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更突出的表现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上。具体来说，就是（1）苛重的赋税和差役，（2）剧烈的土地兼并（这两方面，请阅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刘允章《直谏书》中所说的人民“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愤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典型地反映了唐后期广大劳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处境。这就是唐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斗即将来临。
早在唐文宗时，刘于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应贤良方正科的著名对策中就向唐统治者发出了警告。他说：“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如果遇上天灾、瘟疫，则“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刘的话，切中时弊，但执政者恶而不听。
“不忍见国难危”的刘允章，唐僖宗时再次冒死上书，尖锐地指出，唐末“（人）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乐”，对于那些“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天下黎民，如果朝廷再“不理，何以归哉？”终日只知“专务游戏”的唐僖宗，报本“不理”。当然，几声逆耳的忠言岂能打动昏君之心；病入膏肓的唐王朝，也不是任何人间的灵丹妙药所能起死回生的。将它抛入坟墓的历史任务，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揭竿而起的千百万唐代劳动人民的肩上。
§§§第二节唐后期人民反抗斗争
唐王朝进入后期后，人民反抗斗争进一步发展，唐末爆发的以王仙芝、黄巢大起义为中心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将有唐一代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
唐后期人民反抗斗争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自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成为阶级矛盾最尖锐地区，人民反抗斗争也最为剧烈。尽管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被唐统治者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下去了；但是导致起义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消除，至唐后期，这些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藩镇割据越来越严重，唐中央势力越来越衰弱的趋势下，唐统治者在江淮地区的军事力量仍然不强。农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不断发动新的斗争。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和川（今安徽和县）发生饥荒，乌江县“百姓杀县令以取官米”。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舒州（今安徽潜山）的农民起义军，劫持向京师长安运输贡物的船只，亳州（今安徽亳县）农民起义军，攻打地主豪绅的宅舍，没收货财，历届刺史擒捕不获，被统治阶级诬为“剧贼”。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九月，新任刺史李繁“潜设机谋”，袭击义军大本营，才将其镇压下去。唐文宗太和初，鄂州（今湖北武昌、岳州（今湖南岳阳）一带农民起义军众多，他们利用这里“囊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的有利地理条件，夺取来往舟楫上官府或富商的财物。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新任鄂岳观察使崔郾，训卒治兵，依据江湖萑蒲丛生不便巨舟航行的特点，建造灵活快速的蒙冲小舰，采取严刑竣罚、跟踪穷追策略，将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吉州（今江西吉安）赤石、徐庄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凭借险要的山地洞穴，筑栅七所，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反抗斗争。
唐武宗时，全国各地农民反抗斗争掀起新高潮，江淮一带更是如此。刘大扑领导的数百名义军，以江州与洪州交界的彭蠡湖附近的山洞为据点，进行斗争。从其被统治阶级诬称为“剧贼”，并作为镇压者江西观察使周墀的一大所谓“政绩”来看，这支队伍相当精干、善战。在江南西道和岭南地区，因天旱乏食，饿殍遍野，农民为求生存而相聚起义，“荡覆乡县，势如燎火”，唐王朝命诸道节度、防御使，在辖区山河江海“切加警备，仍差巡检，更于要害处，加置军镇捉搦”，“如能设计擒获贼党二十人已上，并获赃物推问行劫纵迹分明者，量其功绩节给优赏，仍与迁职；如界内有劫杀不能捉获者，亦节级重加惩责，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所在巡检院切加访察，不得更使因循”。
唐宣宗大中年间，衡州（今湖南衡阳）邓裴“以湖湘早耗，百姓饥荒”而聚众起义。起义军“剥乱乡间，陵惊郡邑，徒坚党合，事巨寇牢，或据深山，或闭官道，遂使湖岭之外”的地主豪绅惶恐不已。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四月，在湖南团练付使冯少端的围剿下，邓裴被俘，起义失败。寿阳（今安徽寿县）发生饥荒，农民聚众起义，被司农卿浑偘镇压。山南西道的蓬州（今四川仪陇南）、果州（今四川南充）农民，迫于饥寒，依据州境内的鸡山，不仅进攻剑南东川、四川和山南西道广大地区，而且言辞悖慢，深深地刺痛了唐宣宗，他极为愤怒，欲发兵围剿。宰相崔铉建议遣使招降。而当起义军受唐王朝使臣招诱，皆投弓列拜请降时，唐将王贽弘与宦官率领的官军，已偷偷进至山下，将已解除武装的起义军将士竟击灭之。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午），山南东道“封疆险阔，素多盗贼”。该道的襄州（今湖北襄樊市），每年秋天，常有众多的农民起义军“张旂结党，夜出昼藏，谓之山栅”。他们焚烧地主豪绅的庭院，没收其资财，遭到冲击的有产者惶恐不安，到处设置警备。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挑选精兵，别置营屋，列垛设摽，经常训练，又不杂抽差，故行动迅速，作战能力较强。徐商依靠这支“捕盗将”，把起义军打垮。
在江淮地区人民反抗斗争中，私盐、茶贩占有突出地位。唐后期，随着朝廷对盐、茶控制日趋严格，对私盐、茶贩的镇压也不断加强。唐文宗时，已不是把私盐、茶贩视为一般走私活动，而是按“光火贼例处分”，即视为与农民造反一样血腥屠杀了。但是，无论朝廷刑法怎样苛酷，私盐、茶贩的斗争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益活跃。
唐武宗执政初，江淮地区私盐、茶贩的活动更加频繁。池州刺史杜牧在“寻穷询访”后，向执掌朝政的李德裕上书，详细论述了“群盗如麻”的私茶贩概况：一、江淮私茶贩都是结伙而行，挟持兵杖，与巡查官府进行武装斗争。二、私茶贩在江中劫取财物，入山博茶水劫不便时，则于草市陆劫，杀死富豪，取其钱财。濠、泗、亳、徐、汴、宋等州私茶贩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等州私茶贩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都是尽贩私茶，北归本州货卖。三、私茶贩与江淮船夫、小商贩及广大民众互为表里，乡村均有兵仗，地方官吏不敢冒然前往捉拿私茶贩。四、江淮镇戍兵力单薄，戍卒宁愿纵容私茶贩而自身受罚，也不敢与其相斗，故难镇压。杜牧认为，“若令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海船以三十人为率，一千二百人分为四十船，择少健者为之主将，仍于本界江岸，创立营壁，置本判官，专判其事，拣择精锐牢为舟棹，昼夜上下分番巡检，明立殿最，必行赏罚。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尽绝私载。每一宗船，上下交送，是桴鼓之声千里相接，私渡尽绝，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这样，不仅能将私茶贩彻底镇压，而且茶利尽入朝廷公室。李德裕等大臣也向唐武宗当面奏请于淮南、浙西、宣歙、江西和鄂岳等五道，设置游奕船，沿江要害处扎营，经常在江中巡查，严惩贪赃和纵容私茶贩者，酬赏能将私茶贩完全镇压下去者。
唐宣宗即位后，“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有盗坏与鬻鹻，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为加强巡查缉捕之力，唐统治者还命专管盐务的巡院，与当地州县联防。又与群臣杂议镇压措施。史称，“今日刑法颇峻”，而“盗贼益烦”，寿阳“有货茶盗斗变难制”。
唐王朝戒备森严的宫廷屡遭冲击。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四月，在即帝位仅三个月的唐敬宗身边，爆发了一次宫廷工匠起义。染工张韶与占卜者苏玄明“阴结诸工（匠）百余人，匿兵车中若输（染）材者，入右银台门，约昏夜为变。”守卫者疑其载重而诘查，张韶以为事已暴露，遂杀其人，拿出车中兵仗，大呼攻入皇宫。正在清思殿与宦官击毬的唐敬宗“震惊”万分，急忙关闭殿门，狼狈逃至左神策军避难，旋将二太后也接至军中。阉臣仓猝由望仙门出奔，“宫门皆闭，上（唐敬宗）宿于左军，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骇”。张韶等攻入清思殿，登御榻而食皇帝御膳，将各种宝器分给大家。他们又攻打弓箭库，击败卫士的抵抗。左神策中尉马存亮遣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将军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将军李泳、尚国忠等率骑兵前来助战。日暮，张韶和苏玄明不幸中箭而死，起义者仍英勇搏斗，至翌日，起义才最后失败。唐敬宗回宫时，宰相帅百官诣延英门庆贺者，亦不过数十人，充分暴露了唐统治集团的腐朽和虚弱。史称张韶是“染坊供人”、“染署工”，则他当是在皇宫染坊服役的工匠。唐代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匠，有短期服役的短番匠和长期服役的工匠，有些短番匠也常被以“和雇”的名义强迫留下继续服役。服役期间，倍受压榨，“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的民谣，就是唐代工匠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张韶一挑头，就有许多染工毅然随着他造反。
三个月后，染工们的壮举在李唐统治集团中引起的惊悸犹未完全消除，宫闱深处又发生了一次“妖贼马文忠与品官季文德等凡一千四百人将图不轨”的事件。
唐文宗即位时，京师行政长官就向他奏报长安郊区经常有农民起义军出没，建议官健子弟若要习射，请令本司各制射垛教试，不得将弓箭出城，以防止有人假托习射把兵器送给农民起义军。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底，“如闻近日京城频有寇贼”的诏令，说明唐文宗认可的上述禁令难以阻遏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并由京畿逐渐潜入京师活动了。深感威胁的李唐统治集团，认为现有京兆府县的有关镇压机构太少，“防制实难，须假军司，共为捕察”，同时指令皇帝的御林军——左、右神策军，与京兆府联兵追捕农民起义军。凡是他们认为“是杀人及强盗罪迹分明，不计赃之多少”，便予决杀，并将这一诏令颁布全国，“其外县有军镇处，亦准此处分”，妄图以此高压手段，扑灭京师和天下的人民反抗斗争火焰。
唐武宗崇奉道教，热衷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为便于向道士询问神仙之事，迎其“下凡”，他命左、右神策军每日派军健三千于皇宫内苑运土，兴建高一百五十尺富丽堂皇的望仙楼，唐武宗求仙心切，欲楼早成，每日下敕令催筑，甚至取消每年寒食节放假七天的惯例，强迫军健拼命干活。军健“怨恨，把器仗，三千人一时衔声”愤怒抗议，唐武宗非常“惊怕”，急忙赏赐每人绢三尺，放假三天，以免事态扩大。
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十分活跃。唐后期少数民族起义主要集中在剑南、关陇和岭南三个地区。
剑南。唐文宗开成年间，剑南东川一带“岁饥，盗赘结，酋豪自王，伪署官吏，发敖，招亡命，联蓬、泸、嘉、荣诸州，蛮落摇乱，根株磐炽”。剑南东川节度使卢弘宣发布告示，进行招谕和威胁，受骗投降的起义群众，强壮者被编入官军，体弱者被遣归乡里，首领遭到捕杀。唐宣宗大中末年，昌州（今四川大足）、泸州（今四川沪州）刺史贪残，以弱缯及羊强迫僚民购买，米麦一斛得钱不及一半，僚民愤怒异常，遂立酋长始艾为王，焚掠梓、潼一带，后被刺史刘成师诱降，七十余名首领牺牲。余部撤至剑南东川，又为节度使柳仲郢招降。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资州（今四川资中）。泸州夷起义，攻打巴川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