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珪，鲜卑族人，北魏的开国皇帝。他虽然出身高贵，是鲜卑族拓跋部首领什翼犍的孙子，但是却有着很不幸的童年。原来，376年，前秦王朝派大军攻打拓跋部。什翼犍战死，部众离散，六岁的拓跋珪只能随母辗转流徙到贺兰部避难，过着寄人篱下、朝不保夕的生活。
后来，前秦覆亡，鲜卑各部发生内乱，拓跋珪才在舅舅贺讷的支持下被推为各部盟主，建国号为魏，此时的拓跋珪年仅十六岁。新兴的北魏政权，国土狭小，实力薄弱，又兼四周强邻虎伺，随时都有亡国的危机。但拓跋珪年少有为，倾其文韬武略，在经营自己的领地的同时，南联后燕，北击高车、柔然。仅仅十几年时间，拓跋珪就把北魏建设成称霸一方的强国。
就是这样一个文武兼备，能够游刃有余地统领满朝文武，治理四方百姓的英雄人物，却缺少管理家庭的能力，特别是对教育儿女毫无办法，最后还因此遭遇不测。拓跋珪有一宠妃贺兰，生一子名叫拓跋绍。这个拓跋绍自小凶狠异常，以打劫行人，剥人衣服取乐，又常杀猪剁狗，荒悖无常。
拓跋珪知道以后很生气，曾把他头朝下地吊在井里，垂死之际方才放他出来。为此，父子之间产生了仇恨。409年，失宠的贺兰妃被拓跋珪囚禁起来，准备处死。贺兰妃暗中托人密告拓跋绍，让他设法营救她。拓跋绍眼见母亲要被处死，又害怕自己和父亲的新宠之间私通的事情泄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在夜里越过宫墙，冲入天安殿。侍者惊呼“有贼”，久经战阵的拓跋珪马上摸刀御敌。但毕竟事发突然，被拓跋绍抢先一步，挥刀砍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第二天中午，拓跋绍召集百官于端门，隔着大门，从门缝问百官：“我有叔父，也有哥哥，公卿众人想拥立谁呢？”大家闻言都愕然失色，没有答腔的。过了好久，南平公长孙嵩回答：“我们拥戴王爷您。”此时，大家才知道武帝驾崩，又都不知死因，所以没一个人敢出声。散朝后，大家议论纷纷，认为武帝死因可疑，所以朝野汹汹，人怀异志。拓跋绍毕竟是个少年，又无人辅佐，听说外面人心不安，只知道从府库里搬出大批布帛赏赐王公，施小恩以自全。
齐王拓跋嗣听说父王被弑，偷偷向都城奔返。拓跋绍几次派人想杀掉他，都没有成功。百姓和众大臣得知拓跋嗣回城，奔走相告，欣然响应，争出奉迎。拓跋嗣在城西刚一露面，宫里的卫士就把拓跋绍抓住送给拓跋嗣论处。拓跋嗣数论这个庶弟的罪恶，最后杀掉了拓跋绍及其生母贺兰妃。
——选自《魏书·太祖本纪》
【智慧心得】
立业重要，治家也同样重要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是位叱咤风云的开国之君，应该说颇有雄才伟略，可是就因为有一个不孝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不仅害得自己不得善终，还使得兄弟反目成仇，兵刃相见，实在是令人惋惜。
成家与立业，是人生的两件大事。可是，很多人却往往如道武帝一样，虽然赢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却失去了家庭的欢乐。更有甚者，家庭的不幸又反过来影响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历史上类似这种由于妻不贤、子不肖、兄弟不和而导致能人志士名声受损，事业被毁的例子还有很多。
西汉霍光为汉武帝托孤重臣，一生可谓位高权重，始终忠于君主，勤于政事，却因为妻子儿女而名声扫地。原来，霍光的妻子为了提高家族的声望地位，就和人密谋毒死皇后，让自己的女儿取而代之。这一阴谋实现后，她又指使女儿毒杀太子，以便将来立自己的外孙为太子。后来，阴谋败露，显赫一时的霍家被满门抄斩，霍光的一世英名也毁于一旦。与霍光妻子相似的是，南朝刘劭为了尽快继承皇位，竟然与臭味相投的弟弟找来巫婆施展巫术，诅咒自己的父亲宋文帝快点儿死。文帝知道后非常震怒，准备处置两个儿子。岂料自己宠爱的潘淑妃因为疼爱儿子，偷偷向刘氏兄弟告密。二人马上招募勇士，伪造皇帝的诏书进宫行刺，使宋文帝血溅后宫。
唐高宗李治一心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并把自己的想法拿到朝堂上讨论。以褚遂良为首的多数大臣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皇后虽然只是皇帝的正妻，却担负着母仪天下的重任，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决不可以轻易地废立。但是以李勣（即大家所熟悉的徐茂公）为首的少数派却不这么认为，李勣轻描淡写地对高宗说：“这是陛下家中的私事，何必再问外人？”李治在其支持下，终于策立野心勃勃的武则天为皇后。不久以后，他就失去了实权，成为傀儡皇帝，忠于李氏的大臣也一个个惨遭屠戮。李勣虽然因为死得早躲过一劫，但他的孙子徐敬业却被逼造反，最后兵败身死。
由此看来，所谓的家务事只是个人私事一说是站不住脚的。事业和家庭是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如果处理不好家庭事务，不仅仅是影响工作的心情这么简单，还很可能使事业为家庭事务所累。再加上家庭事务本来就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所以，我们在整天为事业奔波劳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家庭，要谨慎对待。否则，就很有可能遭遇古人的不幸。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前车之鉴，中国人往往把成家与立业对立起来。认为连这些了不起的人物都难免百密一疏，更何况是普通人呢。所以，干脆为了事业不以家庭为念。比如汉武帝晚年很宠幸钩弋夫人，后来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生下一子，汉武帝非常高兴，因为传说古圣人尧就是在娘胎里14个月才生出来的。武帝盛爱之下，决定立这个孩子为太子，又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弱母壮，母以子贵，出现像吕后专权那样的局面，于是找个借口下令将钩弋夫人处死。
后来的北魏也仿效立子杀母，并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朝代。宋朝的包拯为了保全清官之名，防止亲朋家人以权谋私，竟然和亲戚朋友断绝来往。明朝的海瑞，就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女儿偷吃了一张饼而将其活活打死。中国民间甚至还传颂着这样的故事，说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因为害怕将来子女不肖毁坏自己的名节，竟然生下一个儿子就杀死。后来，刘墉出生时，皇帝、太后出面才将其保住。这当然属于无稽之谈，但既然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说明中国人还是有将家庭和事业对立起来的情结。
将事业和家庭对立起来这当然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了不幸的家庭会为生活和事业带来不幸，而没有看到幸福的家庭却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根基和动力。一个人没有和睦美满的家庭，就没有心灵栖息的港湾，就没有抚平伤痛的角落，最后必然会心力交瘁。古人之所以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做人生的四大目标，就在于它们之间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有时候治理好家庭，不仅能够保证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于事业，还能够为事业注入勃勃生机和不竭的动力。
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前担任汉朝的太史令，一直想做一部史书，记述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不想还没有着手就身染重病。司马谈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嘱咐司马迁说：“我们家的人，世世代代担任太史一职，记叙国家的历史。可是由于天下动乱，史书的记载也就断绝了。我死以后，你将接替我的职务，你要是真正孝道，就应该完成我未竟的事业。”司马迁铭记父亲的嘱托，为了《史记》的创作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即使身受腐刑也没有终止创作。如果没有司马迁的青出于蓝，司马氏的功绩将永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司马家族几代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既然家庭的不幸会对事业有所冲击，而和谐的家庭又能够使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那么所有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切莫一味埋首于文山；劳神于会海。还应该花费一些精力，妥善治理自己的家庭。古时候，江西抚州金溪有一个陆姓的大家族，陆氏家族治家有方，不论寒暑，每天清晨，全家百余口人首先共同拜谒祖先宗祠，然后共同聆听祖训，以牢记勤俭持家、不忘诗书礼仪。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保证了庞大的家族和睦相处，还成功地培养出像陆九韶、陆九渊、陆九龄这样了不起的人才。
当然，在现代社会这种大家族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兄弟也不多见，因此，治家的问题就主要集中在对子女的教育和配偶的沟通上。对于子女，做家长的一定要注重教育，根据他们的性格，因势利导。如果自尊心较强的孩子，就应该像大禹治水一样注意在心理上加以疏通引导，而不能揠苗助长。如果孩子性情顽劣，就应该严加管束，决不能纵容姑息。对于配偶，则应该多沟通、多交流，使他（她）能够真正理解你的事业和追求。只有这样他（她）才能够不拖后腿，全力支持。例如，东汉的梁鸿是当时有名的贤者，但因为家境贫寒无法成家。后来同县富家女孟光仰慕他的为人，主动要求下嫁。孟光过门的时候，打扮得极为华丽：施脂粉，穿绸缎，发髻如椎。新媳妇过门整整七天，梁鸿对她不理不睬。孟光急忙问梁鸿这是何意，是否自己有不当之处。梁鸿回答说：“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孟光听了以后恍然大悟，从此不施脂粉，身着布衣。后来，两人见时局动荡，真的归隐山林了。试想，如果梁鸿不是及早坦露自己的心迹，使妻子树立与自己相同的志向，养成朴素的生活习惯，又怎能一同隐居山谷，得以保全呢？
当然，管理家庭事务，也决不能像对待公务一样，丁是丁，卯是卯。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管理家庭事务还要有一点儿难得糊涂的精神，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唐朝有位百岁寿星，拥有一个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族，可是这样庞大的家庭却没有什么严重的纠纷，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这样的家庭生活不仅使乡邻们十分羡慕，就连贵为天子的唐高宗也十分向往。于是他就亲自召见老人，向他请教治家之道。老人似乎不善言辞，命人取来纸笔，一口气写了一百多个忍字，感动得唐高宗热泪盈眶，明白了为什么帝王之家多烦恼，并非是因为族人众多，而是因为纷争太多。而作为一家之长必须能够包容家人的缺点错误，息事宁人，才不至于激化矛盾，挑起事端。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和睦的家庭可以对一个人的事业给予物质或者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相反，充满问题的家庭不仅会使人失去世间最宝贵的快乐，还可能徒增烦恼，为自己的事业设置难以挣脱的羁绊。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在事业上功成名就，千万不可忽视对家庭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