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了北京。按父亲写给我的地址，我找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信访办，我满肚子的委屈满肚子的话终于有地方倾诉了，我心激动地跳着，想象着一会将要接待我的中央首长会是怎么样和蔼可亲，以往看过的电影小说给我的影响太深了，以为干部官越大越博爱、越公正，他们一旦听说下边竟有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16岁就爬冰卧雪给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送鸡毛信的我党地下交通员，竟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他的儿子想上大学的资格都被剥夺了！中央首长会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乱弹琴！”然后给我们海林县的革命委员会（“文革”后称县委）打电话：“你们那有个三道沟公社原始部落大队吧？那有位老革命的儿子叫邰勇夫知道吗？那是个有志向有抱负的年轻人，由于父亲蒙受冤假错案，想上大学的路给人家堵死了。马上给人家落实政策，可以特别推荐邰勇夫上大学，那个白狗子连加减乘除都不会怎么能推荐他上大学呢？”放下电话，首长会派部小车送我去一家有雪白被褥的招待所，让我睡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房间里有热烘烘的暖气……等我一觉睡醒时，首长会亲自来看我，问寒问暖。来上访的人很多，要排长长的队，终于轮到我了，我像电影小说中描写的与党失散多年的苦孩子，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只要接待我的首长脸上有一点点微笑，我就会“哇”地一声痛哭流泪，然后扑到首长的怀里。
首长像父亲一样的年纪，戴着厚厚的眼镜，像电影小说中描写的我军党代表或是政委的样子，我心存侥幸地想首长也许是父亲当年的抗联老战友呢！首长脸上的表情没有同情也没有排斥就是例行公事：“什么问题？”
我嘴唇哆嗦着，吞吞吐吐，还没容我说出话来，首长说：“行了，你把材料留下来，我们会处理的。”
首长接过我在家写好的材料，开始接待下一个上访者了。
我心里凉透了，我千里迢迢地赶来北京，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结果吗？在这里，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上访者何止我一人，类似父亲那样遭遇的人何止父亲一人啊？他们中间有的比父亲的资格还要老，有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有文化大革命前的省长，有妻子为丈夫来上访的，有女儿为父亲来上访的，那个为父亲上访的姑娘是天津来的，长得英武漂亮令我想起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人家可不像我这样笨嘴拙舌，话还没说出口呢就被打发走了。人家那嘴真能讲不说，还特别霸气：“让我回去等？——凭嘛？不解决问题别想让我回去！”
我饥肠辘辘地去朝拜我整个孩童时代天天想日日想的北京天安门。
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了刚刚跟我一块在组织部上访的老红军，一脸的肃穆，胸脯上带满了各种各样的功勋章在凛冽的寒风中昂首走着，身后跟着一群顽皮的孩子嬉笑着，行人不断地投去鄙夷嘲讽的目光，还有年青人向老人吐唾沫……这就是人云亦云趋炎附势啊，从古到今的上访者都遭人蔑视。不久后，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四人帮”集团被推上最高法庭接受审判比上访者还要狼狈不堪，被全国人民唾弃。
我铤而走险，我无票乘车，无票乘车不就是偷吗？
我充满犯罪感地直驱南方那个让父亲蒙受冤假错案的城市。第一次验票，我躲进厕所；第二次验票，我正紧张得要命，车外一阵龙卷风袭来，列车“咣当”一声紧急刹车。铁路两旁的杨树沿着铁路线齐刷刷地被龙卷风刮倒了一大片，一棵倒下的大树把一头受惊的骡子活生生压死在树干下。列车长组织旅客下车抢险搬运横亘在前方铁路上的大树，这正好给了我赎罪的机会，我第一个跳下列车参加抢险，我拼命地往铁路下边拖那些大树，拖得汗流浃背，回到列车上餐车服务员奖赏我一大碗红糖姜汤水，我又饿又渴，多想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啊？我觉得我欠人民列车的，欠国家的，我咽着唾沫把那碗姜汤水退给了餐车服务员。列车行至河南省漯河，我被乘警发现我这位抢险急先锋原来是无票乘车的被赶下了火车。那个年代与我一样的逃票者成群结队，有的被乘警发现了还理直气壮：“人民列车人民坐！干啥呀你？”
我和那些被赶下车的人又被站台上的工作人员驱逐出车站，这些逃票者经验十分丰富，在哪被赶下来，在哪再上去，前一趟列车被赶下来，后一趟列车再上去。我就跟着这些成群结队的逃票者沿着车站外的围墙走，深夜里途经一个集市，两旁一辆辆小毛驴车上满载着河南大鸭梨，那金橙橙的大鸭梨一毛钱可以买四五个，我口干舌燥饥渴难耐，但口袋里没一分钱，无意间我在地上捡了一只连梨核都没舍得吐狼吞虎咽地吃了。我随波逐流终于又绕进了火车站，来了火车他们就上，有的爬窗子，有的不惜一切地爬上火车头与列车车厢的连接处，那有多危险啊？万一在途中掉下来不就粉身碎骨了吗？
我混上了一列开往长沙的普快，这是真正的“人民列车”，一路没有查验车票，列车员还热情服务一路不停地给旅客倒开水、拖地打扫卫生。路上不断地经过名胜古迹：长江、黄鹤楼、岳阳楼、汩罗江……汩罗江上漂泊着小木船，那小木船跟古代的样子一样，也许那就是当年屈原投江时乘过的小木舟吧？
公元前278年，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把被楚王放逐到江南的屈原击昏了：楚国国都失陷，秦兵大举进犯，火光冲天，宫殿倒塌，楚王被囚，人民涂炭。屈原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他绝望了，他要死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昏昏沉沉的走了几天，到了汩罗江边。他在清澈的江水里看见了自己的满头白发，心里像波浪一样翻腾起来。秋风瑟瑟，落叶萧萧，屈原解下衣服，包着江边干净的石头，用带子紧紧缚在自己身上，奋力向涛涛江水中跳去。这天是公元前278年五月五日。
屈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他主张授贤任能，白狗子之流在屈原那个时代是绝对上不了大学的，屈原的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千古流芳。二千多年了，历朝历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全中国人民都会以赛龙舟、包粽子纪念屈原。
但我想不通，如此胸怀大志的屈原为什么就一定要选择死呢？为什么就不能像越王勾践那样忍辱负重呢？母亲经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因为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如果屈原当年把人生的苦难看作是为了去领略一个又一个的绝妙风光而做的旅游一样，屈原千古流芳的也许就不仅仅是《离骚》、《天问》、《九歌》和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样的名言了。
三十多年后，中国大谈财富，有个叫胡润的搞了个胡润百富榜，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亚洲首富李嘉成，中国首富谁谁谁……他们的财富无论几十亿、几百亿都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但世界上有一种财富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是无价的，是让人类受益无穷的，那就是伟大的思想和流芳千古世代相传的伟大作品，胡润能用美元或是用人民币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样一句话所闪现的思想光芒，估算出值多少亿美元吗？
列车快到达终点了，我逃票已经成功，但犯罪感令我心跳如簧，列车长过来了，我主动迎上去自投罗网，用蚊子一样细小的声音流着眼泪坦白交待：“叔叔，我无票乘车，我……”列车长得知了我的情况，来的路上曾为列车做过抢险救灾急先锋，便没有驱赶我下车，还领我去餐车吃了饭，到长沙后把我送出了检票口。
正值冬季，南方那个城市细雨如烟，路两旁一排排长着粗大黑眼圈的法国梧桐，树叶斑驳，时不时的可以看到一簇细竹、一丛花红叶绿的美人蕉……我找到省委信访办，所遇的情形与在北京组织部信访办一样，给接待人员交了申诉材料，听不到明确的答复，只告诉我：“我们会把材料转给有关部门。”
在这个城市里面，有父亲的老首长，他的名字叫李林秀，江西石城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给毛主席做警卫员。1940年延安抗日大学毕业，派往东北珲春打入伪满州国尖刀省珲春国境警察大队做副大队长。那会儿父亲16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只大一岁，在李林秀的手下做地下交通员，给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送鸡毛信。“815”光复，李林秀策划日伪国境警察大队起义，成立东北民族联军珲春独立团，李林秀任独立团团长，父亲任营长。东北土地改革，父亲跟着李团长剿匪，那战斗比《林海雪源》解放军小分队攻打奶头山的徐大马棒、杨子荣的智取威虎山还要惊心动魄。后来解放大军南下，打四平围长春过长江，父亲做后勤股长，每次打响战斗之前，无论多么困难，父亲都会为李团长备足一军壶红高粮烧酒，李团长每次指挥作战，在发出冲锋指令之前，都会把手伸向父亲，“酒！”父亲会准确无误不差分秒地把开了盖子的酒壶送到李团长的手上，李团长扬脖畅饮一口，高喊“冲啊”，全团人马排山倒海般向敌军阵地猛扑过去，所向披靡。在锦州的一次大战役冲锋的号角吹响之前，李团长把手伸向父亲：“酒！”一颗流弹正巧击中了父亲拿酒壶的手掌心，手掌心被击穿，酒壶仍忠心耿耿分秒不差准确无误地落到了李团长的手上。李团长指挥的珲春独立团南下作战百战百胜据说一点都离不开父亲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后勤股长。
全国解放以后，李团长转业到这个城市当省民政厅副厅长，父亲转业到这个城市当财政局副局长。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带着母亲和儿时的我去李团长家串门（东北方言：做客），李团长不仅是父亲的老首长，李团长的夫人还是父亲的亲戚，我和哥哥们要称她姑姑，称李团长姑父。李团长是我们一家人的精神支柱，父亲每次挨整上访无望晚上做梦都会梦到李团长，哥哥们在农村生产队劳动最艰苦的时候回到家里就会无限神往地憧憬：“赶明儿，上南方找李团长，请李团长给找个工作——开汽车！嘀嘀，昂昂——嘟噜……”
我想去找李团长，让他老人家带我去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革期间省级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省委书记），请省革委主任往我写的上访材料上大笔一挥：马上给该同志落实政策。
我怀着满心的希望去找李团长家。都市的夜晚五光十色扑朔迷离，令我留恋忘返的是一个闪亮的窗口，我驻足凝神而视：这是一位戴眼镜的男青年在温暖的灯光下潜心夜读。我想他一定是大学生吧？
在外边见到的那个令我羡慕的窗内人家，正是我找到的李团长家，潜心夜读戴眼镜的年轻人是李团长的儿子，他凭着老红军子弟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但他不承认也不以此为荣，他说：“自古以来，真正成大器的人都是靠自己。我上大学也不全凭我是老红军的儿子，是在插队的那个乡下干出来的。”
他送我了一本他在农村插队时学习的中学数学自学读本，扉页上有他自我勉励的墨迹：“只要功夫深黄土变黄金。”
姑姑挺热情，问长问短。李团长是个面色黝黑的胖老头，说话一口江西音。他仍赏识已经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父亲：“你爸跟我参军的时候是个小鬼，你爸聪明，会朝鲜话，会日本话，还会俄语，那时候我军跟苏联红军联络，我都是派你爸做联络员。”
有李团长这样的老红军肯定父亲，我上访成功的信心更足了。
我求李团长：“姑父，我爸的事您就给批个字说句公道话呗。”
姑姑也给求情：“你给找找市委的领导。”
姑父不吱声了。
那个年代全中国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自危，生怕受连累。我在李团长家住了两天，尽管没有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我学会了一套社交礼仪，李团长是厅长，每天都有找上门来的各地官员。他们见面说的“您好您好”、道别说的“再见再见”配合的手势笑容都是那么优雅大方。我面对衣柜上的大镜子反反复复模仿姑父的样子，说“您好您好”“再见再见”，怎么也学不到位，还被姑姑看到了，让我尴尬得无地自容，姑姑没有笑我，反而夸奖了我：“勇夫像你爸——爱学习！”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我当年的学习虽然滑稽，但很重要，我们不仅要做好人，还要会做好人。您好、再见、请坐、谢谢、别客气……这些寒暄话说得能像姑父那样优雅大方、炉火纯青。你做好人就多一份顺利，没必要经历的坎坷和波折就会离你远去。
李团长送我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火车票，我去国务院信访办同样没有任何结果，只是接待人员给我了一点小安慰，介绍我去永定门上访人员接济站免费住宿。
我住宿的那间屋，住六个人。晚上，上访的人归来了，大家相互介绍着自己的情况和上访经验。一位气宇轩昂额头宽大的中年男子给大家介绍着他的情况：“我天津人，无线电工程师，被邻居诬陷偷听敌台，判了六年徒刑。你们知道诬陷我那邻居怎么样去派出所举报我的吗？——我旧社会苦大仇深出身比你们谁都要好，我奶我妈我三代人旧社会都做妓女。我的话不信你们信谁去？”
无线电工程师知识渊博，他讲希特勒，希特勒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魔鬼，德国法西斯头子。在我们村里，如果有大队干部动手打人，我们就把他比喻成希特勒。但在这位工程师的纵谈天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希特勒这样的魔鬼也有他闪烁人性光辉的一面：他曾是德国青年崇拜的偶像，是一个煸动力极强的演说家。他在演讲前一定要沉默良久，一直等到群众由闹到静，又从静到叽叽喳喳时，才开始发言；他演讲开始时语调平缓，很快就激昂澎湃起来，伴随着手舞足蹈，掂脚尖，说话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句子一句接着一句，走动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几分钟内达到暴雨狂风歇斯底里，突然之间，语气变得生硬了，声音也越来越大，他不断地非常频密地大幅度地摆手势……听众一阵又一阵山呼海啸般鼓掌狂欢。于是就掀起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600万犹太人有组织地野蛮屠宰、对全世界的疯狂战争！
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时候，有一位检察官很迷惑地问希特勒的左右手戈林：“你们少数的一些纳粹党人，怎么会让所有徳国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你们干坏事呢？”
戈林说：“老百姓都是乌合之众，你只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只要跟着领袖就可以避免被害，他们就会放弃理智，迷信领袖，干任何事情都会认为理由充分。”
若干年之后我意识到，人类为什么喜欢跟风？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不能容忍对立意见，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让他失去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社会主流倡导人们向善，人们就友好互助；社会主流煸动人们仇视，人们就会自相残杀。所以，知识分子们、社会精英们、官员们、企业家们，可不是随便就可以胜任的，你要承担起伟大的人类走向的历史重任啊！
不过希特勒是一个修鞋匠的儿子，属于比贫下中农还要根红苗壮的雇农，如果在今天完全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工程师早已经不是工程师了，他现在的职业应该是上访专业户，他每年的夏秋之际到天津郊外的草甸子里挖掘龙丹草，晒干之后卖给中药收购站。赚得的全部收入正好够用他冬春两季的上访经费。他的上访跟父亲一样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他仍怀着无限的希望。他用两只手给大家比划：“你的上访信要一封接一封，直到在信访办的办公桌上堆这么高，几罗筐都装不下的时候，他们就会重视了！”
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荒诞，祖孙三代人旧社会都做妓女竟然是可以让派出所信任的筹码，希特勒这样的杀人魔王竟然是“根红苗壮”的雇农家庭出身，那时候的报纸广播天天讲“亲不亲阶级分”，那么我们中国的贫下中农、革命群众与希特勒应该是亲如一家的阶级弟兄了？唉，三十多年后，又翻了个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把扬白劳逼死、把喜儿逼到深山老林变成白毛女鬼的恶霸地主黄世仁又都成了好样的，没钱的穷人都成了弱势群体成了耻辱，社会笑贫不笑娼，那时候我大学早已毕业才恍然大悟：我读大学的最终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成名成家出人头地，更应该做的是用科学和知识改变自己和人们的愚昧，客观、理性、公正、是非分明地看人看事，不能为了一己之利、一个群体之利而偏执。
人说上访人员接济站是藏龙卧虎之地，大学教授、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什么样的能人这里都有。上访没有结果，接济站的这间屋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读过的政治经济学、苏共（布）党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有不懂的词汇在这里都会得到圆满的解答。如果有数理化的难题在这里也会找到老师。
我免费住宿的期限已经过了，本想带着满心的失望马上回家，但听上访人员交谈我入迷了，后来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在梦中我还想，我也学那位无线电工程师，夏秋两季刨药材，卖了钱，冬春两季就来北京上访，长期住接济站，那样不就是在上大学吗？我也会像苏联大文豪高尔基那样，写两部书，一部叫《童年》另一部叫《我的大学》。我正在为我的两部著作振奋着，服务员把我推醒了：“喂，你到期了，有旅客同志来了！”
我睡眼惺忪地准备去睡火车站或者蹲街头，新来的旅客同志竟然把我拉住了：“别走了，我们就睡这一个床吧。”
这是位从江苏来京上访的数学老师，也与我一样背着一书包的干粮，不过他那干粮是玉米面窝头，窝头硬梆梆的，干裂得七裂八瓣已经发霉了，数学老师已经50多岁了，一口松动的牙齿，喝一口白开水咬一口窝头，牙血直流。数学老师告诉我：他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苏大学任教，搬进宿舍的第一天，对那条件简陋的宿舍发了几句牢骚：“连个窗子都没有，又黑又暗，简直像个监狱！”因此被公安机关逮捕，定为反革命罪，判了六年徒刑。出狱后成了无业游民，他在苏州守着拱桥，帮车子爬坡，推一辆车子爬过拱桥或得一角钱，或得五分钱，就这样从1955年到1976年艰难生活了二十年，没有享受过爱情婚姻等等人间快乐和幸福，但他顽强地活着，只为领略苦难人生漫长黑夜褪去后的一线晨曦。
接济站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很热情，一点也不歧视我们这些上访者，有求必应。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时候大气候已经变暖，中央有政策：善待上访者，而且要给所有冤假错案者平反昭雪。我企图涂改一张在火车站拾到的返程火车票，到服务台向女服务员借墨水，“墨”字用我东北乡村土话说成：“蜜”——“蜜水”。热情的女服务员就为我到处找“蜜”，女服务员从一位旅客那为我找来了半瓶蜂蜜。我说我不要这个我要写字用的蜜（墨）汁，女服务员终于明白了，借我了一瓶墨水，还笑着为我用好听的京腔普通话纠正：“这叫墨水不是蜜水，汉语拼音读M——O——墨！”数学老师见我偷偷摸摸地要涂改一张过了期的火车票时，他深恶痛绝：“做人要正直，要忠诚，即便没钱，坐不起火车，宁可讨饭一步一步地万里长征走回去，也不能弄虚作假！”他把身上剩下的最后七角六分钱全部给了我。我不肯要，我说：“那您咋办？”数学老师晃了晃他书包里像铁蛋一样“叮咣”做响发了霉干巴巴的窝头，“能够我吃半个月了，我的问题一旦解决，就不愁钱了。”
我用数学老师给我的七角六分钱买了七个面包一个白面馒头，剩下二分钱买了一盒火柴路上备用，沿着京哈铁路线往东北海林那个方向徒步跋涉。食品全部吃光了，连个残渣都没有了，我还只走了一半的路程，我疲惫不堪，饥渴难耐，头昏沉沉的，眼前一阵阵金星闪烁。途经山海关，我见路边店堆着热气腾腾的像小山一样的肉包子，我想饱食一餐，但口袋里摸不出一分钱，我在那肉包子堆成的小山旁绕过来绕过去，有无数次机会可以趁店老板转过身去的时候，偷一个肉包子就逃跑，最后的一次，我已经伸出手触摸到肉包子了，肉包子的香味直逼我的鼻孔，让我的肠胃咕咕直叫，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父亲教我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我已经抓到了香喷喷肉包子的手缩了回来，恋恋地吞咽着唾沫一步一回头地再次走上了征途。我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泡尿，全部滴在裤子上了，泥汤一样浑浊，沿着裤子像蚯蚓一样爬向裤角；长途跋涉的最后一餐饭，是向一位道班老人讨的，饥饿过了头已经难以吞咽食物了，那餐饭是真正的细嚼烂咽，就着一块咸萝卜，慢慢地饮着白开水，从中午12点吃到下午六点，是两只掺有麦麸的粗面馒头挽救了我垂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