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兴极了，捧着一个漂亮的瓦片欢呼着跑回大房子，父亲高大伟岸，雄姿英发，挎着个军用书包，永远都是一副职业军人的样子。
父亲抱起我，贴我的脸，一遍又一遍叫着只他一个人称谓我的俄语小名“喀秋莎”。这名被我无数次拒绝，也被母亲无数次地抗议，但每天都要叽哩咕噜读一通俄语书的父亲一生也没有改变对我这样的称谓。
父亲在南方那个城市里面挨整了，原因是历史问题。父亲16岁参加抗日联军，给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送鸡毛信做地下交通员。现在突然说父亲当年参加的那支抗联武装不是抗联了，是土匪武装，父亲即使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母亲得知了就给父亲写了信：干脆回老家，咱有大房子，开点荒种点土豆苞米，再养一栏子大肥猪，不愁没好日子过。就这样父亲辞掉公职回来了。
那个时代唯成份论，小孩打架都会互相攻讦：“你家是地主！”“你家是富农！”在旧中国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贫农下中农是贵族，曾经拥有土地拥有家产的没落户——地主富农还有在农村劳动改造的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们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下等公民。回到老家让我遭遇了最恐怖的一幕：一个午后的艳阳天，安静的村庄突然骚动，人们都往国道方向飞跑，哥哥们也都争先恐后地跑去了，唯有我惊恐万状地在属于我的乐园里等候着，停止了“考古挖掘”的工作，小鸡雏们与我相伴啾啾地哀鸣，小肥猪也没了往日的欢乐，我翘首期盼着哥哥们将传递回来的信息，哥哥们回来了，他们议论着一场惨不忍睹的血腥。说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右派分子（对政府政策不理解或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蓬头垢面，在国道上无望地走着走着，突然扑向疾驰而过的一辆吉普车，车轮从右派分子的头颅碾过，脑浆鲜血流了一地，村上的头号贵族，旧中国讨过饭现在相当于伯爵夫人的贫农老大妈在国道上蹦着高破口大骂：“你个右派鸡肉（极右）挨千刀的！死了还要脏我们解放军的吉普车。别埋，剁碎了喂狗。”那被吉普车碾死的“右派鸡肉”是这村上的小学老师，只因给县委书记写了封信，说浮夸风会导致全民喝西北风……
我家是贫农，父亲是转业军人，在南方的大都市里当过干部，刚回到老家来的时候还是很受村里人尊重的。大队贫农协会郎会长双梅他爸第一个来看望父亲，郎会长住我家后院，我们两家之间隔着道村路，听哥哥们讲，郎会长在村子里面可打腰（东北方言：吃得开）了，群众大会上动不动就一拍桌子，“我代表毛主席讲话！”
郎会长见了父亲毕恭毕敬地笑着，真诚无比地说：“邰营长回来了？我代表毛主席欢迎邰营长回咱老家。”
这话如果放在今天可就尊贵了，有可以代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人物欢迎父亲回老家。
父亲当年离开老家南下的时候是解放大军中的一员营长，至今村里的老人仍叫父亲邰营长。村里人对父亲当年当邰营长的描述是：小白脸，骑着高头大马，挎着日本鬼子的战利品——大洋刀，武装带上别着个匣子枪，在县城的石板铺就的街上带着队伍来往驰骋为民剿匪。
我家和郎会长是乡亲又是近邻，郎会长和父亲聊起了家常。当父亲问他：“孩子都挺好的？”
郎会长一副无限惋惜的样子：“再好也是白养啊，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以后都是国家的人了，我这是为国家培养后代啊，我儿子双梅将来至少是个县委书记，女儿鸭蛋至少也是个县长，老三小丑子能当省长。”他这样自信，理由是他出身苦，祖宗三代都是讨饭的，旧社会的讨饭篮子、打狗棍一直作为他家的传家宝收藏着，后来文化大革命拿出来展览，轰动全县。他那旧社会的讨饭篮打狗棍比父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的军功章都要荣耀。
接下来，来家中看望父亲的是村里的小老头，小老头年纪并不大，只有五十岁，腰上系着根草绳，无论春夏秋冬都穿着露棉絮的破棉袄，满嘴的胡须上总挂着鼻涕。小老头的弟弟1960年的饥荒年饿死了，小老头的哥哥也就是父亲的老战友解放战争攻打四平时像战斗英雄黄继光堵敌人的枪眼那样牺牲了。小老头张口闭口都是：“生产队长是我爹，公社社长是我爷，县长是我太爷，你，当兵的时候是我哥的营长，营长下边有连长连副、排长排副……那么你就是我的祖宗！”说着小老头就要给父亲跪下叩头。
父亲忙拉起小老头，一口一个二哥地叫着：“二哥，你可别这样，咱们是乡里乡亲，再说了，共产党的干部，无论级别有多大，县长也好、省长也好都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
小老头头摇得像拨浪鼓：“怎么能是公仆呢？至少也该是个大官僚啊。”
父亲给他解释：“毛主席让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走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
小老头固执己见：“干回革命没有功劳有苦劳，大官僚就是大官僚。”
小老头的妻子外号叫大白眼，刁着根长烟袋，吱啦吱啦吸着，喷出来的旱烟味挺香的。她斜眼瞪着小老头：“队长是你爹，社长是你爷，县长是你太爷，你看人家认你这个孝子贤孙不？”
小老头说：“咋不认？土改凭啥给咱分房子分地？”
大白眼往地下狠狠地吐了口痰：“分房子分地有啥用？日头照屁股还在炕上睡懒觉的人该穷还是穷，穷得你裤子穿不上。”
大白眼出身贫农，又是烈军属，说错了话是可以赦免的，享有言论自由。
母亲像氏族首领一样带着父亲和哥哥们到北沟里去开荒了。父亲牵着头小牤牛，小牤牛是父亲用退职金买来的。听父亲说：“小牤牛养大了可以拉车，可以耕地，还可以卖一笔好价钱。”小牤牛一路撒着欢，见着它的同类还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哞哞”地叫两声，摇摇头，似乎在向同伴们炫耀它头上刚刚生出的两只端正的犄角。
我们沿着小溪朝北沟里走，小溪清澈见底，几千年几万年潺潺地流着，有时被一块小山似的巨石拦住，淤成个深潭，潭水瓦蓝瓦蓝的，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天上的飞鸟，里边游动着数不清的小鱼小虾。父亲首先弯下腰鞠一捧深潭里的水喝，说走遍天下哪里的水也没咱家乡北沟里的水好喝，喝家乡的水人能够长寿。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鞠水喝，心里面还默念着：“喝家乡水，喝一口一百岁，喝两口两百岁……”我一连喝了十口，我高兴极了，我能活一千岁啊。
长大后我才知道，人的生命极其短暂，再伟大的人物也会死，但好人的精神是可以与天地共存的。你看全世界那么多的庙宇、殿堂……永远香火不断、朝拜的人络绎不绝，耶苏、释迦牟尼、伏羲、女娲、孔子、南丁格尔、德蕾莎修女……这些好人永远被人们纪念着。
哥哥们没有像我这样贪婪地喝家乡水，因为他们回来得比我早，对家乡的水已经熟视无睹，他们在深潭的上游翻石头摸鱼，只一会儿，他们便战果辉煌，二哥用细柳条串了一长串的小鱼、蛤蟆，三哥脱下胶鞋，鞋壳里盛满了小鱼、小虾。中午小憩，父亲用石块垒了个灶，支起个小铁锅，哥哥们拾来干柴棒，在小溪旁生起火，用清澈的溪水煮小鱼、小虾、蛤蟆，那鲜美的气味，随着那缕缕炊烟飘散开来……
母亲指导父亲和哥哥们开荒种地了。父亲扛枪杆出身，农村的活儿一窍不通，干起活来笨手笨脚，但虚心好学。母亲教我撒种子。我迷恋那黑油油的土地，春天只带上去一小口袋种子，秋天收获的玉米、土豆要套上个大牛车往家拉！干完活，母亲就在小溪旁洗衣服，那洗衣服的方式是用一只木棒捶打放在石板上的湿衣服，那声音真好听，传得很远、很远，还有回音。衣服洗完了，母亲把我脱得光溜溜的，按在小河里洗呀、搓呀，搓得好疼！
这天夜里，祥和的家里第一次出现了恐慌，母亲急得屋里屋外地走动着，祖母到西屋黑暗的北隔子里烧香叩头祁求狐仙保佑，父亲精心饲养的小牤牛丢了，父亲清晨天还没亮就去寻找，一天了，这样晚了还没有回来。邻居说：山上有黑熊、黑熊捕到人用舌头只要轻轻一舔，人的一张脸就只剩下白骨了，山上还有猎人捕获野兽的陷阱、夹子、套子、土雷……我忐忑不安，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慌乱的身影。哥哥们打着手电筒，到北沟里去寻找父亲了，山里边不断地传来隐隐约约的呼喊声。我怕极了，我最怕的是离开父母，如果一下没了父亲或是母亲，我就会像一棵小草离开了土地，马上就会枯萎就会死掉……
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像一首诗、一只歌、一个传奇的故事，父亲永远都是快乐的，哪怕他一息尚存都会快乐，他吹着欢乐的口哨，身后跟着小牤牛，小牤牛没了以往撒欢尥蹶子的精神劲，一双大眼睛泪汪汪的，委屈地闪动着，那一对端正好看的犄角歪了一只，伤口处残留着血迹，哥哥们也都回来了，他们忿忿地议论着：“谁这样坏啊？把牛犄角硬给打折了，肯定是用棒子打的。”
母亲悲伤地说：“有人气巴愤（东北方言：忌妒），说咱老邰家怎么这样阔，大箱子大柜子的，还有洋针（旧时称缝纫机）、收音机，一定是地主成份吧？”
奶奶抗议道：“俺们是贫农！大箱子大柜子洋针收音机都是俺儿子参加革命当军官挣的。”
父亲从他的军用书包里给我摸出一串山里红，又摸出一颗可以生吃的叫做酸浆的野生植物。我高兴地吃着父亲从山上采来的野果实，跑到西屋拿出一张张我从糊在墙壁上的报纸上模写下来的“吉林日报”、“北京晚报”、“大天上人”给父亲看……
父亲冲着母亲夸奖我：“看看，咱们喀秋莎字写得多好啊！”
母亲没读过书，对我的字不屑一顾，只一边做着手中的针线活一边向父亲抗议：“别给孩子起那怪名，难听劲儿！”
父亲这次寻找小牤牛惊险极了。
父亲是做过侦察兵的，在一般人看不出什么破绽的茅草路上，父亲可以发现小牤牛的蹄印，就这样沿着小牤牛的蹄印翻山越岭，在中俄国境线上终于发现了小牤牛，小牤牛那会像一个没娘的孤儿，一个陌生的大黑汉也许是盗牛贼正用一只大黑手抚摸小牤牛呢。父亲走上前去拍那大黑汉的肩膀：“喂，老乡，这是我的牛啊。”
大黑汉十分不情愿地摇头。
父亲又说：“真的，老乡，这是我的牛。”
大黑汉缓缓地回过头来，父亲吓了一跳，这哪里是人啊，这是一头黑熊！父亲想把黑熊引开，使小牤牛脱离熊口，就朝黑熊的睾丸处猛踢一脚，调头飞跑。黑熊震怒了，龇着大白牙，嗷嗷叫着扑向父亲，父亲在前边飞跑，黑熊在后边穷追不舍，人是跑不过黑熊的，父亲左拐右拐，让黑熊连连扑空，最后一次，黑熊的两只利爪已经触到父亲的后背了，说时迟那时快，灌木丛中隐藏着的一个玄机，被当过侦察兵的父亲一眼发现了，父亲纵身一跃，飞过那玄机，傻乎乎的黑熊不知所以，只顾得穷追不舍，哪知父亲纵身跃过之处有一根细细的钢丝，轰地一声爆炸，黑熊触雷毙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