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李世民认真地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淫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照下，李世民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它美丽辉煌的画卷。
为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李世民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
李世民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假若被赏的是有功的人，无功者自然就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到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就能悬崖勒马。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李世民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后来长孙无忌组织19名法学家，专门为《唐律》作注，到永徽年间才完成，即《唐律疏议》。这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此外，《贞观律》又定令1546条。所谓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时还修改了武德九年的制敕，把3000条精简为700条，称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
为了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执行，李世民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他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并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案。同时，李世民还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方可执行。
贞观时期，李世民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社会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社会环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由于法制严明，不但犯法的很少，被判死刑的也很少。在进行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李世民又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萧条、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李世民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李世民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李世民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李世民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李世民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所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李世民又积极地推行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了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李世民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防旱排涝、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贞观初年，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李世民下诏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结婚，以繁殖人口，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到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全国户数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比唐高祖时代增加了一百八十万户。
由于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年大丰收，粮价由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数十斗粮食。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到贞观中期，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
李世民共在位23年，他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定安，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并且造成了皇帝兼听纳谏、广任贤良，大臣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上下一致，力求致治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风气。后人为了表示对这一太平盛世的向往，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
以诚相待民族融合
贞观初期，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的条件下，李世民又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并且妥善地处理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唐朝初年，东突厥就支持北方的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经常南下骚扰，抢掠人口，破坏生产，甚至威胁唐都长安的安全。
李世民刚即位时，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认为李世民统治还不稳固，便亲率20万骑兵进逼长安，并派大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对李世民进行威胁和讹诈。李世民正确地分析了突厥入侵的目的，果断地下令扣押执失思力，并亲自率领高士濂等六人骑马来到渭水岸边，与颉利隔水而立，指斥他的侵略行为。随后，李世民命令唐军迅速布阵。颉利见唐军士气旺盛，军容严整，又见李世民神态自若，轻骑独出，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再加上使者被押，使颉利摸不透李世民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率兵过河，只得与李世民在渭水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带着李世民馈赠给他的金银绢帛引兵退去。这次李世民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没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二十万突厥大军。
此后，李世民一方面抓紧备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扶持颉利可汗的反对势力，牵制颉利。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派遣使者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强大势力薛延陀部落建立联盟，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同时，李世民又利用东突厥贵族的内部矛盾，拉拢与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突利归唐为李世民提供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李世民任命李靖为统帅，率领李世勋、柴绍、薛万彻等大将，统兵十余万人，分兵四路进攻东突厥，连续击溃东突厥骑兵。同年十二月，突利可汗率部归唐。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颉利可汗伪装求和。李世民将计就计，李靖率精骑一万，展开突然袭击，颉利可汗战败被俘，东突厥被灭。
唐朝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使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周围各部落、部族的首领纷纷前来降服。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李世民上尊号“天可汗”，李世民同意了，后来就用“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诏书。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和李世民宴请群臣，李渊让颉利可汗起舞助兴，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异常热烈，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北部边境统一之后，李世民又相继派兵收复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重新恢复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另一方面，李世民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服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李世民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的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李世民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唐朝与吐蕃的和亲。
吐蕃是现在藏族人的祖先，居住在西藏高原，其首领松赞干布是和李世民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同时也是吐蕃奴隶制王朝的创始者。松赞干布仰慕李世民的英名和大唐先进的经济文化，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遣使求婚。李世民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后，汉族人民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笔、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吐蕃传播开来，对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吐蕃与唐朝的联系。
贞观时期，由于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唐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者、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访问，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李世民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以招待外商，那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达到70多个。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通过广泛的交流，许多植物品种如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等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入中国。此外，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到中国，并被译成汉文。景教、回教、摩尼教也在贞观时期传入中国。由于李世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使这些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
贞观时期，高度先进的封建文化也对亚洲各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商品大量销往波斯等亚洲国家，又通过它们销往西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是在贞观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大。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以后各种遣唐使和留学僧人不断到来，人数也越来越多。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日本开始了废除氏族制度的“大化改新”，在这场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中，他们吸收了唐代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官制、府兵制以及刑律等等，建立起了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制度，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贞观时期，强盛的唐王朝在当时的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中国使者、僧侣和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唐家子”就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统称，直至今天，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还留有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李世民于翠微殿召见群臣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能平定汉族地区，但却无法制服四周的少数民族，我的才干并没有超过古人，但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的答案都不能让他满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对父母一样对待我。”李世民说的确实是实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
在民族关系融洽的同时，唐朝的疆域也异常广阔，东西有9500里，南北有16918里。
皇后贤明 后宫和睦
李世民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出身于世代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善文，聪明贤淑，是一个有见解、识大体、宽厚仁慈的女性。她以自己的贤德和才干影响了李世民的家庭生活和政治行为，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13岁时便嫁给了年方17岁的李世民，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
唐朝建立前，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擞，所向无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