%，则这个国家的“共识人口”是5500万。把另一个国家的两亿人也分为十等份，每份人群的共识强度分别为10%～100%，则这个国家的共识人口是1.1亿。按这个思路，中国的“人口”还真不一定有美国多！
现代社会提倡多元化，但基础层面的共识越广泛，和谐社会的根基就越牢靠。我们内部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冲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任由共识流失，大地会在我们脚下震颤、开裂！
结语 制度是因也是果
制度是因也是果，正如鸡与蛋的关系。中、西方自然条件不同，饮食、生活方式必然不同。人类是自然之子，与精神、体质方面的差异一样，迥异的社会组织制度归根结底是大自然的作品。反过来，制度在适宜它的土壤里会不断地将根系向下延伸，巩固自己的根基。正如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除非遇到极大的外力，不会摆脱旧有的轨道。但人类并不总是被动适应，当支撑旧制度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思想启蒙的作用极为重要。自14世纪初至17世纪30年代共三百余年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人文诸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思想和文化运动，极大地促使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转向文明的新时代。
当社会囿于某种既定的制度安排时，任何经济过程都不可能结出新鲜的果实。只有选准方向，主动推进制度变革才能跳出“死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