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是1941年在古晋越光中学执教时认识丁桂女士的。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古晋很快沦于敌手，郑子瑜和丁桂女士结伴逃难到诗巫上坡村丁桂家中。因为郑氏宣传抗日，怕会受到伪政权的迫害，只得在上坡村以避敌伪的耳目。
郑子瑜夫人丁贵珠，别号丁桂，生于1918年阴历五月初一，祖籍是中国福建省古田县，诞生地是今马来西亚沙罗越的松倪沙迪。说到丁桂女士，不得不提及其父丁兴俊先生以及其世家。丁兴俊生于光绪三年（1880年），其兄弟四人，长兄丁承恩，次兄丁兴裕，三兄丁兴腾。祖父丁盛顿为同治年间举人，是当地乡间一位文化人。可是，福建在晚清时代，外忧内患，农村经济破产，乡间民不聊生，已是中国农业社会的衰微时期。举人之后竟因贫穷而无缘接受教育。黄乃裳1866年受洗于美国传教士薛承恩，为闽清首批基督教信徒。他于1899年遍游英荷属殖民地，翌年4月以港主身份与沙捞越王二世统治者“拉者”签订为期二十年垦殖合约，并回闽招集乡人南渡开垦。丁兴俊与长兄丁承恩于1901年随黄乃裳而南来开发，是第二批闽籍南渡者。丁桂女士在提交沙罗越古田公会的《先父丁兴俊随黄乃裳南渡开垦新福州（诗巫）事迹》一文中说：“先父得与其长兄随黄乃裳举人于1901年10月6日到达沙罗越诗巫垦场，为第二批开荒者。初抵垦场时，披荆斩棘，自搭茅舍，砍木为枕。四顾荒凉，巨蟒鳄鱼出没，毒蝇吸血，猛蝎伤人，水土不服，疾病时生，死亡难测。其苦况非笔墨所能形容，若非意志坚强，忍苦耐劳，必致功败垂成。”
郑子瑜后来在其散文名篇《拉让江的细诉》（该文曾入选香港大公书局出版《新标准中学国文课本第三册》、新加坡教育供应社出版《中学华文课本第五册》）详述了第二批闽籍人士开发诗巫的事迹：“闽清人黄乃裳，于维新运动失败之余，回到了乡里，嗒然若有所失，不知要做些什么，方才可以稍纾利他主义。他看看乡人饿死的饿死，自尽的自尽，决计为他们开辟一条生路，不至同为沟壑。想着，想着，终于给他想出来了： 到南洋去，觅一个地旷人稀的地方，可容百万人为农的，尽量迁移乡人到那儿去开垦！
黄志士遍游南洋各处，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因为不是区域狭小，便是种类糅杂，不是环境恶劣，便是泥质硗薄；要不是这样，那人家早已开垦了。幸而苍天不负有心人： 1900年4月，到了沙捞越，北行过拉让江口，发现江流汪秽，揣度它的发源一定是很长远的。因此沿江直入，但见两岸丛林蔚茂，原野广袤。黄志士在下游四百里之间，即诗巫上下，流连了十余日，细尝水草之性，知道地质膏沃，就去和沙王订约，将诗巫改名“新福州”，招乡人到这里来垦荒。
黄志士抱着兴奋的心情，奔走于侯官、闽清、古田、永福各邑，沿户劝说；无如农人多安土重迁，风气闭塞，不自知有门外事，又怎愿随往不知情景的万里外去谋生呢？幸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志士的劝说终于感动了闽江流域的农民，数十日间，咄喳得勤壮农夫五百余，并替他们购置一切的农种与农具，招请铜铁竹土诸工匠，手续办理停当后，船行二旬余，于第二年正月灯节后二日，到拉让江之时，已病死了几个人了。
从此，福州人的血汗，滴遍了拉让江的两岸！
农民初抵新福州的时候，满目只是荆棘，充耳唯有虫声；内河之水，红而不绿，不敢汲用，只得徒步至江干汲取。而茅舍萧条，只能遮风避雨，蓬蒿争长，高过了人身；四顾荒凉，但见椎髻文身土著（即达雅克人），言语不通，且常持刀肋杀，又苦更向谁诉说呢？加以卧具没有齐备，椅桌欠缺，饮食器皿，轮流烹用；巨蟒与鳄鱼出没，猛蝎螯人，毒蝇吸血，水土不服，疾病时生，死亡枕藉，痛厄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可是死亡不足以吓退农民们开荒垦地的决心，他们前仆后继，相信人力定能战胜自然，时而伐木焚山，时而斩草除蚁，一篑土一篑土地掘下来，使荒途变成了公路；一锄土一锄土地翻过来，荒野变成了田园： 先种甘蔗、甘薯、蔬菜，暂维生计；再种谷类，生活稍稍改善。更靠着马来人的帮助，才能和达雅克人通言语，以物易物，感情也逐渐融洽了。丁兴俊是一位基督教的信奉者，在追随黄乃裳第二批南渡的闽籍人士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基督教信仰者。早时，丁家长辈受西风东渐的影响，便注重儿孙的教育与信仰，利用家中大厅办私塾，使后辈及邻里儿童有机会读书。又在星期天将大厅兼做礼拜堂，具有传教功能。而后，联合同村乡亲共创设光华小学，继而创设光华中学，在光华小学旁兴建真安堂，使村民信教者越来越多。丁兴俊在诗巫时，一边劳作，一边就学于南洋著名的传教士富雅各门下，于后来成为著名的华裔传教士林文聪以及刘家洙、黄景和等同窗。丁、刘、黄后来皆为诗巫华人精英分子，他们既是1903年卫理公会首创的诗巫新珠山英华学校的同学，后来各自创设华校，热衷于教育。刘家洙创办竞南小学，黄景和创办华侨公立中学（光华学校），聘林文聪任校长，而丁兴俊创光华小学、光华中学。富雅各是与黄乃裳鼎立的诗巫垦场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至今，基督教沙捞越华人年议会属下福音剧团依据富氏生平编成剧本，在诗巫一带上演并建成富雅各纪念公园。台湾学者还以黄乃裳、富雅各、刘家洙为例撰写专文，讨论他们对东马现代化的影响（详见《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同时，丁兴俊又是一位具有热爱华夏民族的爱国者，抗日战争时，曾捐款救济祖国伤兵难民。作为移民，他又注重生产，拓展家业，创办利华火较（按： 火较即锯板厂），发展商业，曾拥有“振华号”店铺，经营布料和杂货。他注重对子侄辈的教育，令其读书，受高等教育，儿孙辈中均为南洋华人中精英人物，职业有牧师、教授、医生、律师、绘测师、土木工程师、会计师、药剂师、教师、营养师等。由于接受了儒家“大同世界”和基督教“博爱”哲学的双重熏陶，加上丁兴俊具有先天的语言才能，他能与土著达雅克人和马来人友好相处，没有语言的隔阂。丁兴俊一生挫折不少，最大的一次人生挑战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月，被日军拘捕，后因无把柄可抓而释放，渡过人生一大难关，丁兴俊1973年1月28日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丁桂女士是丁兴俊之女，她上有两个兄长，下有两位弟弟，曾在南洋就学于光华初中、星洲南洋女子中学，后去上海复旦附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复旦附中的任课教师，大多出自当时复旦大学的讲师或教授。后来，20世纪60年代郑子瑜赴日本从事讲学和研究，丁桂女士颇有怨言，夫妻俩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赴日讲学产生分歧。就丁桂女士而言，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使她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一种铭记终身的痛恨之情。她在《历程》一文中，对这些记忆作了描述：“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留日学生，……其中有一位名叫丁永尊后改名为丁拓的，是我的堂侄儿，他是我堂兄名鑑的第二个儿子，十四岁时就去福建省的福州英华书院念书。毕业后转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可是不幸的第二批留学生，为数几百人被载到杨树浦岸外时，却全船的人被日本侵略军杀得精光，没有一个活着，这是一宗大惨案。他们全是国家的精英分子，未来中华民族的栋梁。这次悲剧非日本人的鲜血所能还清的。”
“接着，日本的战舰、飞机、大炮日夜轰炸中国沿海一带地区，生灵涂炭，难民四处逃避，民不聊生。”
“不久日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上海来了，我们学校是在交通大学附近，都属于非租借地的徐家汇。一天晚上，日机来袭，一颗炸弹竟落在我校男女宿舍中的一个草场上……我们这些侨生，不回返南洋，确是无路可走。幸亏大家身上还留有一点旅费可以买船票搭意大利邮轮‘维多利亚号’回南洋。临走时，我们把学生的证件全部丢掉，唯恐出黄浦江时，被日军查出我们是学生。”
“华侨热心爱国，组织抗日会，为祖国难民筹款赈济，同心协力，不遗余力，特别是我们这群学生刚从国内回来的，领先发动各种抗日宣传，让海外华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唤起全世界华裔团结一致，全心全意拯救国难。”丁桂女士当日是一位豆蔻年华的莘莘学子，为正义所驱使，在南洋奔走于抗日救亡事业，确使今人读之令人为之动容。返南洋后不到四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延伸东南亚各地，局势更为危急。丁桂从1941年开始，先后在越光中小学，明德中小学执教鞭，也在这时，她结识了从厦门南渡马来西亚，已漂泊多年的郑子瑜。丁桂在《我的历程》一文中用“有缘千里来相会”作标题，记录了她与郑子瑜结婚的过程： 郑良（按： 郑子瑜当时叫郑良）在此兵荒马乱的时刻，到达诗巫市区不久，他的老师也打算逃离市区到拉让江上游去避难了，那时她自身难保，哪有能力带郑良一起逃。可怜的郑良，初到诗巫人地生疏，只认识我是住在光华区。所以只好找我商量。我的堂哥明和是光华中学的校董，得明和哥的爱心相助，安排郑良在该校教员宿舍住下（因为那时学校已停办，宿舍无人居住）。我家正在隔邻，所以郑良三餐可到我家来用餐。先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满有慈心，而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我所带来的朋友，就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我们是大家庭，我有三个伯父，先父排行最小。我们四家的屋子都建立在拉让江边，排成一行，非常显耀夺目，加上光华中学是诗巫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名校，许多年长的诗巫名人，都毕业于该校。郑良住在此校舍，图书馆就在那里附近。明和哥信任他，把钥匙借给他，让他可以随时去那里阅读或找参考书。这是郑良意想不到的眼福。我家地大四英亩，种了多种的水果，他有时也学习劳动，在我家门前的果园里，锄锄草；口渴了便随时采粒橘子来吃；有时遇上耕种的季节也参与劳作；疲倦了，就枕在田边的木板上休息一会儿。这是他前所未有的经历和生活的改变，使他那瘦弱的身体，渐渐地健强起来。
每天晚上，他都到我堂哥明鑑的家去听收音机，他知道时势的动态，敌人决不能久留，和平在望，心情就比较开朗些。当时有两位朋友计划用本地的山猪肉来做肉松，招郑良合伙经营，原是一条出路。可是原料来源不足，时有时无，不久只得停业。
1944年中，伪政府要抓未婚少女。我和堂妹碧珠、维珠都要在同一个时期结婚。因为我们各有意中人。郑良原意要等到和平后，找份固定的工作，才敢结婚。但是时势所迫，只得改变原意。我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不迷信，也没忌讳。不管亲戚们的闲言闲语，说：“女儿应当嫁出去的，不可在家里结婚。”因为我的两个堂妹夫都是本地人，唯有郑良是外地外省人，逃难到诗巫的，情况决不一样。但是我的父母却不理会他们怎么批评……俗语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也就是所谓“缘分”了。郑良和我就在那年九月十四日结婚，林启显牧师为我们主持婚礼。最遗憾的是没有“拍照”留念。因为当时“相机”是禁品。我们的婚宴在家里举办，来宾一百多位，可算是那时期的大筵席了。郑子瑜的爱情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缺少浪漫成分，这与他艰辛坎坷的人生以及谨严的学者气质有关。应该说，丁桂及其一家是郑子瑜在南洋时期的救命恩人。那时，郑子瑜疾病缠身，奄奄一息，生命随时可能被死神扼杀。郑子瑜瘦骨嶙峋，他曾将左手拇指和中指在自己的右上臂合围起来，两指竟可相碰。如果不是在丁桂家小憩，而是继续在日寇占领区逃亡的话，他不是被贫困折磨而亡，便是饿死。没有丁桂，作为一位具有异常炽热爱国心而不甘沦为“顺民”的血性青年来说，似乎只有死路一条。
丁桂救活了他，在她家小憩，而郑子瑜的学术起步与光华中学图书馆藏书有直接关系时，身体也渐渐康复，于是帮助丁桂一家从事轻松的农业劳动。丁桂之父丁兴俊是跟随黄乃裳来诗巫开荒辟地的福建籍先驱之一。这一辈人无不具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战天斗地，无所畏惧，具备毅力、斗志和异乎寻常的进取精神。丁桂出于一种女性同情的天性，救活郑子瑜。丁桂女士以其人性的力量显示其博爱的胸襟。
早在结婚前，两人性格差异便导致常常摩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郑、丁终于在1944年结婚。这固然是许多因素促成的。以郑子瑜方面来说，因为与丁桂性格不合，时有想离开上坡村的念头。但在沦陷时期敌特四处，一旦离开便有生命的危险。故不论两人怎么摩擦，待冷静之后，他常常想起丁桂的救命之恩，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恩人。每念及此，古道热肠，备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郑子瑜便呆了下来。从丁桂方面讲，客观原因更多一些。当时日军在南洋各地强迫未婚少女去做慰安妇，在诗巫农村中，此说也甚嚣尘上。丁桂及其家人都十分害怕此事，希望丁桂早日与郑子瑜结婚。于是，一场性格迥异的婚姻便产生了。丁桂女士信仰基督教，兼具有博爱的善良品格，对后代的教育能身体力行，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华裔女性。性格的不同，造成了婚姻中种种摩擦。2003年郑子瑜返新后，一直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丁桂有洁癖，对郑子瑜桌上成堆的书籍和凌乱的资料存有敌意，认为有碍观瞻，生怕朋友来了，看见这样有失体统，非得收拾起来，或摆得整齐不可。对于一位学人来说，凌乱的资料正是有序思维的明证，经丁桂的“有序”摆放，几天的脑力活动顷刻间变得无序了。惹得郑子瑜十分恼火。但是，生活的琐事并不能掩盖丁桂女士具有女性的独到魅力，在她相夫教子下，后辈儿孙均能成材。
郑子瑜的唯一爱子郑大宁现在早已成材。他曾毕业于新加坡大学医学院，后获美国医学博士学位，并荣获美国血管专科科学院院士称号。他发明了检验心瓣疾病的新法，成为美国华人中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媳妇张菊荣是南京人，出生于台湾为会计师。孙女可欣现任美国西雅图大学的遗传学教授。男孙郑毅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士。平心而论，郑、丁夫妻均是具有中国人优良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爱民族和分明的是非感，具有自强、自守、自尊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