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转型期后，呈现出新的形势，追溯起来都有深长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源头
如果把《你在高原》比作动物，它算是形体较大的那种
任何作家都会遭遇潮流，问题是怎样判断和应对这个潮流
文化成果尤其需要时间的积累，创造性的劳动更是需要空间的容纳
只要人活着，文学也就活着
经历了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
时代之问
作家始终要有深沉的志向
发表《你在高原》之前，张炜已在海内外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评选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如1999年《古船》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经典”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并被法国教育部和法国科学中心确定为法国高等考试教材；《九月寓言》与作者分别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
张炜没有在已经取得的成就面前停止探索。就在中国文化界纷纷攘攘热烈讨论为什么伟大的时代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振聋发聩的经典大家之时，中国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长篇新作《你在高原》。《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0年度十大文化人物”，第一位是张炜。入选理由是：张炜历时20年所创作的450万字、10卷本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出版，被誉为2010年最大的文学事件之一，一枚重磅炸弹打破文坛多年的疲软与沉寂。这一年，张炜和《你在高原》频频出现在各个媒体和各类评选活动中，有人将其形容为“一部可以跻身世界文学行列的巨著”。
记者：您的《你在高原》引起巨大反响，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你的这部书主要想表达什么？
张炜：这部长书是我１９８８年开始写的，中间稍有耽搁，这２２年基本上是做这个事情的。中国进入转型期之后，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形势，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变化越来越惊人。其实一切并不突兀，许多现象追溯起来都是有深长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源头的。我想写这一百多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中国变革，挖掘和展现一些细部和深处的真实状况。全书分为39卷，10个单元，约４５０万字，描述了较为重要的人物１００余位。从地域上看以山东半岛地区为主，涉及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平原乡村，还有同时期东西方国家的情况。从职业阶层上看，包括了知识分子、政经人物、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界人物。
读完这部４５０万字的书，读者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主人公（宁伽）念着高原，亲眼看到了他的一个个朋友先后都去了高原，而他自己却一直没有离开，没有抵达。这是他心中的痛，看来生活中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从实处来说，当然是“你”在，而非“我”（宁伽）在。不言而喻，这也连带和包含了精神方面的诸多问题。
记者：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你在高原》这部作品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有何新的突破？是否是一次大规模的文本实验？
张炜：《你在高原》与我以往的书全都不同，如果比作动物，它算是形体较大的那种。虽然不能说大的就一定是好的，但它实在是不同的生物品种、不同的器局。大动物和小动物的举止不同，活动空间不同。比如大动物都有一副平静的外表，却会在特别的时刻，表现出巨大的腾跃和冲决力：在远比过去阔大的空间里展示其截然不同的两极形态，是这一次的尝试。这涉及作品结构和美学品质等诸多问题，是专家才谈得清的。
记者：您潜心20多年创作这部巨著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动力是什么？为这部书您的付出和收获是什么？
张炜：虚构需要建立在强大实感的基础上。我在这20多年里走遍了山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有计划地对一些区域的城市乡村及山脉河流做了徒步勘察，记录了大量环境状态、民生资料，特别是城乡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数据）。这和从网络等传媒上了解情况是极为不同的，对整部书的写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经历对我以后的创作也会构成某种基础。这期间我因病住过几次院，身体留下了长期的后遗症，但今天看仍然觉得很值得。
记者：您觉得这种创作状态是否适合这个时代的潮流？您是如何平衡现实利益和精神追求二者关系的？
张炜：当代文学的趋向是越来越娱乐化、欲望化、物质化，但仍然有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极左时期的作家一窝蜂去写阶级斗争，现在则是另一窝蜂，追逐物欲和感观刺激，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悲剧。清醒的作家不必去充当这个悲剧中的角色，而要写出心中的真实。如果一个作家的文学训练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十年了，那么这种坚持算是足够长了，对他来说无论是精神和艺术都只能往前走，而不是向后退。任何作家都会遭遇潮流，问题是怎样判断和应对这个潮流。
一个族群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践踏文明，没有信仰和正义，赚钱越多就越是粗鄙。人一旦堕落成纯粹的欲望动物，不但自然环境没法保护，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了。真正的作家应该为人性、为所有的这些忧心，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记者：您觉得中国现在为何出不了大师级的文学大家和伟大的文学作品？根源在何处？
张炜：目前这样的状态下，出现了真正的大师我们也不会认识，因为时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鉴别力。事实上我们在当下肯定和赞赏的，往往是应时的、比较浮浅的写作，深沉有力的精神和艺术之果极少有人看到。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前因后果。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十年文学功利性太强，再加上极左文艺政策让作家大部分失去了创作权利，产生“大师”当然是谈不上的。近几十年社会走向物质化欲望化和实用主义，网络等现代传媒发达，人已经变得空前浮躁，这种环境要产生“大师”也是困难的。文化成果尤其需要时间的积累，创造性的劳动更是需要空间的容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我们都还缺少相应的必要的条件，所以作为创作个体，就要有极大的忍耐力和沉静心，有气量有包容力。
记者：您如何看待文化界盛行的庸俗、低俗和媚俗之风？
张炜：这绝不是文化界孤立存在的问题，而是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二者互相推波助澜。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期里，让文化界不庸俗、不低俗、不媚俗是不可能的。这其中有潜心创作追求远大目标的人，但他们的数量不会太多，声音也不会太大。思考文化界，就首先要思考社会的大环境，大环境不改变，文化界自身的变化是没有多少可能性的。
记者：在文化产业化的趋势下，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的命运将如何？
张炜：文化体制的改革当然是必须的，但这种改革并不意味着把一切推向自由市场就算完了。比如高雅文学就不可能产业化，而且所有的高雅艺术都不太可能以市场为导向，不然就是自毁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前程。事实上任何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向上难，向下易，低俗的娱乐从来都是有市场的，容易让人着迷。可以想象，如果让几亿人都坐在台下，咧着大嘴傻笑，我们这个民族就完了。
说到高雅文学的命运，我看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消亡；但是在一个素质低下、无信仰无精神追求的族群里，它也只能变得越来越孤傲、越来越悲愤，鲜有知音，最终成为民族文化构成中的稀有品种。可怕的是，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表征。如果文学到了这一步，伴随这个过程的，一定是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野蛮，不再适宜于人的生存了。
记者：中国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您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未来有何思考和建议？
张炜：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取决于整个社会气氛的改变。如果我们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一切向钱看、无公理无信义的倾向再发展下去，文学只会变得越来越低俗，不会有什么希望。当然我们仍然会有一些杰出的作家，但他们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泼到火上连一丝白烟都不会有。但即便这样，我个人仍然赞叹孟子的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作家始终要有深沉的志向。
记者：您极少触及影视，也不上网，有人说您“纯粹是文学影响力”，这种说法您认可吗？
张炜：世上很难说有多么纯粹的东西。不过一个文学写作者，算是以笔发声、交出自己艺术和思想的人。对他来说，书籍等印刷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理想的了。其他的方式，其他的一些载体，也很好，但仅仅从思想的接受和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字读物仍然是最好的。我们已经用得习惯了，用熟了，也更信任它。如果通过荧屏办事，会觉得它太小也太冷，它可能不太理想。借助声像艺术的话，又担心它不能给我足够的思索自由和联想空间。对我来说，文字更能够深入下去，能抵达思想和艺术的深处。就因为这种理解，这种实践的鼓励，我才选择了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写作，选择以书籍的形式与别人交流。方式各有所长，关键是个习惯。不能把所有方式的长处都拥在怀里，总得有个最熟悉和最方便的使用着才好。
记者：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谈到现代文学影响力时有句名言：“文学拥有飞机和VI、VII飞弹，这类武器抵达远方，引起对方的不安，骚扰对方，但不奠定成败。书籍仍是横扫和占领战场的重装备步兵。”您同意萨特的这种说法吗？
张炜：我注意到了萨特的这些话，也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世界早就进入电视时代了。他在艺术行当里是个老干家了，对自己的结论可能有充分的经验支持吧。他肯定有些深刻体会。他的作品在舞台上曾经很热门，但是他知道留下来的是什么，不是一闪而过的荧屏之类，而是书籍。书籍的形式可以变换，比如从竹简到线装书再到今天的无线装订，甚至某一天完全普及了电子阅读器。不过即便到了那一天，它的本质还是没有变，它还是书籍，还得人来写。历史上，有人不止一次惊呼文学就要绝迹了，书籍也要绝迹了。这样的惊呼从雨果和左拉的时代就有，几百年了。他们二位都嘲讽过这种论调。可见一惊一乍是人的特点，每个时代都有。文学与人是共生共存的，放心吧，只要人活着，文学也就活着。但书籍的印刷方式会随着技术的提高不断改变。有人从网络上读文学书籍，那也好，那不过是传播记录的方式变了。到了哪一天电脑代替人脑创作文学作品了，作家们才会真正歇工。可是这一天会到来吗？我不太相信。在很遥远的未来，畅销书由电脑写出来还有可能，因为它基本上是“套活”，是故事语言乃至思想的平均值和公约数。纯文学呢？大概还是不可能。现在的各种“飞弹”很多，影响也很大，的确引起许多人的不安。不过它呼隆一阵，也就过去了，不能最终解决战斗。就像打仗，即便有了激光武器，天上的卫星飞来飞去的，要占领和巩固一块阵地，还是需要出动步兵，步兵得长时间靠在那儿。萨特的意思，至今看也还是不错的。
记者：您在20多岁的时候，即获得多次全国重要文学奖。30之前几乎获得了当时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2007年，因新作《刺猬歌》的出版，您一度成为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您怎么看待这些奖项？
张炜：评奖对作家是一种鼓励，因为总有一些评奖是好心好意的。即便一些比较不靠谱的奖，它的初衷可能也不是为了赌气，不是为了恶作剧。这种活动使文学界变得热闹些，不寂寞。真正的好作品与好评奖是一样的，都需要时间去检验。再大的奖项也只是几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许诺和赞赏，这需要时间去鉴别。写作是一种高尚的劳动，所以给好作家们奖赏总是一种善举。旧社会里有些富人常常自叮自己，要“日行一善”，因为他们知道行大善不易，需要一点点积累才行。对人世间非常坚持的思考、对写作给予鼓励褒扬，大致就是积善。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行善之心，那么花这种钱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只因为手里有了钱和权，就轻浮起来任性起来，那只能是恶，而不是善。人们当然会欣赏“日行一善”那样的诚实和恒心，同时也会蔑视一切形式的轻浮。无论是什么作品，无论奖赏的名头有多么大，都无妨平静自然地对待它。让一个奖把好端端的人搞个半疯，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那是因为利欲熏心，这就像范进中举的道理一样。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作家，可不要当“文学老范进”。一位俄罗斯著名人物说得好：经历了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
记者：艺术永远是遗憾的，尽管您精益求精，但作品出版后，是否觉得不够完美、留有瑕疵？
张炜：作品出版后留有未能解决的问题，还有遗憾，那是肯定的，这就只好找机会加以改正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很自然，不过也不要紧，既然看出来了，说明我们还有提高的余地。有时候作品出版很多年了，回头看还是大为失望，这种情况是很让人沮丧的。因为不能一直改下去吧，这里面还有个为读者负责的问题。其实作者自己是很愿意改的，修改得越来越完美，这是多好的工作啊。
记者：出版后的作品您自己还阅读吗？读着变成铅字的语言，内心是否有种别样的感受？
张炜：铅字感受是不同的。当然会再读，这时候会发现一些毛病。当然也有自我欣赏的时候，不过这会儿主要还是找毛病，这是出版发表前的主要任务，作家一般都有这样的习惯。也有人对出版后的作品不太严厉了，因为他觉得已经问世了，就这样了。其实作品直到最后发现了毛病，也还是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我在作品出版后还是要看，我会继续判断它们，看看是不是足够好，这对以后写新作品也有好处。
记者：《古船》和《九月寓言》已出版了20多个版本，是当代文学中极少数能够长达20多年常销不衰的作品。世界最大的出版机构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向全世界推出现当代中国文学，《古船》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当代作品。这两部作品是否奠定了您在当今文坛的地位？
张炜：关于国外的信息我比较闭塞。我不能说它们究竟卖得怎样，时间还短，以后慢慢看吧。说到卖，有些很拙劣的书不是卖得更好吗？所以这是不重要的指标。如果一个作家倔了半辈子，最后却被市场说服了，也够不幸的。以市场论英雄这种事，是商人才有的，作家身上的商人气越少越好。《九月寓言》和《古船》都不是为市场竞争准备的，它们销量虽然也算比较大，那是因为时间积累的关系。一部出版二十四五年了，另一部也出版十八九年了，如果每年印上一点，再加上不同的版本，加来叠去就会印得多了。这两本书都是在我30多岁以前出版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它们会让我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现在我年纪大一些了，写作这种事就得从头打谱，干一点更大的活计，要节省时间并舍得花费时间才行。这就是近来这部长书出现的原因，这是从长计议、集中时间工作的结果。现在的年纪，不能凭一时冲动和意气用事了，而是要慢慢来，沉住气。责任心，生活方式，这些都一块儿包含在写作这种劳动中了。
记者：大音声稀，巨流不哗，山不言高自高。有人评价您是一个谦逊低调、勤奋扎实、用生命写作的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张炜：如果有什么较高的评价，那也是对我寄托的一种希望而已。我好在还知道自己离他们的期待有多远。事实上我这些年从同行身上学到的东西很多，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共同努力，才把文学推到了时下这一步。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也有令人痛心的一大堆问题，但即便这样也很不容易，也是在往前走着的。我们对照一下百年来的文学脚印，就能看出一些实情来。一个文学时代不是孤立的，它是由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甚至是许多牺牲才换来的。今天的很多结果，不论好的或坏的，都能从昨天找到一些原因。经过了几番折腾，到了这个年头还一如既往地爱着文学，也不容易。要知道这种爱没有改变也是很难的，这其实远远不止是个文学问题。至于我，不过是一直这样工作下来而已，说多么优秀还远远谈不上。
张炜小传
张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１９７５年发表诗，１９８０年发表小说。在3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了1200余万字的作品，在海内外出版了几百部单行本，获奖50余次，作品被译成英、德、日、法、韩等多种文字，是新时期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实力派作家之一。
１９８２年以来，张炜的创作进入了旺盛期，成为国内最活跃的青年作家，并接连两次获得全国文学奖。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古船》，在国内外持续引起强烈反响；１９９３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再次在海内外为作者获得了荣誉。这两部长篇一直被视为上个世纪作者的代表作。进入21世纪，张炜的创作迎来了新的高潮期，先后在境内出版了《张炜文库》（10卷）、《张炜系列》（１０卷）；长篇小说《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文论散文集《世界与你的角落》、《芳心似火》等；特别是《刺猬歌》和《芳心似火》，在读书界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