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质意义上，任何时代的建筑都是以物质材料为载体，依赖一定的科学技术，按照一定的建造结构，倾注着社会和时代的审美理想，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地存在方式。很显然，没有建筑材料，也就没有人造建筑物的存在。所以“如果在探讨和创造美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事物的材料，而仅仅注意它们的形式，我们就坐失提高效果的良机。因为，不论形式可以带来什么愉悦，材料也许早已提供了愉悦，而且对整个结果的价值贡献了很多东西栙。材料在构成建筑物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建筑的技术和艺术是可以超越和改变的，但建筑的材料却是很难超越时代甚至不可更改的，这首先是因为建筑的材料离不开产生它的自然环境。中西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和审美心理上的强烈差异，势必会影响到对建筑不同材料的偏爱和取舍。材料是建筑及其文化的基本质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不同的建筑材料正是产生中西建筑巨大反差的基本原因。因此，研究建筑，必须对构成建筑的物质材料有一个了解。
一、以木为材的建筑序曲
对于建筑物质材料的不同选择，环境的制约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原始时期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原始先民还没有能力摆脱自然环境的制约，因此，与其他生物的本能性一样，建筑的选材也不得不依赖于自身生存环境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成为他们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选择。在原始建筑的草创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活在沼泽遍野、猛兽肆虐的洪荒年代里，在那莽莽荒原、沉寂的大地之上，原始先民被大自然的恐惧深深震慑，不断闪现出创造力的火花，从自然界中人为划出的遮风蔽雨的栖身之所，既是原始建筑的雏形，更是他们向大自然进取和占有的历史见证。用身边现有的物质作为挡风遮雨的材料，是他们实用观的直接体现和审美心理的素朴表达。荒山遍野，自然不乏石头这一天然材料，但低下的劳动生产力，限制了他们对石头的开采和利用，倒是木材，这一大自然对人类的极好馈赠，最早地进入了建筑的文化视野，蕴涵了古人对于建筑的审美体验。
早期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是一片沼泽地，生长着大量的芦苇，这就自然形成了以芦苇为建筑材料的传统。而古埃及人的原始房屋，由于尼罗河两岸缺少木材，开始时一般也是由棕榈木、芦苇、纸草、黏土、土坯等建造起来的。他们用木材作为墙基，在上面扎出木架结构，然后再用芦苇束编成墙，外面抹泥或不抹，屋顶也有用芦苇束编排而成的。这一传统延续了很长时间，古希腊神庙一直被奉为石筑的典范，但据考古发现，它也是起源于木构的，其外部的柱廊，就是由早期神庙外的木棚演化而来。古埃及石建筑遗迹，如公元前1480年的德·埃·巴哈特的安比斯小庙的檐部，仍见有仿木结构的制作。更多的是那个时代之前的石构件上，发现了模仿芦苇编织席条纹的痕迹。这就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初期构造埃及神庙的材料是木、芦苇等。黑格尔从古希腊神庙素朴美观的结构造型中，推论出古希腊神庙是由木构演化而来的事实：“就真正的建筑艺术来说，由于它要按照目的性原则而且要把房屋这个基本类型建造得美，木料建筑可以看作更为原始的。“但是在庙宇建筑里，关键并不在围绕遮蔽而在支撑物和被支撑物之间的比例关系。为着把这种力学的比例关系调整好，木料结构显得是最轻便也是最自然的。栙可以想象，对于原始先民而言，树木和石头是最可接近的材料，但石头的加工难度要大得多，所以，受制于生产技术的限制，在当时还没有能力加工石头的情况下，木材最早进入他们的建筑活动的视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环境对建筑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不容忽视，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很可能是关键性的因素。
有些文化人类学家指出，在人类发展史上，石器时代以前，曾有一个木器的时代，木材被广泛地应用于狩猎、装饰、建造房屋等日常生活中，成为主要的工具和原料。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水上村落的遗址。这种村落用水底木桩作基础，架以木屋，四壁用树枝编织后再用泥土涂抹，有制得粗陋的木杆桥沟通，夜间撤桥可防范野兽。这种桩上建筑也曾在古代亚洲各国大量出现。另外，还有一种普遍的被称为“风篱的建筑形式，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一书中记载说，这种建筑形式是一种用树条插入土中，其上覆盖短枝、树叶、草、树皮而造成的墙，既能挡风遮雨又可保护火种。所有这些都表明，木材作为早期的材料，曾广泛地被用于建筑活动中。
中国建筑的木构传统更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中国建筑从地域上可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南北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如植被的疏密、泥土的质地、降水的多少等都成为影响原始初民选择建筑材料的重要因素。如北方当时树木较少，植被稀疏，地表被深厚的黄土层所覆盖，这就使北方最早发展出了“穴居式的建筑。而南方由巢居发展而来的“干阑式建筑，几乎全部是用木头建造而成。杨鸿勋在《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一文中，通过翔实的考证，认为：“沼泽地带源于巢居的建筑发展，是穿斗结构的主要渊源，“黄土地带源于穴居的建筑发展，是土木混合结构的主要渊源栙。这一“巢居发展序列和“穴居发展序列的梳理和概括，为我们清晰地说明了中国原始建筑的主要发展脉络和木构架生成的主要技术渊源。这已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等的考古发掘中证明。
古代文献对原始建筑的情况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载。《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暞。《墨子·辞过》说：“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湿润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日本民族学家越宪三郎在《倭族之源——云南》一书中，记录了他对我国云南及老挝、缅甸、泰国等处的山地、林地少数民族居民以及部落形态的村落进行的考察，其中有许多原始木构建筑的详细描述。有学者指出，黄河流域的文化具有“土文化的特征，长江流域的文化具有“水文化的特征。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穴居式建筑体现了“土文化的特征，而干阑式建筑体现了“水文化的特征，两者共同汇入了中国建筑的文化大河，奠定了中国建筑的雏形。
中西方虽有不同的地域环境和自然条件，但在人类建筑的初始阶段，却都以木为材，共同采用了木构架的建筑形式，其中蕴涵着原始先民丰富的文化色彩和美学智慧。这种潜在的文化基因，体现在就地取材的现实性，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和构筑工具的便利性，契合了原始先民素朴的审美心理。
二、土木营构
中国建筑自古以土木为材，自成体系，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表现出顽固的“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从史前建筑的穴居和巢居，一直到清代的大、小木作，土木营构始终是中国建筑的主旋律，形成了迥异于西方古代建筑以石构为主调的显著特色。这一传统的建筑文化基因何在？其中又表现了中华民族怎样的审美意绪？
梁思成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指出：“从中国传统沿用的‘土木之功暞这一词句作为一切建造工程的概括名称可以看出，土和木是中国建筑自古以来所采用的主要材料。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在古代有茂密的森林，有取之不尽的木材，而黄土的本质又是适宜于用多种方法（包括经过挖掘的天然土质、晒坯、版筑以及后来烧制的砖、瓦等）建造房屋。这两种材料之掺合运用对于中国建筑在材料、技术、形式传统之形成是有重要影响的。栙刘致平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我国最早发祥的地区——中原等黄土地区，多木材而少佳石，所以石建筑甚少。
徐敬直基于社会经济的理由，认为“因为人民的生计基本上依靠农业，经济水平很低，因此尽管木结构房屋很易燃烧，二十多个世纪来仍然极力保留作为普遍使用的建筑方法栙。
李约瑟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把中国传统建筑运用木构架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早期缺乏大量奴隶劳动：“也许对社会和经济条件加深一点认识会对事情弄得明白一些，因为据知中国各个时期似乎未有过与之平行的西方文化所采用的奴隶制度形式，西方当时可在同一时候派出数以千计的人去担负石工场的艰苦劳动。在中国文化上绝没有类如亚述或者埃及的巨大的雕刻‘模式暞，它们反映出驱使大量的劳动力来运输巨大的石块作为建筑和雕刻之用。事实上似乎还没有过更甚于最早的万里长城的建筑者秦始皇帝的绝对统治，毫无疑问，在古代或者中世纪的中国是可以动员很大的人力投入劳役，但是那时中国建筑的基本性格已经完成，成为了已经决定了的事实。总之，木结构形式和缺乏大量奴隶之间是多少会有一些相连的关系的。
李允从建筑技术的观点考证了中国传统建筑发展木结构体系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技术上突破了木结构不足以构成重大建筑物要求的局限，在设计思想上确认这种建筑结构形式是最合理和最完善的形式，“是一种经过选择和考验而建立起来的技术标准。栛他认为从纯粹的建筑技术观点而论，不能说木结构比砖石结构低劣，因为木结构的优点正是石结构的缺点，反之亦然，但总的说来木结构形式的建筑在节省材料、劳动力和施工时间方面要比石头建筑优越得多。在施工时间上，中国传统建筑要比同时代、同规模的西方建筑不知快了多少倍，所以，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建筑是最经济和最省时的。可以这样设想，即使中国古代有同样足够的石材和足够多的劳动力，相信也不会考虑去白白浪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建造可以存之万世的石头建筑。
王振复在长期致力于中国美学和建筑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和美学的双重视野，提出原始建筑意义上的中国土木结构的文化成因，“是出于中华原始初民由原始植物采集发展而来的原始植物种植的生产方式，是源于这一原始生产方式的关于大地与植物的生命意识栙。从生命美学上来阐释中国木构体系之成因，显然具有更大范围的涵摄性、包容性和超越性，无疑抓住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脉搏。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石材建筑的例子，但石材大多用于建造陵墓、牌坊、华表等纪念性建筑，始终没有成为中国建筑材料的“主角。倒是木材，在中国几千年建筑的历史长河中，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建筑用材的主要角色，其中原因相当复杂，以上简略列举的颇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或从自然环境，或从经济条件，或从社会制度，或从技术水平，或从生命审美的层面，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选材问题作了探讨，都可自成一说。其实，中国建筑的选材之因，应该是由许多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合力结果，既有自然的、经济的，也有社会的、技术的，还有观念的、审美的，是它们之间的相激相荡、相渗相融，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的因素发挥的作用强些，有的因素发挥的作用弱些，但都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中国传统木构架的建筑历史，就是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完成的。
西安半坡遗址和长江流域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解读中国传统建筑的土木营构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文本。从遗址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原始穴居起初纯用泥土，随着居住面的提升，待演进到地面建筑时，逐渐加入了树木枝叶、茅草、藤蔓等植物材料因素，呈现出土与木的结合。原始巢居始以植物为材，待由“干阑式向穿斗式发展，又在植物的材料之中加入了泥土这一材料。作为当时最高档次的宫殿或宗庙建筑，采用的就是土木混合结构的“茅茨土阶构筑方式。因此，以土木为材，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材料“语汇的主旋律，并决定和影响了中国建筑文化性格的诸多方面。
是什么因素促使华夏建筑在文明初始就选用了土木结合的构筑方式并在以后的几千年里持久不衰？似有很多的理由，但对原始土木结合的技术传统的因袭，应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原因。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在没有其他构筑形制出现以前，那种对传统的因袭既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因为土木结合的原始建筑，体现了就地选取土材和木材的现实性，体现了对不同气候和环境的适应性，应和了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这种对材料资源、自然环境、技术工具的因袭，奠定了木构架体系的初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