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时，郑子瑜出版了《门外文谈》(香港世界出版社)、《郑子瑜选集》(星洲世界出版社)、《猿啸与鸡啼》(香港时代出版社)等著作。这一阶段他最重要的是从事黄遵宪研究。
郑子瑜对黄遵宪的景仰之情发轫于30年代中期。那时他作为当时著名的文史半月刊《逸经》的一位痴迷的读者和作者，从中读到了1936年周作人《论〈人境庐诗草〉》和《论黄公度的〈日本杂事诗〉》两篇文章，周文对黄遵宪的见识以及在思想上超越常人的地方有过评论，强闻博记又善于思索的郑子瑜对此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并由此结识了《逸经》主持人陆丹林。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近代文学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真正从事研究者十分罕见。而这类资料往往是年谱编纂或者关于《人境庐诗草》等的介绍和简单的评价。这些作者往往是黄遵宪的同代人，如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有过称誉，康有为在《人境庐诗草》中也给黄诗以充分肯定。高旭则誉黄为“中国诗界之哥伦布”，［42］连同光巨子陈三立也推黄诗“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43］除此之外，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涉及黄遵宪，对其倡导“诗界革命”，尤其对其“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以及提倡本乡山歌的革命性壮举给予肯定。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认为黄诗的成功是“新旧过渡时代的一种成功”。除此之外，有分量的论文不多，似乎还有一篇《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比较详尽，［44］但也是重复胡、陈的一些论点，自己无甚发明。
因周作人的启发，郑子瑜曾于后来(1958年)与周氏通信讨论黄遵宪。
一位人文学者从事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就其选择的动机，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笔者曾信询传主，在其一生中是否有哪一本书对您产生过深刻的人生影响？1994年9月28日，郑子瑜复函称，“至于书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全集》中的杂文和小说，还有晚清最杰出的新派诗人、爱国诗人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从中可以看出，黄遵宪对郑子瑜产生巨大影响。首先是一种人格上的共鸣。黄遵宪具有一种至死不渝的强烈爱国热情，有与“君轻民重”有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是那个时代能有幸跨出国门，接受世界新思潮的近代先进分子，能将顾炎武、王船山等中国思想史上彗星式的人物所躬行的经世致用学说与西方进步思潮糅合于一体并努力宣传的志士仁人。在与外国人交往中，不卑不亢，从容自信，不以天朝大国使臣自居，又广泛向异域传播中华文明；同时，对外界新的东西也不采取关门主义态度，而是虚心接纳以壮己威。反映在其作品中的是一股清新扑面而来的域外风景。他求变法图强，关心国事，吟诵科学文明，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意境和理想，所距五四新思潮已是近在咫尺。而郑子瑜也一生自强不息，心系华夏，在任何艰难环境中都能以无坚不克的勇气对待之。尤其是他年轻时生于国难之中，求生求强的毅力非常人可比。他将黄遵宪树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字里行间浸润着对先贤的挚爱之情，这实在是他与黄遵宪不同时空的相通之处。其次，当1954年身居新加坡后，看见这里留下许多黄遵宪总领事的事迹，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当地华人依然津津乐道。这使他积淀于心中多年的热情一触即发，走上研究黄遵宪的道路。再则是，黄遵宪研究正处于草创阶段，许多史料尚散佚于民间，史实也未经详细整理、考订。郑氏治学注重从史料做起，非弄清细微史料才肯评品人物。而关于黄遵宪的史料有一部分埋藏于南洋，内地学者鞭长莫及，一时难以让其展露容颜。郑子瑜有其天时地利之便，又具备考订史料之专长，一旦染手，便会得心应手，马到成功。
郑子瑜在新加坡注重搜集黄氏史料，并咨询华侨长辈，与黄遵宪侄儿伯陶及王仲厚等人切磋，拓宽了眼界。他发表了《诗人黄公度羁马事迹考》、《谈黄公度的南游诗》等，无论在见识上或史料上均有所建树和发明。
《诗人黄公度羁马事迹考》是将黄遵宪作为中国早期外交家来进行研究的，该论文视角颇为独到。在文中引征了《新加坡中国领事设置史》、《新加坡史话》等在治文史者难得关心的史料，十分详尽地叙述了黄遵宪在新加坡总领事任内的政绩，其中说道： “公度初到新加坡，即以提倡学术为己任，把‘会贤社’加以改组，易名‘图南社’，‘按月课题，奖励学人，一时文风丕振’。更详察各岛情形，以及侨民疾苦，禀请改善。”这里，文中一方面盛赞黄氏的政绩，但联想到郑子瑜在南洋之经历，也可视作借他人酒杯浇己心中块垒。在作者看来，他是多么希望新加坡也能出现类似黄遵宪的外交官，倡导国学，繁荣中华文明，以“文风丕振”来改变学者的命运。
郑子瑜笔下的黄遵宪具有刚柔相济的君子风度，大义凛然，捍卫祖国尊严，决不屈从于列强的压迫：“公度与英方派来的官吏难免时常发生龃龉，其与‘华民护卫司’奚氏(G.T.Hare)芥蒂尤甚，以至笔墨相讥讽”；但对有利于华人的举措，又全力支持，“但‘华民护卫司’所举政事，间亦有为公度所深加赞许，如为保护妇女，挽救颓风的保良局兴建，公度则慨捐巨资以为助”。正如郑子瑜所赞，黄遵宪“办理外交，折冲樽俎，是游刃有余的”，表现了一位晚清外交家难能可贵的成熟和干练，这比以往文学史上所讲述的黄遵宪——仅仅作为诗人的黄遵宪——更具血肉。
另一篇《谈黄公度的南游诗》是郑子瑜论黄遵宪的开山之作。这是一篇毫不隐瞒观点与周作人“抬杠”的论文。针对周作人1936年在论《人境庐诗草》一文中认为：“旧诗里大有佳作，我是承认的，我们可以赏识以至礼赞，却是不必想去班门弄斧。要做本无什么不可，第一贤明的方法恐怕只有模仿，精时可以乱真，虽然本来是假古董。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葡萄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的。”郑子瑜以“周作人所敬重的黄公度，却是极力反对作诗必模仿前人”进行驳论。文中引《人境庐诗草》中《自序》、黄遵楷的《跋》和梁启超的《黄先生墓志铭》，力陈“旧瓶装新酒”并不是一种局限于形式的模仿，关键是旧格调中注入“以我之手，写我之口”的新内容，而黄遵宪在诗作上成功之点正是不囿于古董的境界之新颖。
郑子瑜又摭拾出黄诗中“南游诗”这一专题，加以精到的评点。如评《番客行》说：“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是诗、也是散文，所谓以散文入诗，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又联系南洋历史说：“盖叙述我们的祖先冒险浮海而来，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尽千辛万苦，始得成立家业，可以说是写实主义作品。”这类充满现实感又融入古代诗话特点的评品比比皆是。这种充溢现实感又带有现代的科学精神的爱国观，不同于儒家哲学为宗旨的古代诗论，如郑子瑜对选录《过安南西贡有感》时评说：“其时距法军侵略安南之后，只有五年，我们的爱国诗人黄公度，随船过西贡，自难免有所感慨。唯诗中‘神功远拓东西极’之语，又提到班超万里封侯，若自今日的眼光看来，却又使人觉得他未免有狭窄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宽容不苛求古人的态度来品评，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