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造成了严重的粮食饥荒。袁隆平也同样无力走路，没法安睡，他不能忘记路旁饿死者的尸体，饥荒在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人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袁隆平从小在这种爱国思想熏陶下，要做一个忧国忧民、热爱祖国、有益于社会的人。在这场遍布神州大地，来势凶猛的大饥荒中，这位农业科研工作者为这沉痛的现实感到深深不安。他从此萌发坚定信念，必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育出亩产过400千克、500千克、1000千克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20世纪50年代初期，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在中国很盛行。袁隆平在这些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理论指导下，培育出一批有价值的农作物新品种。比如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地上结了西红柿，地下长出马铃薯。人们对袁隆平的这些试验成果，大加赞赏，记者争相报道，他本人还出席了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农民育种专家现场会议。
正当别人赞扬他的时候，袁隆平却对自己的“无性杂种”研究提出了疑问。这些年的试验，虽然当年结出了一些奇花异果，但不能遗传给后代。比如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经过短日照处理，月光花红薯“无性杂种”苗茁壮成长，地下果然长出了红薯王，最大的一蔸重达135千克；地上结出了种子。将这些种子适时播种，地上依然长出月光花，可地下却再也见不到红薯王的奇迹了。从遗传学角度考察这些实验产生的变异，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它不能遗传给后代。
袁隆平认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既不能被别人的赞扬所迷惑，更不能自己哄自己！
通过多年的科学实践，袁隆平对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怀疑，决定放弃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大胆地去探索新路子。
当时，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在中国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理论”之类的大帽子，受到围攻，袁隆平却认为：对于科学学派之争，不能简单化归为政治问题。他独立思考，相信事实，而不迷信权威。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关于染色体变化规律的研究成果，已被科学实践和生产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特别是在指导作物育种方面，实际效果明显。袁隆平被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深深吸引着，他很想按照其理论去进行新的尝试，去闯一条自己研究水稻高产的路。
1960年7月的一天，下课铃声响过之后，袁隆平来到早稻试验田边，观察着这些正在茁壮生长的早稻。突然他发现了一株形态特异“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这些植株株型优异，穗大粒多，袁隆平几乎兴奋地快要喊出声来，他认为这可以成为好的育种材料。他如获至宝般照管着这株禾苗，等到收获季节收回了一把金灿灿的种子。
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满怀希望地将这些种子播撒、耕种，可是结果却令人失望：秧苗高矮不齐，禾苗抽穗、扬花、灌浆、成熟期很不一致，没有一株性状超过它们的亲代。
袁隆平很懊丧，可他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坐在这些分离退化植株的旁边，袁隆平没有被这个失败的实验吓退，他决定再等待机遇，再去找新的材料培育。正要准备离开这些植株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些植株可以断定是“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机遇宠爱有心人”，袁隆平高兴得像孩子似地跳了起来。他返回田间，再一次仔细分析，调查这些植株的部分性状，详细记载，回到宿舍反复统计运算，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
善于思考的袁隆平死死抓住“天然杂交稻”这个金子般的宝贵概念不放，追根究底，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寻找契机。
袁隆平经过反复思考，加之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技术，选择了一道世界公认的难题去解决。他经过周密、严格的思考，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三系法”杂交水稻的理论，并决定付诸实践。经过长期辛苦的实验研究，袁隆平终于在杂交稻研究中做出特殊贡献，获得“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从1979年起，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美国。袁隆平开始了多次赴美传授、转让他的杂交水稻技术。他被美国专家评价为“把西方国家抛到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为了促使两国杂交稻研究的深入发展，1994年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美国得克萨斯州水稻技术公司正式签订并批准了共同开发研究杂交水稻的协议。从此，杂交水稻走向世界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1981年，袁隆平因籼型杂交水稻，获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1985年10月15日，在中国北京，袁隆平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发明和创造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被誉为“杰出发明家”。
1987年11月13日，在法国巴黎，袁隆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1987年度科学奖。这是中国专家首次获得的等级最高的世界性嘉奖。
1988年3月14日，在英国伦敦，袁隆平获国际让克奖的奖章、证书和奖金2万英镑。这项奖励两三年颁发一次，奖给在粮食食品和光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世界各国科学家。
1993年4月14日，袁隆平因为解决全人类饥饿问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获美国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奖金一万美元。
1995年10月，袁隆平获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章”。这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世界粮食组织奖励为世界粮食生产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而设的奖励，全世界获此殊荣的仅6人，袁隆平成为亚洲的唯一获奖者。
随着杂交水稻在世界各国的试验育种，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袁隆平也因此获得了许多的大奖。可是他并没有被这些荣誉淹没，仍然在他的研究所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实事求是地继续进行着他的杂交水稻研究，继续为解决人类的饥饿问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3.“抗非英雄”钟南山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近十几年来推动我国呼吸疾病科研与临床医疗走向世界前列的杰出领头人之一。
2003年新年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向人们悄悄袭来。从天而降的疫情让所有的人猝不及防，一时谣言四起，有关广州流行夺命肺炎的传说迅速传播，一时间整个广州城人心惶惶。广东省卫生厅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出现在这次会议上，他以学术泰斗的权威身份和从容笃定的自信，赢得了人们的信赖。他的这次露面帮助政府维护了社会理性和稳定。随着病情的愈演愈烈，大批的医护人员纷纷倒下，“非典”极强的传染性让许多人谈非色变，唯恐避之不及。此时钟南山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他主动向省卫生厅请战，要求把最危重的病人全部集中到他的研究所来。这淡淡的一声，无异于平地惊雷般的“向我开炮”。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5月28日，钟南山应邀在全美胸肺学会(ATS)上作了《中国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发病情况及治疗》的专题学术报告，他专业、开放、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论风格，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着名的CNN电视台在《今日美国》中评论“中国大陆的SARS发病率已经明显下降，令人鼓舞”。钟南山的努力，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有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钟南山不仅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敢医敢言的道德风骨和学术勇气更令人景仰。他不唯上，不信邪，敢担责任。紧要关头，他勇敢地否定了有关部门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实践证明钟南山据理力争是有科学依据的。广东省决策层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钟南山领导的课题组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广东地区“非典”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认为：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有指导意义。
钟南山对医学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患者敬佩不已。8年前，阿琼反复咳嗽、气喘，吃了很多药也不行，病越来越重，后来慕名找到了钟南山。根据阿琼的病史和症状，钟南山给她做了哮喘检查，结果呈阳性，一般而言，诊断应该已经明确，剩下的就是对症下药了。而钟南山却不放心，继续细心地观察了一段时间，终于从一个细微的症状里发现了新问题，怀疑是气管肿瘤。为确诊，钟南山亲自为她做了支气管纤维镜检查。病情得到证实后，钟南山又亲自安排了医生手术，术中一看，好险，那隐蔽得很好的肿瘤竟已堵住气管的五分之四，什么时候堵满了，阿琼什么时候就没了。阿琼深情地说：“钟教授的过人之处岂止在于他的医术，他对病人的高度责任心和对病人的爱心，同样常人难及。”
钟南山是一个求实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早在留学英国的时候，他决定开展关于吸烟与健康问题的研究。为了取得可靠的资料，他让皇家医院的同事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抽血检验。当一氧化碳浓度在血液中达到15％时，同行们都不约而同地叫嚷：“太危险了，赶快停止！”但他认为这样还达不到实验设计要求，咬牙坚持到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22％才停止。实验最终取得了满意效果，但钟南山却几乎晕倒。要知道，这相当于正常人连续吸60多支香烟，还要加上抽800cc的鲜血。
从医以来，钟南山先后取得了国家、省市各级科研成果2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三等奖一项，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70多篇。他和他的同行们在这个专业的突出贡献，奠定了我国呼吸疾病某些项目的研究水平在亚太地区的领先地位。用“着述等身”、“声名显赫”来形容钟南山的成就一点也不为过。但这位68岁的老人，他仍然对事业保持着炽热的追求，在科学的殿堂上坚持创新、永不停步。
多年来，钟南山“奉献、开拓、实干、合群”的精神被同志们亲切地誉为“南山风格”。1997年1月15日，中共广州市委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2003年，作为中国抗击非典型性肺炎的领军人物，在非典型肺炎猖獗的非常时期，钟南山不但始终在医疗最前线救死扶伤，还积极奔赴各疫区指导开展医疗工作，倡导与国际卫生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因功勋卓着，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时被广东省荣记特等功，被广州市授予“抗非英雄”称号。2004年4月8日，又被授予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称号——白求恩奖章。
14.走在世界前沿的黄伯云
黄伯云，1980-1986年在美国爱阿华州立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随后进入美国田纳西大学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88年回国。1997年7月出任中南工业大学校长，2001年12月任中南大学校长。1999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3月，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将连续6年空缺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授予黄伯云，以表彰其对“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的发明工作所做的杰出贡献。
1964年，来自洞庭湖畔的黄伯云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南矿冶学院特种冶金系，迈出了成就科学家梦想的第一步。可是大学才读了一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渴望读书，渴求知识，但又怕打成“白专”典型，只好躲进图书馆、躲到校园后的岳麓山、躲回老家去读点书。1969年毕业后，留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当时，他选择稀土磁性材料为研究方向。这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他与同伴们克服了条件差、经费不足等困难，日夜奋战，主持研制了钐-钴和铈钴铜铁粉末冶金材料，并成功应用于我国人造卫星的关键通讯器件中，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嘉奖。
科研的首次成功，不仅使黄伯云从此与新材料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增添了他献身祖国科技事业的信心和决心。1978年，他以学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出国研究生，经过一年多的培训后，于1980年留学美国。在美国的8年里，他先后完成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学习，相继发表10多篇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论文，受到美、日、法等国科学家的高度评价。1988年，黄伯云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后，美国一些大公司、大学和科研机构争相高薪聘请他去工作，并许诺帮他及全家拿到“绿卡”。当时，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到了美国，女儿渴望继续在美学习。面对着祖国和个人利益的选择，黄伯云说：“我的根在中国！”1988年5月，黄伯云义无反顾地回到岳麓山下的母校中南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