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岭南蛮酋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占据容州，与西原义军张候，夏永等连兵攻城陷邑，前容管经略使陈仁、李抗、侯令仪、耿慎惑、元结和长孙全绪等，虽任容州刺史，都不能至容州，而寄任于藤州或梧州。新任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王，至藤州后，对其僚佐等说：“吾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于是出私财招募将官，并以请好爵激励士气。不到数月，杀义军将领欧阳。王又亲至广州，向刺史兼岭南节度使李勉请求援兵，收复容州。李勉畏惧西原义军，不愿出兵，但答应移牒诸州，并扬言出兵驰援，以壮王之势。接着，王翊与义州刺史陈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等，缔结军事同盟，复募兵三千余人。经过这番紧张准备后，王翃藏起节度使“止用兵”之牒，向西原义军大举进攻，经过“大小百余战”，破义军数万人，梁崇牵等七十余名将领被俘，容州失守。王复驱军分别袭击西原义军，占领郁林（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贵县东南）等州。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九月，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吕崇贲，为其部将哥舒晃所杀，“五岭骚扰”。唐王朝命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自江西统兵征讨。王遣其将李实率部参与围剿，西原义军领袖覃问，乘王兵力薄弱之机，全军偷袭容州，为狡猾的王的伏兵所败，覃问被擒，义军大败。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潘长安领导西原人民继续斗争。他自称安南王，联合夷蛮，昼伏夜聚，打击地主豪绅，拥兵二十余万，声威所被，“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弥亘万里”。唐王朝命领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李昌夔，持节招讨，潘长安被俘，其他人均被强令还旧居。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以嗣曹王李为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使，率军征讨王国良。李一方面“城叙州以断西原”，即切断西原义军和王国良的联系，对王国良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三次遗书软硬兼施，然后趁王国良犹豫之机，亲自假称使者，混入其营，进行策反。王国良在“错愕迎拜”中降唐。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七月，西原黄洞人民在黄少卿领导下，奋起斗争，不断攻打邕管，围经略使孙公器，攻占钦（今广西僮族自治区钦州北）、横（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横县南）、浔（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平）、贵（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贵县）等州。黄少卿子猛将黄昌沔，先后击破十三州，大大动摇了唐王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唐王朝诏令桂州观察使杜式方围剿，接着又命郎中裴某前往招抚。黄少卿厚待传达“招令归复”诏书的说客，并以小婢二人换取说客的佩刀。元和三年（公元808年），黄少卿投降朝廷，被封为归顺州刺史，其弟少高，做了有州刺史，唐统治者长期无法镇压下去的这支英雄义军，被招降了。可是不久，黄少卿等“复叛”。
出于镇压西原义军的需要，唐王朝“合邕、容为一道”经略使治所设在容州。有些朝臣认为这一措施不当。邕州刺史李元宗，也对途经该州的监察御史杜周士说，从他本人在岭南五管为官三十载之经验来看，这种处置不宜。而一心贪功求赏的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遣人“盗其槁（稿）”，杜周士忧愤而死。严公素还弹劾李元宗曾擅自将罗阳县归还西原义军将领黄少度。李元宗无奈，“引兵一百持印章依（黄）少度”。
元和中（公元810—815年），黄少度、黄昌率西原义军攻占宾（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南）、峦（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横县西）二州。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又攻打钦、横二州。邕管经略使韦悦击退义军，夺走宾、峦二州。这年，义军复攻岩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来宾东南）。“利虏掠，幸有功”的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向朝廷上奏进一步围剿西原义军的建议。而企望“中兴”唐王朝的唐宪宗，也想凭借当时平定淮西等藩镇之势，一举消灭长期坚持斗争的西原义军。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迫不及待地大发江、湖兵马，会同容、桂两管进讨。西原义军奋勇反击两年多。官军既遭义军顽强阻击，又“被雾露毒，相枕藉死，百无一还”，大量军费的消耗，更加深了朝廷财政的困窘，朝野莫不归咎于裴行立和杨，这两个刽子手“皆无功忧死”，“岭南嚣然”。
唐中期，唐王朝一再调兵遣将，反复围剿西原义军，有时也取得某些胜利，但始终无法将他们彻底镇压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唐王朝方面来讲，其本身存在以下主要弱点：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如在如何对付西原义军问题上，有“尽诛叛者”和侧重慰抚、羁縻的不同主张。有些刺史为自己打算，不能协同作战。有的地方长吏则乘镇压西原义军之机陷害别人，加深了隔阂。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有利义军。此外，岭南地区官军兵力单弱，而远从中原等处征调而来的官军，又往往不谙山川，不服水土，战斗力较差。
唐中期西原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唐统治者始终无法将其镇压下去的根本原因。而西原人民反抗斗争之所以走着曲折的道路，有时遭到失败，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义军领袖对唐王朝剿抚兼施的手腕缺乏深刻认识，有时为其招抚所惑，上当受骗。
唐中期各族人民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进行的连绵不绝的反抗斗争，尤其是唐代宗大历年间风起云涌于江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攻城陷邑，打得官军损兵折将，“邕容兵连败，缩首不出，犹鼎鳖耳”。义军还广泛地焚毁官府和僧俗地主的宅舍，地主豪绅“罹难者比肩”。不少义军还多次截断漕运，严重威胁了唐王朝的财政命脉。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江南义军杀死了不少残酷掠夺人民财产的“豪吏”，迫使唐统治者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赋税征收的混乱状态，采取一些减轻赋役的措施，直接推动了唐王朝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租庸调法的破坏，是由均田制瓦解引起的。而农民的逃亡斗争，又是导致均田制瓦解的重要因素。两税法的实施，在法律上承认客户的合法性，田产少或无者少纳或不纳两税的规定，也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唐中期农民逃亡斗争规模比唐前期更大，聚集在山林川泽中的这些逃亡者，垦辟了大量荒地，开发了当地经济，安史之乱以后江南一带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与此密切相连。
§§§第四节四镇始末及其南方屏障
龙朔设府后（见前七节）不久，吐蕃即觊觎四镇，弥射于龙朔末被杀，（《元龟》四四九）步真亦以乾封二年（六六七）死，其余众遂附于吐蕃。（同上九六七）咸亨元年（六七○），四镇并废（见前十二节）。西藏文字母相传系七世纪中叶弃宗弄赞普时代自东印度摩揭陀国所输入，近年经佛兰克（Francke）之探究，乃知彼时吐蕃方陷于阗，藏文字母实由于阗婆罗门传授。（Hoernle著《佛学艺文遗卷·序言》一七——八页）四年（六七三），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旧书》五）上元二年（六七五），于疏勒置疏勒都督府，焉耆置焉耆都督府，于阗置毗沙都督府。（同上四○）仪凤二年（六七七），西突厥复连吐蕃寇安西。（《新书》三）裴行俭乘送波斯侍子之便，执其可汗，立碑碎叶。（《张说之集》一四。碎叶即Su-ab，今之Tokmak，属吉尔吉斯共和国。据《新书》三，事在调露元即六七九年）其副王方翼随筑碎叶镇城，（《旧书》一八五上）乃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元龟》九六七）此为四镇再置之颠末，与前异者用碎叶代焉耆。
永淳元年（六八二），十姓复反，方翼破之于热海（Issik-kul，今属吉尔吉斯共和国），屡次奏捷。（《说之集》一六）会东突厥离唐独立，北方多难，无暇西顾，武后垂拱二年（六八六），又弃安西。（《全唐文》一六五员半千文）长寿元年（六九二），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遣汉兵三万镇之，（《旧书》一九八）是为四镇之第三次设立。
小勃律（今Gilgit）国东南三百里为大勃律（今Baltistan），南五百里失密（Ka mir），北五百里当护密（Waxan）之娑勒（Sarhad）城，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都城。（《新书》二二一下）吐蕃每假其道以攻四镇，开元十年（七二二），又夺其九城，国王使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因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昼夜倍道往，与国王合击吐蕃，大破之。（同上及《通鉴》二一二）天宝初，吐蕃卒诱使附己，都护田仁、盖嘉运、夫蒙灵三次往讨，均无功。六载（七四七），又诏安西都护高丽人高仙芝领马步万人征之。仙芝自龟兹出发，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大食文Barxuan，今温宿县），廿余日至疏勒，又廿余日至葱岭守捉（Sarikul），又廿余日至播密（Pamir）川，又廿余日至五识匿国（Sighnan）。乃分为三军：一军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一军自赤佛堂（未详）路入。仙芝自护密国入，约于连云堡相会；堡城下有婆勒川，仙芝率军径济，破之。三日，追至坦驹岭（DarkotP.海拔四、五七六公尺），恐兵士不肯下，使人假装胡服来迎，且言娑夷河（张以为GilshitR.）藤桥已斫讫，仙芝遂传令下岭。下岭后四日至阿努越城（Arniah），遂破小勃律，虏其王，沿婆勒川、连云堡路而归。诏改其国曰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旧书》一○四及《新书》一三五）沙畹尝言，万人之高原行军，即今世计划最精之参谋部，亦难为力，其艰巨可想。
别有羯师国（Ka kar或Xasa，又称杰师，今之Mastuj），天宝八载（七四九），吐火罗叶护称：邻境有师国，居在深山，恃其险阻，亲附吐蕃，知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镇军在彼，粮食不充，于失密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著师国过。其王遂受吐蕃货求，于国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开勃律后，更益兵三千人，勃律困乏，师与吐蕃拟乘危而入，请饬安西兵马进攻，玄宗许之。（《元龟》九九九）翌年二月，仙芝破朅师，虏其王归。
§§§第五节突骑施兴废及大食东侵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六八五——八）以来，为东突厥所侵略，散亡略尽，天授元年（六九○），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入居内地。留彼方者突骑施（见前十九节）首领乌质勒于圣历中（六九九）移衙碎叶，（《元龟》九六七）神龙中（七○六）死，子娑葛立。（同上）景龙二年（七○八），自立为可汗，（《旧书》七）与他部阙啜阿史那忠节不和，请徙之内地，时宗楚客等用事，取忠节赂，不纳其奏，乃陷安西，四镇路绝。（同上九七及《元龟》三三八）唐随赦之，册为十姓可汗，赐名守忠。（同前《旧书》及《元龟》三六六）后为默啜所败而被杀，开元二年（七一四），十姓来降者前后数万帐，（《玄宗实录》）内乱故也。
苏禄者突骑施部人，颇善绥抚，十姓渐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七年（七一九）十月，唐册为忠顺可汗（《元龟》九六四），请居碎叶，因改以焉耆备四镇，（《新书》二二一上）此为四镇最末次之改制。十年（七二二），封阿史那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之。后与安西都护杜暹不和，十五年（七二七），引兵寇四镇。（《旧书》八）晚年，国用不足，部下渐携贰，百姓又分为黄姓（娑葛部）、黑姓（苏禄部）两种，互相猜阻。廿六年（七三八），大首领莫贺达千攻苏禄，杀之。别一首领都摩度立苏禄子吐火仙为可汗，与莫贺互相攻。翌年，北庭都护盖嘉运与莫贺率石、史两国王破吐火仙于碎叶，擒之。嘉运又遣夫蒙灵率拔汗那王攻入怛逻斯（Talas今属吉尔吉斯共和国）城，收得散落数万人，悉付拔汗那王。唐于是册拔汗那王为奉化王，石王为顺义王。廿八年（七四○），吐火仙俘至京，乃立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明年，遣兵护送赴任，至俱兰城，为莫贺所杀，天宝三年（七四四），灵讨之，斩莫贺，更立黑姓人为可汗。余按喀拉喀尔巴克自治共和国（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北部，里海稍东）之原语Kara—kalpak，义犹“黑帽”（参《隋史》一四节（己）项3.九离伏条），十七世纪末其人尚住吹河流域，与《新书》二一五下所云黑姓至“大历后，葛罗禄盛，徙居碎叶川（即今吹河）”恰相当，应即黑姓突骑施之裔，华人不达其全义，故称曰“黑姓”也。自此之后，国内纷扰，中国遂与东侵之大食相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