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之地，更有林邑（即占婆Cˇampa）。文帝末，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此据《隋书》五三《刘方传》；唯《越史略》一云，梁时九德参军李贲，本中国人，其七世祖于西汉时徙居太平，大同十年，自称南越帝，建前李朝，再传至李佛子，则佛子非俚人也。“俚”字之用法，曾于拙著《释俚》揭之，今得此证，更见旧史之不可呆读。开林邑事，可参冯译G.Maspero《占婆史》三八——四○页），刘方讨平之，因使经略林邑。方率舟师趣比景，大业元年正月，军至海口（灵江口），击走其王梵志，度黎江，入国都，获金庙主十八枚，佛经五百六十四夹，凡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崑仑书（即占婆文），刻石纪功，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参《方传》、《隋书》八二及《续高僧传》二《彦琮传》）将其地分置荡、农、冲三州（后改比景、海阴、林邑三郡），隋兵引还后，梵志复得故地，遣使谢罪。（参《隋书》三一及八二）
次为吐谷浑（可读原音，不必如宋人读“突欲魂”），急言之曰退浑，就其被统治之人言之，则羌种也（或以为唐古特族，不确，唐古特系党项之转），旧称曰阿柴（或阿赀Aza）虏。大业初，铁勒犯塞，遂请降，帝使裴矩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即勒兵往袭，大败之，其主伏允东走保西平（鄯州，今乐都县）。三年，又命杨雄、宇文述等往征，四年西巡时，更分兵数道围之，来降者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自西平以西，且末（Cˇercˇen）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分置郡、县（五年六月，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各统两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交市，裴矩掌其事。四年，帝将巡河右，先令矩赴敦煌，矩知帝勤远略，遣使说高昌（Cocˇo）王及伊吾吐屯设（Tudunad），啖以厚利，导使入朝。明年西巡，次燕支山（张掖附近），高昌王、伊吾设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伊吾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六年，置伊吾郡，使薛世雄城之。
最应记者为俀国之交通。“委”“妥”二字在古往往通用，馁国即倭国也。开皇廿年（六○○——推古八），其王多利思北孤（即推古女王）遣使诣阙。大业三年，又遣使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炀帝览之不悦。明年，诏文林郎斐（即裴字）清往使，度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行至竹岛（今珍岛，在全罗南道西南海中），南望罗国（即耽罗，今济州岛），经都斯麻国（今对马岛），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今壹岐岛），又至竹斯国（今筑紫山）。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又经十余国（即小岛），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俀云。（《隋书》八一，参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
突厥既分裂，其势渐衰，居西方者曰处罗可汗，屡与铁勒相攻，卒为所败。炀帝采裴矩离间之策，可汗遂以七年底入朝于临朔宫，赐号为曷萨那可汗，留居中国。十年正月，将宗女信义公主嫁之。
§§§第八节三伐高丽
高丽自号高句骊，北齐废帝封其王阳为高丽王，始去“句”字。（《东北通史》一七四页）初，燕盛时，略属真番、朝鲜。及汉兴，以路远，修辽东故塞，仅至水（今鸭绿江，或云大同江）为界。有燕人卫满东渡水，据其地而自王。元封三年，武帝遣兵定之，开为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元帝时（公元前三七）北夫余之高句骊人朱蒙（《好大王碑》作邹牟）始建国，渐残汉郡，东晋安帝元兴三年（四○四——好大王十四年），其十九世朝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卒掠有辽东之地。继位者长寿王之十五年（四二七——宋元嘉四），始迁都平壤。北朝之末，其国东至新罗，西北渡辽水至营州，南至百济，北至。周武时改封阳为辽东王，隋文受禅，仍封高丽王。阳卒，子元嗣，开皇十八年，元率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隋以汉王谅为元帅，水陆三十万伐之，师次辽东，遇疾疫，死者什八九，会元亦上表谢罪，遂罢兵。
大业三年，炀帝幸启民可汗帐，适高丽使在彼，帝谕令还国，促元早入朝，元不奉诏。七年，帝遂亲征，驻涿郡。八年正月，大军既集，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各分十二军如次：
史称士卒总一百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馈运者倍之，是月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诸将各奉旨，不敢越机，至七月，九军并陷，将帅奔还，遂班师。
九年春，二次征兵，三月，驾幸辽东，四月，渡辽，六月，杨素子玄感反于黎阳（今濬县），渡河直逼东都，帝遂急去高丽而回。
十年，又发天下兵，时民军蜂起，军多失期，帝以三月幸涿郡，七月次怀远镇。会饥馑，六军递相掠，复多疾疫，高丽亦困弊，遣使请降，并归上年叛人斛斯政，乃息兵，仍征元入朝，而元卒不至。
《东北通史》以为致败之因有四：一、万乘亲征，遥为指授，二、未立统帅，事权不一，三、劳师远袭，饷馈难继，四、敌势方强，无隙可乘（一九八——九页）。以如许之众，钤辖之远，而欲发纵指示，一切操于日事玩乐之独夫，根本已构成必败之条件。况当日“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通鉴》一八一）敌稍能坚壁，旷日持久，就非退军不可。尤有进者，远击异域，利在精兵疾前，炀帝挟童稚之见，以为众必胜寡，殊不知师无纪律，阻手碍脚，稍有摇撼，牵动全军，人越多则致败之机亦愈多也。
§§§第二章 隋代各族人民起义
§§§第一节社会矛盾的发展和炀帝的暴政
在隋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贵族官僚不仅根据均田令占有大量土地，而且通过皇帝赏赐、仗势强夺民田等途径，获得巨额田产。如大贵族杨素，先后受赐田一百三十顷，在两京及诸方都会处的“邸店、水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来和、陆知命、樊子盖、卫玄、张衡和柳庄等官僚，也有不少赐田。隋统治者佞佛，赐予寺院许多土地、寺户和其他财物。如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文帝诏令于诸州名山之下置寺，“并赐庄田”。赐宣州妙显寺寺户五十。寺院还以宗教迷信等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贵族官僚和僧俗地主都对农民进行封建地租剥削。农民从均田令中受田比贵族官僚少得多，又多不足应受额，衣食艰难。
隋文帝执政前期，比较节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帛丰盈，他也日益奢侈。如开皇十三年建仁寿宫，“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死者以万数”，并称赞监造官杨素是“忠臣”。其后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二所。对农民的剥削也不断加重。史称开皇年间国家“仓库盈溢”，至仁寿末年，天下仓库的存粮，可供五六十年食用。它虽反映了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暴露了隋王朝对农民压榨的苛重。甚至发生天灾，隋文帝都“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不许赈济。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隋文帝从开皇末年起，就开始使用严刑峻法。及至晚年，“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官吏则以残暴为干能，守法为懦弱，竞相鱼肉人民。
这一切，促使社会矛盾日益发展，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开皇年间，“河东多盗贼”，蒲州刺史河间王弘将百余名起义者流放到边远地区。东阳（今浙江金华）陶子定、吴州（今江苏苏州）罗慧方聚众起义，围攻婺州永康、乌程等县，为检校括州事韦冲击破。华阴（今陕西华阴）地区“多盗贼”，隋王朝特选“世号为能”的殿内监荣毗前往镇抚。冉龙羌起义，攻打汶山、金川二镇，被资州刺史苏沙罗打败。
由于岭南刺史、总管等多贪赃枉法，如番州总管赵讷、刺史陆让，为政暴虐，聚敛大量财物，引起当地人民的怨恨，“请俚獠多有亡叛”。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二月，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俚李光仕聚众起义，隋文帝命上柱国王世积出岳州（今湖南岳阳），征发岭北军；前桂州总管周法尚驰往桂州，调集岭南兵，共同镇压。李光仕迎战不利退走。王世积部多遇瘴疠不能前进，遂顿兵衡州（今湖南衡阳）。周法尚部继续追击。李光仕保守白石洞。周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等家属，凡来降附者即还其妻子，诱降了数千义军将士。周法尚一面出兵与李光仕对阵，一面亲帅奇兵埋伏林中。当两军开始交战，周法尚立即驰击义军营栅，栅中人溃散，李光仕被杀。义军余部仍坚持斗争。隋文帝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往剿。师至衡岭，何稠派使者招降起义军洞主莫崇，并用酒食和甜言相骗。莫崇为其所惑，回洞后不复设备。何稠深夜领兵掩袭其洞，消灭起义军。象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象州东北）起义军首领杜条辽、罗州（今广东廉江北）起义军首领庞靖等，相继投降。何稠又分遣建州开府梁昵进攻罗寿起义军，罗州刺史冯暄围剿李大檀起义军，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隋文帝鉴于岭南夷、越等少数民族多次起义，出现“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的严重局面，任命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特许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可承制补授。令狐熙改变过去仅“以兵威相胁”的武力镇压办法，加强玩弄更加狡猾的“大弘恩信”的策略，一些起义军首领受骗归附，起义被瓦解。
当时，由于起义繁多，甚至在隋王朝统治中心——长安也不太平，尽管官府白天在长安进行大搜捕，但是，“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隋文帝十分忧愁，向群臣询问“断禁之法”。诏令：凡是盗一钱以上皆斩首，或三人共窃一瓜也处死刑；如能告密，则将起义者家产赏给告密者。不久，又以吴越之人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的借口，将江南诸州民间三丈以上船支统统收入官府，加紧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防范和镇压。
严刑峻法并不能使人民屈服。起义仍在各地不断爆发。开皇十七年七月，桂州人李世贤起义，隋文帝命右武侯大将军虞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率兵镇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三月，熙州（今安徽潜山）李英林起义，署置百官。隋文帝以扬州总管司马张衡为行军总管，帅步骑五万围剿。同年，越嶲（今四川西昌西南）蛮也聚众起义。
仁寿年间，人民反抗斗争在岭南和蜀两大地区进一步开展起来。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十一月，潮（今广东潮安）、成（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梧州市东南）等五州僚起义，隋文帝命高州酋长冯盎征发江南和岭南兵，将起义镇压下去。翌年十二月，交州俚帅李佛子起义，占据越王故城、龙编城和乌延城等地。隋文帝命瓜州刺史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领二十七营进剿，至都隆岭，起义军二千余人主动出击，刘方打退义军后乘胜进逼李佛子大营，“先令人谕以祸福，佛子惧而降，送于京师。其有桀黠者，恐于后为乱，皆斩之”。桂州山越起义军被洪州总管苏孝慈打败。番禺（今广东广州）夷僚起义军为右亲卫车骑将军薛世雄镇压。
益州总管蜀王杨秀，自开皇十三年后，更加奢侈无度，“多捕山獠充宦者，车马被服，拟于乘舆”，又令熟僚出奴婢，多杀无辜，聚敛民脂民膏，引起蜀民、尤其是夷僚等少数民族的愤怒。仁寿年间，“西南夷僚多叛”。隋文帝命通州刺史郭荣领八州诸军事行军总管征讨，义军坚持斗争一年多。嘉州（今四川乐山）僚起义军，袭败前来镇压的行军总管段文振于山谷，后因义军懈怠不备反为其所败。不久，嘉州夷僚又奋起反抗，向官军发起主动进攻，行军总管元褒率步骑二万，将起义军击垮。为了镇压再次起义的嘉州僚，隋文帝派将军周法尚和武通围剿。在起义军的英勇抵抗下，周法尚部失利，武通部归路被切断，武通被打死。遂州（今四川遂宁）僚起义时，隋文帝复以周法尚为行军总管。镇压起义后，又诏其便道征讨攻占嶲州（今四川西昌）城的乌蛮起义军。起义军主动撤离州城，散于山谷，周法尚见武力不行，就使出“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手腕。当起义军首领为其所骗，尽归营栅聚饮相贺时，他立即发兵偷袭，俘起义军将士数千，男女万余。资州（今四川资中）山僚起义，众至十余万口，声势颇大。起义军围攻大牢镇，资州刺史卫玄前往起义军营游说利害，起义军首领为其所惑，撤围退走而溃散，山僚起义，蜀王遣骠骑将军王仁恭镇压。
隋文帝为人刻薄，猜忌大臣，“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其诸子为争权夺利而暗斗明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晋王杨广勾结杨素等除掉了太子杨勇，谋害了卧病的隋文帝，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窃取了皇帝宝座，他就是中国历史上以荒淫和残暴著称的隋炀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