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于中华大地的历史源远流长，1927年发现的最早的北京猿人化石，距今已五十万年。丁村人、河套人距今十几万年，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距今也近两万年。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约距今四五万年。代之而起的父系氏族公社，距现在约五千多年。人类在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之前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长期过着原始群落和原始公社的生活。他们没有典型的私有观念，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因而也就没有发生典型战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
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制造工具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保障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财富也便相应地增加，人口的增殖加快，原始群落逐渐为氏族公社所代替。当我们的祖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前后，似乎已经有了原始氏族部落争斗的痕迹。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村遗址来看，这个大的氏族居住村落的周围，环绕着一道壕沟，这是否就是当时用来防御其他氏族侵犯而构筑的障碍，还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想。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的先人，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已经出现了氏族公社之间的原始争斗了。假如不算牵强附会的话，无疑，在这个时期前后，已出现了我国古代战争雏型。
氏族社会时期。生活在我国古代黄河流域一些氏族部落和生活在长江，淮河流域的众多蛮夷氏族部落，对我国太古时代的社会进步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共同创造着中华大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根据传说和记载，贡献最大、发展较快的是“三皇、五帝”及其氏族部落。
黄帝轩辕氏部落在今陕西地区，发明了舟、车和衣服；同在陕西地区的炎帝神农氏部落，传播了播种耕耘作物的工具和技术；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太昊氏又称伏羲氏，发明结网捕鱼和八卦记事；生活在晋、鲁、豫交界地区的蚩尤九黎部落，可能创造了我国最早的冶炼技术；燧人氏继承了前人钻木取火的方法。这些优秀人物、由于对氏族部落的杰出贡献，被历史地推上了部落首领的地位，每当部落之间发生纠纷，他们就是统率部落征战的最高统帅，《国语·晋语》和《史纪·五帝本纪》都有黄帝率领氏族部落战胜蚩尤联盟部落的记载。但是这个时期部落酋长以至部蒋联盟的首脑都由推举产生并实行禅让制。尧帝禅让于舜帝，舜又禅让于治水功臣禹。《礼记·礼运》记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这种社会生活结构，还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因而，没有频繁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政治和经济需要。
根据传说我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战争，是黄帝与蚩尤部落的“涿鹿之战”。这次战争发生于距今约四千多年前。当时蚩尤为黎苗族集团的领袖人物，他领导八十余个氏族击败以炎帝榆罔为首的的夏族集团后，自立为炎帝。夏族中的一个氏族领袖黄帝公孙轩辕起而领导夏族与蚩尤之黎苗部族进行作战，两军在现今河南中部地区接触后，蚩尤依仗优势兵力和较先进的金属制兵器，节节北侵，深入到河北涿鹿一带地区。后来黄帝部落利用有利的气候和地势条件彻底打败并擒杀了蚩尤。这一重要战争的胜利，不仅使中原地区又为夏族及与其联盟的其他氏族部落所共有，而且为中华民族以后的繁衍发展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在黄帝战胜蚩尤后，据《尚书》、《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书记载，尧、舜、禹又多次征伐黎苗各部族，使这些部族势力渐渐南移，对夏族在中原定居和发展具有不亚于黄帝打败蚩尤的重大作用。
奴隶社会时期，我国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传至禹时，在一些较为先进的氏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已彻底解体。约于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建立的夏王朝，使中国跨入了奴隶社会。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帝王世袭制的发端。从此，帝王成了自己统率下的地区和臣民的最高奴隶主，但是，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由原始社会进入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则是社会发展的一次飞跃。它既标志着社会生产、经济生活、人类知识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也标志着私有制度，阶级和阶级剥削已被确认并固定下来。
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使夏朝不断发生战争。夏禹之子启继承王位后，先是有扈氏不服，与启交战，被启战败。启子太康继位，太康又传位仲康，再传给相。在此期间，先后又发生了夷族首领有穷氏后羿夺取夏政权，羿之将领寒浞杀羿并夺取羿政权，寒浞之子浇消灭夏的同族斟灌和斟两个氏族等等规模大小不同的撕杀与战争，至相的儿子少康时期，又重新联合起夏族的的一些臣民，消灭了寒浞之子浇和豷，才重新恢复了夏朝政权。少康死后，其子杼继位，这位很有作为的君王，多次向东征伐，征服了东夷各个氏族，遂巩固了夏朝统治。但是，当传位至夏桀时，由于夏桀的荒淫无道，终于被商汤发动的一系列讨伐战争所灭亡，从而结束了夏王朝历时四百多年的统治。
夏王朝的覆灭，并没有结束奴隶制社会，代之而起的商王朝，却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在商王朝时期，军队数量已相当可观，卜辞记载有：“五作三师，左、中、右”之词。每次作战可出动三千至五千人，最多时达到一万三千多人。军队的主帅都由王和大臣充任。作战中，以车战为主体，步兵与战车协同配合，商军把俘获的敌人，或充做奴隶，或活活杀死，有一次最多杀死俘虏二千六百多人。这表明当时的战争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商代前期仲丁曾征伐兰夷，河亶征伐班方。商王武丁一生征战五十余次，堪称战功赫赫的一代君王。武丁发动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是征伐鬼方、土方之战。武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打败了活动于今陕西北部和河套地区的鬼方部落。《易经》就记述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外，商代还发动过征伐吉方、人方，湔方，基方，羌方，盂方，周人等方国和荆蛮等氏族部落的战争。这些战争有的规模也不小，战争的起因无从详细考证，可能多为奴隶主集团的争夺。
商朝传至它的末代统治者纣王时，由于纣王和整个统治阶级更加奢侈、残暴、荒淫无度，进一步激起了奴隶对奴隶主阶级的激烈反抗，预示着商王朝已走到了它的末日，终于经牧野一战即刻土崩瓦解。
纵观商代及其以前的历代战争，虽然由原始争斗逐渐具备了战争的基本形态，但就战略策略思想、军队的组织编制，作战的组织指挥等等方面来看，还处于战争的原始形态和初级阶段，既无详尽战争史料可供研究考证，也无更多深奥的战争理论可供思索借鉴，故对这一时期的战争史从略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