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诗人荷马说：“人体是最神圣的东西。”
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是作为身体而存在的。身体不止是生理层面的血肉形躯，是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聚合体，是由历史、社会、文化所建构而成的。身体既是人自我理解的起点，又是人与社会、自然沟通交往的存在支点。
中国古人认为，人体是个小宇宙，有心、肝、脾、肺、肾“五脏”和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它们互相连通、互相制衡；人的“五脏”与“五官”——鼻、耳、目、舌、口相对应，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自然界是个大宇宙，有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即“五行”。人的“五脏”与大自然的“五行”相对应，“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正好体现“五脏”相互依存的关系。按照古代“天人合一”的观点，人的身体与大自然是相通、相应的，《黄帝内经》反复说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
跟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活泼空灵，不拘一格，具有整体性、具象性、顿悟性等特点，擅长从已知事物推论未知事物的“类比思维”、将两种具有同构性的事物或现象联系在一起思考的“联想性思维”、从具体性事物出发进行思考活动的“具象性思维”。
在汉语里，用于表示人体的器官和四肢名称的汉字，字义都非常丰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比喻义”或“引申义”。人体名字也是一个可以用来组成大量词语的词根：头、脸、眼、口、耳、肩、手、脚，无论哪个字，都有十几种含义，可以组成几十个乃至上百个词语。
人体名称组合的词语都有巧妙的比喻意义。如“心”与“肝”组合，喻指良心；有时用来称最亲热、最心爱的人。“头”和“脑”组合，一是喻指头绪，二是喻指首领。“耳”与“目”组合，喻指替人刺探消息的人。“肝”与“胆”组合，喻指真诚的心，还用来比喻勇气。“胃”和“口”组合，比喻食欲或食量，还比喻对事物或活动的兴趣。“心”与“腹”组合，喻指亲近而信任的人。“手”和“足”组合，比喻兄弟。
中国古代思想家喜欢用身体及其器官功能比喻政治，借此论述国家等政治组织的原理及其运作。他们常用人体的心、眼、耳、鼻、舌、身等生理器官，以及喜、怒、哀、乐等机体功能，来比喻并引申出国家各个机构的作用。还用身体器官的功能来比喻领导方法和权术：“手腕”来比喻“领导的方法或手段”；“驾驭”、“放牧”、“狩猎”等比喻领导者的统御和治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形容人反复无常或惯于玩弄权术。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所以说，社会生活中的人的身体，与政治、与领导的关系密切。从人的身体及器官的功能出发，可以从中得到领导修养与领导艺术的启示。
以身体喻政治，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共有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思想家习惯采取某种“隐喻思维方式”，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用以承载丰富的政治思想与价值，论述国家等政治组织的原理及其运作。
古人认为，身与心、人体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是相通的。通过体验、体知、体察、体认、体会、体恤、体谅、体行、体治……一系列由“体”而发的行为，将天文地理、时令物候、世事人情、治国理政贯穿成绵绵相续的大生命“体”。因此，“身体”既是一种思维方法，又是一种权力符号。
这种传统观念将身体作为隐喻符号，透过身体来思维，将宇宙与人身、政体与身体关联起来，还涉及权力运作、社会秩序和政治博弈的内容。人是社会文化的动物，须在具体情境中现实地思维、行动。就权力符号而言，身体带着浓厚的德行含义、政治意味和社会气息，绝不只是生物性肉体。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论述很多。
《尚书》云，“慎厥身，修思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意思是说，如果头脑是明智的，四肢也还发达，那么，一切事情就会有好结果。相反，就要坏事。这是用“身体”说明“政治”的典型例证。
《左传》、《国语》有许多以身体与政体相互类比的论述，乃至《郑语》中史伯所谓的“刚四肢”、“和五味”、“和六律”、“正七体”等提法，其既是关于身体的养生之道，同时也是先王的治国之道。
常见的身体隐喻，是将国君比喻为心或元首，将臣下比喻为身体的五官或四肢。
管仲提出，“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
孔子提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他假定政治关系是一种有机体的自然融合。
孟子以手足心腹的身体器官比喻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身国合一”，或者说“身国同体”，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识。
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荀子认为，“正身安国”，“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
东汉荀悦认为，“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
《淮南子》提出，“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
司马光认为，“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古人或坚持身体为国体的象征，或者坚持身体与国体之间具有同构性，或者断言身体与国体二者本无界限，身国合一，异名同指。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大学》所谓“修齐治平”这一中国古代儒家政治纲领的推出。该纲领不仅断然宣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且明确声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的身体很多时候是作为政治符号而存在的。所以，人能从身体及其器官的特征与功能来感悟政治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