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到方先觉当时悲愤而无奈的心情，弹尽粮绝，伤兵满营，援兵无望，如果继续抵抗，只会招来日军屠城，7000伤兵，都是大好男儿，怎么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杀戮？
卢庆贻说，当日军请求方先觉停战的时候，方先觉向日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保证生存官兵能够得到休息，二是伤兵得到救治，三是第10军不离开衡阳。
当时，阵地上的官兵已好多天连续作战，昼夜抵抗，早就疲惫不堪，很多人正在走路就会睡着，再加上没有食物，体力极度虚弱，很多人已经饿得连大刀都举不起。而受伤的官兵因为没有药物救治，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死去。第10军不离开衡阳，日军就不能算作占领衡阳，日军也不能逼迫第10军去攻打中国军队。
方先觉还说，如果这三项要求不能达到，那就与日军血战到底。
这一天是1944年8月8日，第10军已经在衡阳抵挡了日军47天的进攻，衡阳还在第10军手中。日军早就疲惫不堪了，他们同样饥饿难耐，他们早就想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现在，他们对方先觉提出的要求全盘答应，他们终于得到了解脱。
这天早晨，连续响了47天枪炮声的衡阳城，终于得到了暂时的宁静。
中国军队喘了一口气，日军也喘了一口气。
衡阳保卫战对日军造成了多大的伤亡，至今各方数字不一，但是《日本战史》中有明确记载，衡阳保卫战结束后，日军向横山勇的第11军一次性补充了十万人，用来攻打桂林。
一次性补充十万人，这说明，在衡阳保卫战中，日军的伤亡人数当在十万人左右。
卢庆贻说，他了解到的中日伤亡比例是1∶5，当时，第10军17000人已经伤亡殆尽，其中死亡有10000人；按照这个比例，日军伤亡当在85000人左右，其中死亡50000人左右。
衡阳保卫战是14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以最大比例杀伤日军的一场战役。
衡阳陷落后的第四天，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
衡阳陷落后第12天，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1944年8月20日，各在军次集合全部官兵，默哀三分钟，蒋介石电文如下：
此次敌寇进犯衡阳，历时47天之久，战斗之猛烈，为抗战以来所未有……特此通电，仰转训勉，并将此电全文朗诵，一体遵行。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给予了衡阳保卫战高度评价。
投降？停战？
停战后，方先觉和军部所有人被关在了天主教堂，卢庆贻也被关在这里，不过，没有和方先觉关在同一间房屋里。
日军知道方先觉是中国军队一员虎将，而衡阳保卫战更是全国关注，如果能够说服方先觉投降，必定能够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于是，日军提出为方先觉保留第10军番号，并增加军队，任命方先觉为司令，方先觉拒绝了。
无论日军如何劝说方先觉，方先觉坚决不投降，不与日本人合作。后来，日本人得知方先觉是个孝子，就效仿曹操逼降徐庶的招式，囚禁了方先觉的母亲，以此逼迫，但是方先觉还是不投降。
日本人没辙了。
日军全部占领衡阳后，陈纳德的航空队得知衡阳城里再无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已全军覆灭，就开始了对衡阳城狂轰滥炸。卢庆贻说，他们站在被关押房间的窗口，能够看到美军飞机上的鲨鱼标志，一颗炸弹接着一颗炸弹爆炸，日军在烟雾与尘土中仓皇逃命，他们觉得非常解气。有时候，爆炸掀起的气浪冲进了窗口，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死亡的危险，“死都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
陈纳德的航空队完全控制了空中优势，而衡阳的飞机场早在保卫战之初，就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在衡阳城里惶惶不安，被动挨打。
几天后，日本的报纸上登载了方先觉投降日军的消息，国民党占领区报纸大量转载，方先觉投降日军的谣言开始蔓延。为什么会这样？这则消息怎么来的？
这是日军无耻的诡计。
无论是方先觉，还是目前健在的第10军老兵们，都没有承认方先觉和第10军投降。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投降日本人，而且当时日本人一直关押着他们，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投降之后的礼遇。在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候，这些抗战老兵都在反问：既然要投降，当初为什么要孤军奋战47天？为什么要在弹尽援绝，手中没有本钱的时候才选择投降？难道第10军都是傻子吗？
事实上，衡阳保卫战的1944年8月8日，中日两军都已经无力再打下去，双方都仅仅剩下最后一口气，苟延残喘。那时候，陈纳德的飞机飞临衡阳上空，为第10军补充有限的给养；而第10军直到最后一刻还将士同心，以死相拼。47天来，第10军没有一个人投降日军，也没有一个人去当俘虏。在日军每攻占一座高地时，残余的无法撤离的守军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日军在这样一支守军面前已经被吓破了胆，这支军队的民族意志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武士道，这到底是一支用什么武装起来的军队啊！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想象，一支杂牌军队，一支新组建的军队，居然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具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而日军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不能尽快攻下衡阳，所有将官就要剖腹见阎王。日本人并不知道第10军还有多少兵力，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每跨前一步，就要伏尸上百。当时的日军也已经弹尽粮绝，陈纳德的航空队封锁了所有陆路、水路，这股日军也成为了孤立之敌。更可怕的是，中国军队五个军的援军在衡阳的外围进逼，日军的防线也即将被攻破。
中日双方就像两个大汉在角力，现在每个人都只剩下了最后一点力气。
于是，日军选择了停战，方先觉为了7000伤兵，同意了停战。
衡阳保卫战结束了。
17000名中国军人，对阵十万名日军，孤军坚守47天，逼迫日本内阁下台，中国军队中军长、师长无一损伤，而日军有一名中将师团长、两名少将联队长死亡，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日军师团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军长；日军联队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师长。
这个辉煌战果，是抗战14年来正面战场从来没有过的。
日军提出了停战，方先觉答应了，双方的地位直到此时应该是相等的，中国军队保持了尊严。
然而，日军背信弃义，把方先觉和第10军军部的所有人关押在天主教堂，作为俘虏处理。
就算方先觉被俘，也毫不丢人。
德国的《步兵操典》规定，帝国官兵在部队减员60%以上的，弹药耗尽的，陷入敌优势兵力包围已无可能突围的，都可以选择投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第10军在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就应该投降了，而且投降是无可非议的。
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陆军，德国的军队制度也本着爱护军人的目的。
当时世界上每一个先进国家的军队都有《步兵操典》，我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军队有没有《步兵操典》，可能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听抗战老兵们提到过《步兵操典》。就算有，中国军队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又如何能够看懂《步兵操典》？
我们的军人依靠着一腔热血，怀揣最朴素的保家卫国的信念，手持最原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抗争。这种抗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悲壮和惨烈。
放眼中国历史，文天祥起兵反元，也曾经被俘过，但并不能因为他被俘就不能说他是英雄。飞将军李广也曾经被俘过，但不能因为他被俘就抹杀了他的功绩。
文天祥和李广都是英雄，然而方先觉却没有被当作英雄。甚至这几十年来，他一直背负骂名。
我所能找到的，关于方先觉投降日军的最早记载是日本战地记者小田岛所写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刊载在日本1944年8月13日的《朝日新闻》上，原文翻译成中文如下：
该军长等旋随部队前往投降谈判场所涂仁中学，我部队长偕幕僚长以下诸人，于8日午前10时45分在学校防空壕内开始谈判。壕内置有一张木桌，部队长坐在正面，方军长坐在他的对面，该军长两侧为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部队长打破紧张的空气，以严重的口气凛然地说：“本官以日本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拒绝了敌军所提出的七项投降条件，提出我方面的无条件的投降要求书，并且很严厉地说：“请及时答复。”部队长的视线集中于军长的脸上。方军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确定地答道：“服从这个要求。”部队长说：“至于解除武装的事回头听日军指示。”这样，衡阳守军全面地向我军无条件投降了，时已12时，在投降书上签了名的军长的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最后我某参谋长向方军长要求道：“请命令衡阳重庆军即时停止战斗行为。”方军长当即请参谋长命令全军停止战斗。方军长会同我部队长又把服从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师长，各师长也都无异议地同意了。部队长最后声明：各师长的身份，皇军负保障之责。这感动了投降我军的敌将们，会见终了后走出来的方军长及各师长的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
此文刊登后，国内的报刊竞相刊登，而武汉政府的报纸还在文章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方先觉的军队接受了日本的改编，名为“先和军”，方先觉任军长，兼省主席。
于是，方先觉被中国人骂为汉奸，而子虚乌有的“先和军”也开始像流感病毒一样蔓延，让人们信以为真，并被写入了一些书籍中。
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记者的这篇报道。
首先，人物不详，日军的“部队长”是指谁？是指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还是指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抑或是别的师团长？
其次，方先觉商议的，并不是七项投降条件，而是三项停战协议。而且，停战协议是日方提出来的，不是方先觉提出来的。
再次，双方停战是在中央银行地下室第10军军部协商的，不是在涂仁中学。是日军来到了第10军军部请求停战，不是方先觉来到涂仁中学请求投降。
还有，历经47天惨烈厮杀的方先觉将军，在日军所谓的“部队长”的呵斥下，竟然“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而走出会场的时候，“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想想可能吗？方先觉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手下败将怎么会有恐惧之色；而签订投降书，明知道会留下千秋骂名，而脸上竟然会带着安静之色。日本这个名叫小田岛的记者，真会编故事。
事实上，1944年8月8日的早晨到中午12点，方先觉将军和孙鸣玉将军从来就没有离开第10军军部的中央银行地下室。
日本记者抛出这样一篇文章，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斗志和信心，用《三十六计》中的计策来说，这叫反间计。
那么，8月8日这天的衡阳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发生了哪些事情？
8月8日全天，衡阳城里中国军队仍在抵抗，没有人接受投降，没有人放下武器。
曾在衡阳保卫战中一炮轰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为人的炮兵连连长白天霖在战后去了台湾，他编撰了一本《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的书。书中写道：
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阻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卢庆贻、童纪统也说，8月8日这天，守城官兵仍在与日军厮杀，喊杀声震耳欲聋，中央银行外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着鲜血，敌我双方的尸体堆积如山，叠摞在一起，无处插脚。
这就奇怪了，既然中日两方仍在厮杀，何来两方指挥官坐在一起谈判，又何来方先觉接受投降？再说，日本报道中的“涂仁中学”，我曾经问过一些衡阳城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知道当时有这所中学，就算有这样一所中学，那么这所中学一定不会位于中央银行地下室，一定距离中央银行还有一点距离，而当时中央银行外战火纷飞，枪林弹雨，那么方先觉又怎么能穿越炮火和枪弹，从中央银行来到一所中学？而且，大战还在继续，中国军队的军长、师长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更激烈的战争，他们又是如何穿越这段生死线的？
时任第10军督战官的蔡汝霖以后也写了一本叫作《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