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中俄缔结《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帝见到一幅亚洲地图，图中关于清朝满洲地区的地理知识相当缺乏，便有开展测绘工作的打算。后来他从广州购入仪器，每到东北和江南各地巡视的时候，就命随行的外国传教士先测定经纬度。在条件成熟之后，他命耶稣会传教士先测京师附近地图，由他亲自校勘，认为远胜旧图，才下令由中、西两方人员组成测绘队进行全国地图的测绘。
全国地图的正式测绘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开始的，由法国教士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等人率领。先从长城测起，然后测北直隶，再测满洲地区。为了加快速度，公元1711年康熙命增添人员，分两队进行。因此关内十余省，包括西南、西北广大地区，约用五年时间先后峻事，康熙五十七年（1718），一份具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图》终于绘成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有的尚未开始，有的虽已开始，也未完成，而中国在18世纪初期完成了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康熙帝亲自领导的全国大地测量，有两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是尺度的规定。康熙为了统一在测量中所使用的长度单位，规定以200里合地球经线1度，每里1800尺，因此每尺的长度就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法国在18世纪末才以赤道之长来定米制的长度。第二，是发现经线一度的长距不等。康熙四十一年（1702）实测过中经线上由霸洲到交河的直线长度，以后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又在满州地区实测北纬41度到47度间的每度直线距离。这些测量都可以得出纬度越高，每度经线的直线距离越长的结论。如北纬47度比41度处测得的每度经线的长度大258尺。这是过去的测量中从未得到的结果。这一结果曾遭到欧洲一些学者的怀疑，后来得到证实。这是世界科学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第一流的。
由于社会条件和康熙本人思想方法的局限，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一定的探索，只能产生有限的积极效果。他执政期间，沿用妨碍科学发展的八股取士制度，大兴残暴的文字狱，又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尽管如此，康熙帝能身体力行学习科学，利用科学，亲自领导具有科学意义的工作，这种探索精神，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是少见的。如果清朝历朝皇帝都能继承和发扬这种勇气和精神，中国近代的历史中，恐怕就要少些悲剧。
61.王贞仪“雄心胜丈夫”
清代有个女天文学家，名叫王贞仪，字德卿，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她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
王贞仪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父母对她非常喜爱而又管教甚严，使她从小就养成了酷爱学习的习惯。她学习不仅有钻劲，而且有韧劲，碰到什么问题，不弄懂弄通决不罢休。她虽身居闺阁，但却胸怀宽广，壮志凌云，严以律己，刻苦治学。
还在十几岁的时候，王贞仪就对天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顾夏日炎炎的酷暑，或北风呼呼的严寒，坚持观察天象，考察风云的流动、星座的变幻、气温的升降以及湿度的高低。由于长年观测，她积累了许多第一手天文资料，取得了丰富的气象知识，较系统地掌握了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对某些地区，特别是她家乡地区的气象预测，其准确率达到惊人的程度。
王贞仪既注重书本理论，又很注重实践活动。有时，为了验证书本中的理论，她在自己的家里，因陋就简，创造条件，进行一项又一项科学实验活动。为了验证望月和月蚀的关系，对月蚀作出正确的解释，她反复实验，常在农历十五日的晚上，在花园亭子间的正中放一圆桌当地球，在亭中梁上用绳子垂系一盏水晶灯当太阳，在桌旁放上大圆镜当月亮，一次又一次摆置、挪动、转移三者的方位，一次又一次地仰望明月星汉，焦思苦虑，反复琢磨，终于写出了很有价值的天文论着《月蚀解》。
特别可贵的是，王贞仪还提出，地球所处的位置是在四面皆天的空间，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站的都是地，头顶的都是天。对宇宙空间来说，没有上、下、正、偏的区别。王贞仪的这个相对空间的理论，在当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科学发现，澄清了人们对地球的错误认识。
“人生学何穷，当知寸阴宝”。这是王贞仪的治学经验之谈。她随着父亲工作的迁徙，走遍大江南北，塞外关内。在旅途跋涉中，她也从不放松学习和考察。她曾写下了“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的着名诗句。但是，在“往往论学术，断不重女子”的封建社会里，她的凌云壮志和真才实学却毫无施展的机会。
王贞仪善诗会画，才华出众，除天文、气象外，对地理、数学和医学等多方面均有研究。她只活了29岁，在短短的一生中，却写下了包括文、赋、诗、词各种文体的文学着作《德风亭集》二十卷，以及《星象图释》、《筹算易知》、《历算简存》等十多种科学论着。她还对别人的一些天文论着提出新的见解。不幸的是，她的科学成就当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连她的亲属也不能了解她。王贞仪临终时，只得把自己的书稿转交给一位女友保藏。
62.戴震勤思善问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着名的考据家、思想家。
他10岁入学读书，记忆力特别强，每天坚持熟读几千字的文章；而且他读书喜欢追根寻底，力求弄懂，从不放过一个疑点。
有一天，老师讲《大学》一书，这是儒家经典着作“四书”之一。讲完了“大学之道”一段以后，老师高声说：“这一章叫《经》，是孔子说的话，由曾子记述的；以下的十章叫《传》，是曾子的见解，由曾子的学生写下来的。”
戴震一边认真地听讲，一边思索着老师的每一句话。老师讲完后，戴震上前问道：“老师您这么讲有什么根据呢？”“这是朱熹说的。”老师回答。戴震接着又问：“朱熹是哪个朝代的人？”“宋朝人。”“那么，孔子和曾子又是什么时代的人呢？”“都是周朝人。”“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老师说：“差不多有两千年。”“既然如此，那么，朱熹又是根据什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呢？”老师被问住了，无话可答。他佩服这位学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赞叹地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啊！”
朱熹是南宋时代的哲学家，他创建的理学被明清两代统治者奉为儒学正宗。可是小小年纪的戴震并不盲信这位大人物，对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实际上，戴震的疑问提得很有道理。后来有人考证出《大学》并非曾子及其学生所作，约为秦汉之际儒家的作品。
从这以后，老师讲课更加认真了。发现自己的知识已满足不了戴震的要求，就把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其它字典、词典交给戴震，让他自己去查阅。戴震在读经书时常常查阅这些工具书，又找来汉代经学家解《经》的各种着作，互相参照、比较、考证。对每个字都穷本溯源，贯串群经，给予确切的解释。经过3年多时间，他把前人汇编的《十三经注疏》等有关着作都研究一番，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知识，终于成了着名的一代考据大师。
戴震博闻强记，除精通经学、语言学外，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深刻研究，着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等。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他被特召为纂修官。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同他学生时代的刻苦钻研分不开的。
63.练恕十一岁写史
练恕（1821-1838），字伯颖，广东连平州（今连平县）人。他16岁就成了清代着名的史学家。
道光元年，练恕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练廷璜是一位重视读书且颇具文采的地方官，练恕7岁就随父亲到江浙读书。练恕聪敏过人，学习刻苦。9岁读完了“五经”，又开始攻读各种史学名着和诸子百家着作。13岁时，已经精通了13种经书，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这时，他已能用文言文流畅地写文章了。14岁时，练恕又遍览了中国编年体历史巨着《资治通鉴》。这部巨着共354卷，上至周威烈王、下迄五代后周世宗，共记述了1362年的史实。这部巨着能载一车，14岁的孩子能遍览，实在令人惊叹！
那时，读书做官是一般文人的必由之路，父亲希望他早习应试文章，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练恕却不愿为科举而死读书，立志献身于祖国的史学大业。
15岁时，练恕染上了“咯血疾”（肺结核）。父亲命他放弃学业，安心养病。他却常常躲开父亲，把书带到僻静的地方，一看就是十一二个小时。练恕读书，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独立思考。遇到疑义，便找来其它的书比较对照，把正确的结论，记在纸上。
勤奋和天才使练恕治学的效果远远超过常人。他的汉唐史学功力，已超过了一般宿儒。父亲用《史记》、《汉书》中的事件考他时，他能对答如流。人们谈论史学时，只要有误，他就立即指出。一次，父亲读沈东甫的《新旧唐书合钞·序》，念到“刘司徒”怎样怎样时，练恕立即插言说：“‘司徒’是‘司空’之误。因为刘司空的名字叫刘昫（ｘù），生前只做过司空。”父亲不信，就拿来《五代史·刘昫传》查看，果然是练恕说得对。练恕爱和父亲的同僚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并能言中要害。父亲的同僚们自叹：“廉颇老矣！”
翻开《二十五史补编》，署名练恕的着作就有4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与史学大师并列的专着，竟会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之手。练恕从11岁便开始编着《后汉公卿表》，寒暑不辍，总共三次易稿。他15岁患病的时候，又写出《五代地理考》等三部史书。他还有两种未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的历史专着和杂文11篇，也无不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16岁时，练恕肺病复发，吐血不止。父亲强迫他停止着述。
以后，他的病情日趋恶化。道光18年5月，练恕在他父亲所在的上海县署病逝，年仅18岁。
练恕虽然匆匆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勤奋的思考，留下了智慧的火花。
64.王闿运读书不熟不食
清朝末年湖南湘潭一个偏僻的乡村里，有个孩子叫王闿运，长得呆头呆脑的，邻居们都把他看成一个傻孩子，连父母都不喜欢他，认为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他记忆力又差，人家让他记点事，一转眼他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父亲把他送到学馆里学习，老师让他背诵课文，他从来不能把一段课文完整地背诵下来，有时候站在那里竟然连一个字都背不出来，急得他直用手敲自己的脑袋。
王闿运虽然愚笨，可是上进心很强，他用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来背诵课文，白天的时间不够用，他就晚上来背诵，不背诵下来就不吃饭也不睡觉，直到背会了为止。他刻苦志学，无论严冬酷暑，从不间断。凭着顽强的毅力王闿运终于在十四五岁时对所学的文章能流利地进行讲解，并且对那些古奥艰深的文字也能逐一解释，从而他对训诂学发生了兴趣。到了20岁左右，文章已经写得相当好了。而在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对历史典籍有了深刻的研究，终于在咸丰三年考中了举人，成了着名的学者。后来他在山东设馆教学。
山东巡抚崇恩非常钦佩他的才华，把他待为上宾，当崇恩由山东前往北京就任尚书职务时，又把王闿运推荐给当时官居要职的肃顺，于是王闿运就作了肃顺的慕僚。肃顺对他尊之为师长，事无巨细都要向他请教。然而王闿运落落寡合，不善于混迹于官场，后来自动引退，专门从事教育事业。
王闿运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写作，一生着述甚丰，刊行于世的就有《周易说》、《尚书义》、《诗经补笺》、《春秋公羊传笺》以及《论语注》、《尔雅集解》、《湘绮楼诗文集》等近三十部着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65.阎若璩勤以补拙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后迁居江苏淮安。是清代着名的考据家。
他家世代是读书人，父亲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可他从小口吃，又很愚钝。6岁上小学时，一篇文章即使读了多遍，他还背不出。老师认为他实在不是读书的材料，就找到他的父母商量，劝其退学。但阎若璩坚决不肯，在他的苦苦哀求下，老师才勉强同意他留一段时间。
阎若璩为了能够继续在校学习，他放弃了几乎所有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别的孩子在玩游戏，他却在学习；家里的人入睡了，他还在灯下看书。他就是这样艰难地“爬行”着。
阎若璩本来就多病，再加上他勤奋读书，休息不好，所以身体越来越坏。母亲心疼他，于是就不准他学习，只要一听到读书声，便将他手中的书夺走，加以制止。阎若璩没法，就不敢背出声来，而是默记，又怕被母亲看见，所以总是偷偷躲着看。
15岁那年，在一个寒冬的夜晚，他读到一段书，但怎么也弄不懂它的意义，心里十分焦急。已经打过了四更，天气又那样寒冷，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他难以安心睡觉，独自坐在那里苦思冥想。忽然心中一亮，一下子想通了，他感到非常高兴。从此，凡碰到疑难问题，他都下决心弄通弄懂，从不放过疑点。阎若璩就靠这种好学肯钻的精神弄通了许多问题。这也使他认识到，只要肯学愚钝会变成聪明，不知会变成多知，从而增强了学习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