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接着往下说，“这更好。否则我就要为她道歉了。这是她的怪癖之一，我早就原谅了她，倘若你刚才不把门锁上的话，我也不想再提起。我最不愿意向你解释她的这个怪癖，但因为看样子你困惑不解，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她的这个怪癖是，几乎觉得所有的被告都可爱。她追求他们每个人，爱他们每个人，并且显然也被他们所爱。当我同意的时候，她经常把这些事告诉我，让我高兴。我并不为此大惊小怪，不过，看来你却着实感到吃惊。倘若你在这方面很有眼力，你也会发现，被告们往往是可爱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可以说是一条自然规律。一个人被控告以后，他的外貌并不会马上发生明显的、一下子就能察觉的变化。这些案子并不像普通刑事案件，大多数被告依旧从事日常活动，倘若有一个好律师过问的话，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多大损害。但是，有经验的人能在人海茫茫中把所有被告一个不漏地辨认出来。他们是如何把被告认出来的？你会这么问。我怕我的回答不会令你满意。他们能认出来，因为被告们总是很可爱的。不是罪行使他们变得可爱了，因为——我起码作为一个律师，应该如实说说我的看法——他们并不是全都有罪。也不是尔后的依法行行事先使他们变得可爱了，因为他们并不是都会受到惩处。所以，一定是对他们的控告以某种方式使他们变得可爱了。自然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可爱。不过总体来说，他们都很可爱，连那个叫波洛克的可怜虫也一样。”
律师畅言了这番宏论后，K已经彻底恢复了平静，还点过几次头，似乎对律师说的最后几句话表示完全认同。但是，他事实上更加认为自己的惯有看法有理，就是说律师总想说一些泛泛的大道理，正如这次一样，使他的精力从主要问题上转移开。这个重点问题是：律师在推动案子的进展方面究竟做了多少实质工作？律师闭了嘴，给K一个说话的机会，他或许已觉察到，K比以往更咄咄逼人。他看见K仍旧不置一词，便问：“你今晚到这儿来，有什么特别事情吗？”
“是的。”K说，他伸出一只手，挡住烛光，也好把律师看得更清楚些。“我来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不需要你过问我的案子了。”
“我没听错吧？”律师问，他一只手撑在枕头上，略微欠起身来。
“我希望你没听错。”K说，他坐得笔直，似乎处于戒备状态。
“好吧，咱们可以围绕着这个设想商量一下。”律师停了一会儿说。
“这不是设想，而是事实。”K说。
“就算是吧，”律师说，“不过咱们用不着这么慌忙。”他用“咱们”这个词，似乎不想让K离开他，倘若实在无法当K的正式代理人，至少能够为K出几个主意。
“这不是一个慌忙作出的决定，”K说。他缓缓站起来，退到椅子后面，“我是深入考虑过的，或许思考的时间已经太久了，这是我的最终决定。”
“既然这样，请容许我发表一点看法。”律师说，他踢开鸭绒被，坐在床沿上。他的腿上长着稀疏的白色汗毛，因为没穿裤子他冷得直发抖。他请K把沙发上的毛毯递给他。
K拿起毯子说：“你完全没必要这么冻着。”
“我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律师说，他把被子披在肩上，用毯子裹着腿，“你叔叔是我的朋友，我也慢慢喜欢上了你。我公开承认这点，没什么可难为情的。”
K不愿意听这个老头抒发感情，因为这就迫使他不能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而他则想避免这么做。另外，他自己承认，即便律师的话对他的决定毫无影响，但也使他很尴尬。
“我感谢你的友好态度，”他说，“你做了你认为有利于我的事，已竭尽全力，对这一点我很感激。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渐渐懂得了，仅仅有你的努力是不够的。我当然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一个比我年长得多、有经验得多的人。倘若我无意中似乎正在这样做，那就请你原谅我，但是——用你的话来说——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我坚信，在我的案子中，应该采取比至今为止强有力得多的措施。”
“我理解你，”律师说，“你感到不耐烦了。”
“我没有不耐烦，”K说，他有点恼怒，因此不那么注意字斟句酌了，“我第一次跟叔叔一起来拜访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发现，我并不把我的案子当做一码事。倘若别人不强迫我想起它，可以说，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叔叔坚持要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我这么做了，为的是使他高兴。从那时起，我当然希望，这件案子在我心头的压力会减轻一些，因为聘请律师的目的就是要把压力匀一点给律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打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以后，这件案子反而使我更加苦恼了。我一人独处时，不想干任何事，但我几乎毫无忧虑。而请了律师后，我觉得条件已经齐备，只等发生一件什么事了。我夜以继日地等着你的干涉，等得我心如火焚。但你却什么事情也没做。我承认，你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法院的情形，这些情形在别处也许是听不到的。但是这样的帮助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要知道案子正折磨着我，刺痛着我的心。”K把椅子推到一边，直勾勾地站着，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
“当一个人的活动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律师压低声音、心平气和地说，“就不会出现什么真正新鲜的东西了。我的委托人之中，不知有多少也像你这样，当案子到了一定程度后，就到我这里来，站在我跟前，脑子里转着一样的念头，嘴里说出同样的话！”
“好吧！”K说，“这么说来，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事出有因的。这并不能反驳我的论点。”
“我不想反驳你的论点，”律师说，“我只想补充一句，我希望你比其他人理智一些，尤其是因为关于法院的活动以及我自己的做法，我对你说的要比我往常对一般委托人说的多得多。而我现在却不得不看到，尽管这样，你却对我不够信任。你没有为我创造方便条件。”
律师真会在K面前低声下气！他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职业尊严。在这种时候，职业尊严最容易受到损害。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倘若人们的印象符合事实的话，他是一位阔气的律师，登门求助的人很多。对他来说，失去K这么一位委托人，失去K的酬金，是无所谓的。况且他身体有病，自己应该想到，少接受几个委托人是明智的。可是，他却紧紧抓住K不放！为什么？是因为他和K的叔叔有私人交情吗？还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该案很特别，他可以借为K辩护或通过讨好法院里的朋友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呢？后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K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可是却发现不了任何迹象。人们几乎可以认为，律师有意装出一副冰冷冰的表情，看看他的话会引起什么效果。然而，律师显然把K的沉默作了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为他接着说：“你大概已经发现，我的办公室即便很大，但是我却不带助手。前几年并不是如此，其时我这里有几位学法律的年轻学生来工作。不过目前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作了这种变动，一方面是出于适应我的业务活动的变化，因为我逐步地只过问像你这一类案子了。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心中逐年形成和巩固的一种信念。我发现，我不能把过问这些案件的责任委托给其他人，否则肯定会使我的委托人蒙受覆盆之冤，使我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冒着失败的危险。然而，我决定把这种类型的案子全部接受下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我只好拒绝接受大部分委托给我的案子，只接受那些跟我有密切关系的案子。我可以跟你讲，就在我家附近便有不少可怜虫，无论我给他们介绍哪个蹩脚的律师，他们都会急忙找上门去的。由于工作过度慌张焦虑，我的身体搞垮了。不过我并不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我也许应该更果断一些，接受的案子更少一些。我应该专心致志地过问我所接受的那些案子，这种做法经证明是必要的，是有道理的。我有一次曾经读到过一篇出色的文章，介绍两类律师的区别：一类律师只过问一般法律权益问题，另一类律师过问像你们这样的案子。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手里拿着一条细线，牵着他的委托人走，一直到判决作出为止。后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委托人扛在肩上，背着他走，从不把他放下，一直背到作出判决，甚至背到判决以后。的确如此。但是，倘若说我挑起这么重的一副担子而从未后悔，那也不大符合事实。比如说，在你的案子中，我的努力全然遭到误解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感到有一点后悔。”
这一席话并没有使K心悦诚服，只是使他更加不耐烦了。律师说话的口气提醒他，要是他让步的话，会面临什么后果：以前的那些规劝又会重复一遍，律师将再次介绍申诉书的进展情形和某些法官的谦恭温和态度，还会劝他别忘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困难——总之，那套陈词滥调又会搬出来，目的在于用虚幻的希望哄他，抑或用同样虚浮的威胁折磨他。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应该到此为止，彻底终结。于是他说道：“倘若我仍旧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你准备在我的案子中再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律师对这个挑衅性的问题居然也逆来顺受，他回答道：“我将继续采取我已经采取的那些措施。”
“我早就料到了，”K说，“好吧，再谈下去等于浪费时间。”
“我将再试一试，”律师说，好像有过错的是K，而不是他自己。“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你在评价我的能力时大错特错了，你的一般表现也不对头，这都是由于你虽然是个被告，却受了太好的待遇的缘故。换句话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你疏忽了，这是表面上的疏忽。当然，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被告戴上镣铐往往比逍遥法外更感到安全。不过，我得让你看看，其他被告得到的是什么待遇，你也许能从中学到点东西。我马上就把波洛克叫来。你最好去把门打开，之后坐在这儿，坐在床头柜旁边。”
“好吧。”K说，他执行了这些指示，他一向愿意学点东西。然而，为了慎重起见，他又问了一句：“你知道我要解聘你吗？”
“知道，”律师说，“不过你倘若想改变主意的话，还来得及。”他重又躺回床上，盖上毯子，一直盖到下巴上，之后转过身去，面向墙躺着。接着他按了铃。
莱尼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出现在眼前，她的仓促的几束目光投过来，似乎是想弄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她看见K正平平静静地坐在律师的床边后，似乎放心了。她微笑着朝K点点头，然而K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把波洛克领到这儿来。”律师说。但是莱尼却没有去领波洛克，而是走到门口，喊了一声：“波洛克！律师叫你！”随后，也许因为律师的脸对着墙，没有看她，她便趁机默不做声地走到K的背后，靠着座椅背，身子向前倾，伸出手指，温情脉脉地拨弄着K的头发，抑或抚摸他的太阳穴，使他一直神志恍惚。最后K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让她不要再摸。她反抗了一阵，只好屈服。
波洛克有问必应，但他走到门口时却迟疑不决起来，明显不清楚是否应该进屋。他睁大眼睛，抬起头，似乎盼着有人再一次叫他。K原本是想让波洛克进来的，但他已决定不仅要和律师，而且也和在律师家里的所有人决裂，所以他纹丝不动。莱尼也一句话没说。波洛克发觉，至少谁也没有驱走他的意思，便轻手轻脚地进了屋。他的面部表情很慌张焦虑，双手拢在背后，门没有关，这样便于随时可以出去。K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只盯视着那条隆起的毯子，律师紧靠着墙紧缩在毯子下面，所以无法看到。然而，床上倒传来了一个声音：“是波洛克吗？”
波洛克听到这个声音，像是被人打了一下，不由得向前走了好几步。他踉踉跄跄，似乎当胸挨了一拳，背后又被捶了一下。他随之双脚伫立，深深鞠了个躬，答：“为您效劳。”
“你来有什么事？”律师问，“你过来的不是时候。”
“不是刚才有人叫我来吗？”波洛克说，他的话与其说是跟律师说的，倒不如说是说给自己的，他伸出双手，仿佛在护着自己，同时准备随时溜出门去。
“是有人叫你来，”律师说，“不过，反正你来的不是时候。”律师停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你总是来的不是时候。”
波洛克自打听到律师的声音后，目光就从床上移开，凝望着一个房间的角落，他只是听着律师说话，不想看着律师，也许是太晃眼，他受不了。不过，他听律师说话也很费力，因为律师脸贴着墙，声音又很轻，说得很快。
“你希望我走开吗？”波洛克问。
“嗨，既然你已经到这儿了，”律师说，“你就待着吧！”
波洛克浑身直颤抖，人们可能会以为，律师没有满足波洛克的愿望，而是威胁说要揍他一顿。“昨天，”律师说，“我见到了我的朋友——第三法官，我们谈着谈着，提到了你的案子。你想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吗？”
“噢，当然。”波洛克说。由于律师没有立即回答，波洛克又央求了他一次，看来准备跪倒在他面前。但是K却大声插话说：“你这是在干什么？”
莱尼企图掩住他的嘴巴，不让他叫嚷，于是K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抓住了。他抓她的手，这并非一种爱抚动作：她“哎呀呀”地叫着，尽力要挣脱。由于K的愤怒，最后吃苦头的，却是波洛克。律师冷不防向他提了个问题，“你的律师是谁？”
“是您。”波洛克说。
“除了我以外还有谁？”律师问。
“除了您以外，没有别人了。”波洛克说。
“那你就别理会任何其他人。”律师说。波洛克对这句话心领神会。他凶巴巴地瞪了K一眼，朝K猛劲地摇头。倘若把这些动作转换成语言，就是对K的一顿臭骂。而K竟想和这个人一起，友好地商谈自己的案子！
“我绝不会插言了，”K说，他的身子向后一仰。靠着椅子背，“你想下跪也好，在地上爬一圈也好，只要你愿意就行，我再也不多嘴了。”
然则波洛克身上还残留着一些自尊心，至少在K面前是这样，因为他走到K面前，壮起胆子，当着律师的面，挥动着拳头，对K叫着：“不许你用这种腔调对我说话，不允许你这么做。你侮辱我，想要干什么？竟然当着律师的面也敢这么做，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出于怜悯之心才让咱们两人到这儿来的。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你也是个被告，你也和我一样，牵涉到一件案子里面去了。但是，假如你依然是位绅士，那就让我对你讲，我也是一位和你同样有名气的绅士，倘若不是比你更有名气的话。我得勉强你用绅士的口气对我说话，是的，你应该如此。倘若你觉得比我占上风，因为你可以舒舒坦坦地坐在这儿，看着我在地上爬——你是这么说的——那就让我提醒你记住一句古人的警句吧：受到怀疑的人最好多活动，而别待着不动，因为待着不动就有可能被人认为真的有罪，而自己还蒙在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