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于无声处》，造就了后来成为作家的我
我至今仍然认为有两个《于无声处》。第一个属于我们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伙伴们，第二个属于那个时代
只有知道当年的起点在哪里，才能度量出我们这30年究竟走得有多远
30多年前的演出是把匕首，是一个向外“呐喊”的戏；30年后则是把解剖刀，是一个向内“深挖”的戏
娱乐、轻松，都是人的正常需要，但是不能轻飘到“失重”的状态
不管什么年代，老百姓都需要真实而不是虚假的、能够给人以信念和精神力量的好作品
时代之问
《于无声处》30年，不变的人格与风骨
30多年前的1978年，由一位普通工人创作、一群业余工人演员演出的《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小剧场上演，轰动全国。这位普通的工人业余作者名叫宗福先。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小型座谈会上见到宗福先时，他热情洋溢，声音洪亮，使我们很难将宗福先关注时代重大问题的呐喊式作品与他文弱的身体联系起来。
用他的朋友、《文汇报》记者周玉明的话来说：“他这一生似乎一直在被死神通缉，但每次死里逃生、大难不死之后总有优秀的作品问世，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那超越常人的坚强和生命的顽强。他永远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创作，又在自己的作品中获得新的力量。”
与宗福先的一席访谈，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一位富有激情与才华的文学艺术前辈，更是一位在荣誉之下始终不忘责任与担当的精神大师。或许，这正是他的作品时隔30多年依旧受到欢迎的原因吧。
记者：当时您还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但您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却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请问您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部戏剧的？
宗福先：1976年清明节，北京爆发了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震撼人心的“四五运动”。我是４月６日知道这件事的。一位参加了这次运动的朋友，４月５日直接从天安门广场上火车来到上海，在老北站对面、天目路上一家小旅馆告诉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位朋友以及所有敢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挑战“四人帮”、大声喊出自己的爱和恨的人，我充满了崇敬！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骨！
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就在这位朋友走后的第二天，４月７日晚上，电台里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当时，我感到头皮发麻，真是当头一盆凉水，一直凉到心里。我觉得那个夏天是最难熬的。我一直在心里反复吟诵鲁迅先生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似水照缁衣。”
1976年10月，我陪母亲去黄山。那时山里不通任何信号。出来时，长途汽车经过黄山茶林场，突然山上出现大幅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满车叽叽喳喳的人顿时鸦雀无声，肯定有像我一样心中狂喜的。我连夜回到上海，走在欢腾的庆祝人群中，我顿悟一个真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酝酿创作一个剧本：197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一个被“四人帮”通缉的天安门英雄来到了上海……
1978年3月，我的老毛病哮喘再次发作，进了医院。出院后在家休养期间，突然来了灵感，找到了剧本的突破点。于是5月份，用了3个星期，一气呵成，完成了剧本初稿。当时很兴奋，一兴奋哮喘更容易发，就把喷雾器放在手边，不时地喷一下。剧本就是这么“喷”出来的。
后来，许多人纳闷：这个戏怎么会出在上海？我想，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首先，上海是“四人帮”控制最紧的地方，上海人受“四人帮”的压抑实际上最深；其次，上海人由于性格、环境种种因素，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天安门事件，人们反“四人帮”的情绪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宣泄；第三，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上海人非常崇敬敢于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反抗“四人帮”的英雄们，自愧不如。这种内心的压力渐渐转化成动力，逼迫着我们一定要去做点什么事情！许多上海人身上的合力叠加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于无声处》。
《于无声处》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并不复杂，但在当时却被认为“很大胆”：欧阳平和他的母亲—— 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干部梅林途经上海，来到老战友何是非家。何是非在“文革”中曾诬陷梅林为叛徒，当何是非得知欧阳平因收集“天安门诗抄”而成为被追捕的反革命分子后，他再一次成为告密者。但何是非的爱人刘秀英当众揭发了何是非，他的女儿何芸、儿子何为也最终与欧阳平站在一起，离开了何是非。
记者：在当时还是一个思想禁锢比较严重的年代，《于无声处》从写出剧本到正式上演，有没有经历什么曲折？
宗福先：那个年代确实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思想禁锢，“天安门事件”当时还没有平反，还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那时，更重要的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已经来临，势不可当！所以后来我说《于无声处》是应运而生，“运”太好了，好就好在它诞生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
一位领导同志曾经说过：再早一点，你就被抓进去了。但是在1978年下半年，从剧本创作到演出、到全国媒体的大规模宣传、再到进京，一切顺顺利利，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质疑、更没有人压制。尽管所有的人——包括支持这个戏的各级领导——都知道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但那时确实有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社会都在解放思想的气氛，那是一个全社会都充满激情的年代！
后来1980年我写《血，总是热的》，写一个基层工厂改革者的艰难之路，说中国已经没有退路了，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有的领导部门说“这是坏戏”，一些省份甚至下令禁演。但是也是因为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不但依然能够演出，而且进了怀仁堂，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演出。如果不是思想解放运动，我最早的这两部作品根本出不来，我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作家。
所以我说：是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于无声处》，造就了后来成为作家的我。我至今仍然认为有两个《于无声处》。第一个属于我们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伙伴们，那是一个普通的、也许好看的话剧。而第二个是从戏剧舞台走上政治舞台的《于无声处》，它的成功不属于我们，更不属于我个人。它是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思想解放的1978年，“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造就了第二个《于无声处》。
那时，我是上海热处理厂的热处理工，也是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班的学员，我就是在这里向我们的老师曲信先学习戏剧创作的。写完剧本后，我就交给了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导演苏乐慈。她看完剧本后非常喜欢，下决心一定要排出来。但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当时规定业余话剧队只能排独幕剧，不能排大戏。后来，当时文艺科的一位副科长同意了苏乐慈排演《于无声处》。 事后很多人不信：这么“重中之重”的一个题材，居然一个副科长批准就可以开排了？事实上，他是公演前唯一一位“审查”过剧本的“领导”。
1978年7月，上海工人文化宫话剧队开始排练《于无声处》。演员全部是工人，又是业余时间排练，十分辛苦。他们每天白天上班，下班后从四面八方赶来排戏。而且那时排戏、演戏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包括导演、演员、编剧，全都没有一分钱。但是，剧组所有的人毫无怨言，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戏的排练。大家心里也明白，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是“反革命事件”，排这个戏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相反，都充满了挑战的激情与勇气！有一次主演张孝中跟我开玩笑说：“我们为你这个戏卖命，要是成功了你可别忘了我们。”我说：“一言为定，成功了我请客吃饭，可是万一我‘进去’了，你可得给我送饭！”当时在场的演员们慷慨激昂地说：“没问题，我们轮流给你送饭！”3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忆起这段日子来，还是津津乐道，说：“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 ”
1978年9月22日，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里上演。这是一次非常简陋的演出，一共６个演员一场景，服装是大家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道具也很简单，下雨声就是演员自己从家里拿来一个竹匾，撒把黄豆在后台摇。舞台又特别小，十步就跨过来了，票价才一角钱，也没有广告宣传，剧场也坐不下多少人……就这样，我们几乎是悄悄地开始了《于无声处》的演出。
第一场彩排是招待文化宫内部的职工以及家属，还有各区局工会干部。开场前一片乱哄哄，像小菜市场一样。我心里急啊，这可是我的处女作的处女演！但是戏开演不久，剧场里就逐渐安静下来了，这种安静一直保持到结束，然后，掌声响起来了。人们久久不肯离去，等着演员谢幕。
过了没几天，文化宫卖票的小窗口前就开始排队了，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一角钱一张票。文艺界的老前辈们也纷纷前来看戏：黄佐临、朱端钧、吴仞之、袁雪芬、茹志娟……其中除了茹老师是我早就认识的——是她的鼓励才使我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的——其他前辈都是我仰慕已久的。
戏越演越热，人越来越多，票越来越难买。眼看我们的戏受到欢迎，大家全都兴奋不已。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一切还只是开始。
记者：《于无声处》是如何从上海走向全国，并见证与推动了那个伟大的时代？
宗福先：当年的10月12日，《文汇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媒体第一次报道《于无声处》。通讯的作者是《文汇报》记者周玉明，她泪流满面地看完了戏，立刻到后台来找我和苏乐慈及演员们采访。她说：“我要告诉天下人，你们演了一出说真话的好戏！ ”谁都没想到，随着这篇通讯的发表，从10月下旬开始，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先是10月25日，突然市委宣传部三位副部长一起到市宫来看戏。看完后说，这个戏很好，但是剧场太小了，有中央领导要看戏，要剧组换到市党政干部开会的友谊电影院去演出。那里的舞台比原来的大两倍也不止，为此还由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为我们重新设计，赶做了一堂景。
10月28日演出时才知道，是胡乔木同志来看戏。他看到了《文汇报》的报道，知道有这么一出歌颂天安门事件的话剧，来上海调研时就特地向上海市领导提出要看《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接见剧组全体人员，对我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个好戏。”恰巧也在这一天，10月28日开始，《文汇报》破天荒地连续3天拿出版面连载剧本——这在当时也是需要很大魄力的啊！《解放日报》、《文汇报》还分别在第1版用大字标题高调宣传这个戏。《文汇报》当时的发行量是近100万份，这下《于无声处》就真的撒向全国了。
许多年后有一位外国作家问我，你的处女作发行多少册？我说，大概100万吧。翻译把我的话翻完了，他眼珠子转动了许久。其实我还说少了，因为接下来全国许多省市的报纸都转载了这个剧本，还出过很多单行本。
10月31日，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同志特地飞到上海看戏。看完戏他上台来对我们说：“怎么样，到北京去演吧？这是黄镇部长的意思。”我们一下子欢呼起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同志负责接待工作，许多事情都是他亲自安排的，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
11月初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和北京的媒体都开始宣传这个戏。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于无声处》，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也是上海第一次向全国直播电视节目。
11月13日应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邀请，我们剧组赴京。而之前一天，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在东北组的发言》。其中他说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中央应当肯定这次运动。”
11月16日晚，《于无声处》在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首演仪式。而就在这一天的早上，《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这天《人民日报》头版还同时刊登了胡乔木同志组织撰写的一万多字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11月19日，剧组到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专场演出，据说参加会议的220多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基本都来了，许多我们只是在报上看到过名字。
1978年12月17日晚上，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乌兰夫、倪志福出席了颁奖大会。文化部部长黄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纯古为我们授奖。在颁发给我的奖状上写着：“表达人民的愿望，显示人民的力量”。周巍峙副部长在大会上讲话时说：“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颁发这样的奖。”后来他多次说过，解放以来，这样的特别奖只颁发过两次，另一次是昆曲《十五贯》。
当宣布颁给我1000元奖金时，会场里一群大黄蜂似的“嗡嗡”声突然响起，连绵不绝。这在当时，尤其是对我这么一个到了27岁才买得起一块红旗牌手表，买完手表后存款就只剩5角3分的普通工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事后我回到热处理厂上班，发现脸盆等用具都没有了。与我相熟的工友说：“我们分了，你有了1000块还来当工人么？”
30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剧组的人都兴奋极了。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就在第二天——1978年的12月18日上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中国就要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了！就这样，我和剧组的伙伴们，在不知不觉中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中国历史性转折的那个伟大时刻。
记者：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于无声处》重新上演，再次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您意料之中还是出乎您的意料？
宗福先：30年过去了，遥想当年，恍如梦境；放眼今日，亦如梦境。眼前的中国还是那个中国么？30年前社会生活的痕迹已被抹得一干二净！难怪我们对孩子回忆过去，他们总是不屑地说，不可能！编的吧？
所以，当上海话剧艺术中心2008年提出重排《于无声处》时，我有过犹豫：老观众看后还会像当年那么激动么？还是会后悔当年的激动？年轻人连张春桥是谁都不知道，他们会理解并认同这个戏么？他们对于我们当年的激情会不会反感甚至嘲弄？
我之所以支持重排这个戏只有一个理由：我们总得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只有知道当年的起点在哪里，才能度量出我们这30年究竟走得有多远！ 《于无声处》30年后重演，剧本我基本没动，只删掉了个别标语口号式的、现在人都听不懂的台词。王安忆跟我说：“你不能改，那是历史。”导演还是苏乐慈，但是这次，她抓住了剧本中的人情戏：亲情、友情和爱情，以此来投射同样一个时代、同样一个事件和同样一个人群——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群优秀的演员扮演了这些人，他们与当年的业余演员一样全身心地投入。
在上海公演的时候，效果与30年前相差无几。剧场里欷歔声、叹息声与掌声交织，每次演出结束，观众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久久不愿离去。一位老观众出了剧场给我发短信：“刚来剧场时，觉得都30年了，可能没什么感觉了。可是看到后半截，还是不停地抹眼泪……”一位朋友的孩子，我并不认识，看完之后给我发短信：“这部话剧给了我巨大的震撼。这段我们并不熟悉的历史重现眼前，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位领导同志说：“30年前我刚进大学，这个戏我看了好几遍，当时很激动。想不到30年后还是这么经典，还是这么震撼！”一位“80后”说：“我原来以为这个戏距离我们很遥远，看完才知道我们的距离其实很近……”一位年轻的话剧人在网上说：“我完全理解了当年为什么会有2700个剧团同时上演这个戏，为什么会有上千万的观众被感动、被激励。30年后再次靠近她，这一声雷依然惊心动魄。”
后来几天，一票难求。我自己想买几张票请朋友，制作人把我带到票房打开电脑让我查看：哪里还有一张票？连包厢都卖完了！
最让我意外与兴奋的是《于无声处》进校园，到上海各大学巡演了15场。大学生们用比普通观众还要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戏！表现亲情、友情和爱情时，他们会热烈鼓掌，表现革命激情时，他们同样也会热烈鼓掌。例如，何芸朗诵那首诗：“清明洒泪究何罪，血雨腥风卷地飞。党心民心不可辱，于无声处听惊雷。”他们热烈鼓掌；梅林鼓励即将被“四人帮”的爪牙逮捕的欧阳平说：“去吧，到监狱里，法庭上，跟他们做一场最后的斗争！”他们也热烈鼓掌！根据现场录像统计，最多一次，整个演出中爆发出13次掌声。许多大学生都是泪流满面地看完全剧。听到他们的掌声，我也落泪了。因为我觉得，思想解放年代澎湃的激情已经延续到了30年后，也许，还会延续下去。
记者：30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为什么《于无声处》还照样能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当前的年轻人当中？
宗福先：如果说30多年前的演出是把匕首，是一个向外“呐喊”的戏，强调的是这个戏的政治战斗力，是为了达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目的；而30年后的演出则是把解剖刀，是一个向内“深挖”的戏，强调的是这个戏的心灵震撼力。当年的政治目的早已达到，它告诉当代观众的是：为了达到这个正义的目的，人们付出了多少惨重的代价，人们经历了怎样的灵魂的苦斗、煎熬与搏奕并最终升华的。正是这一点，感动了今天的年轻观众。《于无声处》30年，不变的是人格与风骨。
在6月份首演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到许许多多年轻人被吸引、被感动。进大学后第一场在上海电机学院，剧场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几乎人人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好多人，包括男同学，不停地在擦眼泪。剧终，掌声如雷，经久不息。一些同学围住我说：“宗老师您写个续集吧，让我们看见梅阿姨和欧阳他们的胜利！”
有一位“80后”在网上这么评论：“我看到的《于无声处》，根本不是从历史尘埃里走出来的样子，也根本不是用来表现特定年代情感迸发的样子。我感受到的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和最真挚的情感，一种一直支撑我们穿越一切黑暗的力量和勇气，一种哪怕在最深重的灾难里依然温暖着我们最后的信念与希望的真情。”
一位1976年出生的年轻人在网上写道：“泪水一直挂在我的脸上，为一种执著、一种不屈、一种始终昂扬的斗志、一种永远的坚定、一种久违了的震撼、一种陌生了的精神！抽泣声不绝于耳，我知道很多人和我一样流下了感动的热泪。出来发现，居然年轻人居多，原来我以为看这个戏的可能多为30年前看过这个戏的人来寻寻旧，看来我错了。这部戏第一次上演的时候我才半岁，那时候的风云变幻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等待我的是改革的春风，思想解放的洪流，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一个时代远去了，但那曾经震撼人心的在任何时代都会震撼！”
我很欣慰，我们的年青一代，认可的不仅是这出戏，而且还认可了这出戏骨子里的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与信念的力量。透过这出戏，“80后”握住了我们这一代的手。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于无声处》30年后依旧能够受到欢迎，正说明了现在的观众缺少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有些大学生说，我们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戏！娱乐、轻松，都是人的正常需要，但是不能轻飘到“失重”的状态。人的内心还是需要有点有分量的、甚至有点沉重的东西压箱底。所以，社会需要充满激情、充满理想、能够引起人生思考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品，我们提供的还不多。
我常常忧虑，现在思想混乱，信仰危机，道德缺失，精神溃散，这样下去，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堪忧。但其实，大学生、“80后”、年轻人中的许多人跟我的忧虑是一样的！他们渴望做有思想、有信仰、有道德、有精神的人。一位“80后”观众就对我说：“你们这一代人真幸福，虽然你们活得很艰难，但是你们很幸福，因为你们有信仰；我们现在，只有欲望……”
不管什么年代，老百姓都需要真实而不是虚假的、能够给人以信念和精神力量的好作品。“80后”的年轻人更需要这样的作品，他们不是“娱乐的一代”，不会仅仅需要娱乐……
记者：您的作品始终充满了对时代的关注，朴素但很有力量。这跟个人的经历相关吗？
宗福先：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从小身体不好，疾病困扰了我一生。但是除此以外，“文革”前整个生活环境还不坏。“文革”一来，家庭兜底翻，父亲1966年7月就被监督劳动，一去12年，我写完《于无声处》他还没回家。在中学教书的母亲和在工厂当技术员的哥哥都曾被关押，妹妹下乡，我则进了上海热处理厂。本来进厂当工人是当年老三届最好的出路，但是对于我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我有严重的先天性哮喘，在小学、中学多次因为身体不好而休学。14岁拿第一张病危通知。后来初三那年再次大发作，抢救过来以后医生说，这个孩子再也不能读书了。我在医院里住了很久，直到父母花完了所有的积蓄才不得不出院。事后我才知道，我走的时候医生估计我根本活不成了。
进厂后填表，我如实写了身体状况，希望得到照顾。不料厂里个别干部为了让我通不过试工期自动退回学校，竟然把我分到哮喘病人绝对不能适应的盐浴车间：高温、有毒气体、重体力……我傻了！学校的老师心急如焚，说：“他们要退你回来，你可千万要坚持住啊！你要是回到家里连劳保都没有了！”是啊，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我哪来的钱买药吃啊？那不是死路一条？于是我以84斤皮包骨头的重病之躯，开始干那份“搏命”的工作。我拼足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坚持着。是工友们帮助了我，他们一面诅咒那个干部，一面尽力地帮我、护我、减轻我的工作量（他们中一些人到今天依然是我的好朋友）。医生也帮助了我，他们在无奈之下让我吃了大剂量的激素去坚持上班——以后我连吃8年停不掉。我一直坚持到满师才倒下，在华山医院重病监护室抢救了6天……
但是我依然对这些磨难心存感激！如果不是“文革”把我扔到社会的底层，我恐怕会是一个没有独立思想、没有创造力、更没有“反骨”的循规蹈矩的乏味的人，哪里来《于无声处》？是12年的工人生活，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知道了许多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从此，我看生活的视点变了，思想方式变了，世界观变了。我也更关注底层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学会了体会他们的感受，从他们的视角去看社会。比如我“反文革”的情绪，当然有我家庭与自身经历的因素，但也是受到了工人师傅的感染。他们因为处在社会底层，没有包袱，胆子更大，什么都敢说。有时说得机智巧妙，有时则说得非常露骨。我的《于无声处》初稿就曾经在20多位工友手中传看，后来全厂300多人有一半来看了话剧。2008年重演，还有一些工友来看。后来的《血，总是热的》，他们同样关注。那时我写东西一定会想，他们看了会说什么？
记者：一生中你最喜欢、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
宗福先：对我有影响的作家很多。年轻时喜欢看鲁迅、高尔基、普希金，后来学写戏喜欢易卜生、阿瑟米勒、萨特、曹禺等。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甚至是改变了我命运的是司马迁。
初三那次病危，医生宣布我再也不能念书了，对我打击极大。整个人灰得不得了，根本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有什么希望！书都不能念了我还能干什么？本来那应该是一个做彩色梦的年龄啊！
我自幼喜爱读书，那时躺在病床上反而有了更多的时间看更多的书。有一天我突然翻到一本《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是教语文的母亲备课用的一本参考书。1959年出版的，纸张又黄又糙。我最早看《史记》，就是从这本书里看的。在里面我读到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非常震撼！他所描述的自己受宫刑之后自卑、屈辱、无处藏身的那种感觉，和我生病后被人轻蔑、被人怜悯的感觉，何其相似！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后来“文革”抄家，我们家被抄过好几次，很多东西都没有了，书大部分也都没有了，但是这本书，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不知道它是怎么漏网的，居然留下来了！可能因为人家看看是参考资料，就放过了。我一直到今天都珍藏着它。
我后来不知读了多少遍这本书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实际上在写《于无声处》的1978年之前，我这个人灾难连连，从来没有顺利过。而每遇厄运，我都会想起这本书。它教会了我如何面对困境，教会我如何在困境中“愤”起——为了不做一个废人，为了做一个对社会、对别人有用处的人！自己开始搞创作以后，就更能体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深意。这种力量是终身受用的，现在也是。
宗福先小传
宗福先，生于1947年，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话剧剧本《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道拉斯先生到来之前》，电影剧本《血，总是热的》、《鸦片战争》、《高考1977》，电视连续剧剧本《寒夜》、《沃土》等。历任上海市作协书记处书记、副秘书长，专业作家，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宗福先的文艺创作始终指向一个“思”字。他的作品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紧紧跳动在一起。《于无声处》是在拨乱反正的浪涛下写成的；《血，总是热的》是在“改革之路怎么走”的追问下创作的；《道拉斯先生到来之前》是在“执政为民”的呼声中问世的。《于无声处》1978年获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特别嘉奖；话剧《血，总是热的》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电影《血，总是热的》获文化部1983年优秀故事片奖；电影《鸦片战争》获1998年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剧本获第17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提名；《道拉斯先生到来之前》获2003—2004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电影《高考1977》2009年获第二十七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影片获得第十三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在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纪念活动中，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艺术工作者”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