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府兵不是兵农合一《疏议》一六云：“《春秋》之义，春、夏苗、秋弥、冬狩，皆因农隙以讲大事，即今校阅是也”，只是援引古义以缘饰今制。自《家传》呆读旧文，有“郡守农隙教试阅”之言，《新·兵志》更坐实其“居无事时耕于野”，遂造成兵农合一之长期误解。按《疏议》，征人冒名相代者罪在里正、县典、州典等，卫士以上冒名者罪在队正以至折冲，系统厘然，顾陈氏仍信《家传》所言为唐制，则未知折冲上隶诸卫，非郡守权力所及，况（1）侍官同于清之“侍卫”，在乡居缙绅之列，安知其下番之后，全事耕农；唐制明言拣自六品以下子孙，尤见府兵之选，多来自士族，焉得谓之农？（2）农民系于田，离田则无以自活，不易亡匿；即稍有逃避，兵源窘乏，亦断不至达到“宿卫不能给”之地步。（3）府兵制之坏，“番上者贫羸受顾而来”，（《家传》）农民常贫农居多，岂易有力雇人代替？陈氏《略论稿》又引《贞观政要》二，简点使封德彝等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魏徵执不可，且云：“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以为从租赋一语推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按唐制贵族及士农工商阶级均可受田，惟自耕或否则非政府所过问，有受田之权利，自然有纳租赋之义务，故点府兵之家不见得定是农家，尤其纳租赋之家更不尽是农家。如谓未充府兵时须纳租赋便是兵农合一，论理上太说不过去。此外有须附带说明者，唐制中丁为户主者可受永业田（见下均田节），杂徭中又或指定以中男充当（见下租庸调节。中丁、中男均即魏徵所谓次男），故魏徵有从何取给之驳诘。总言之，叶适谓府兵为“兵农各籍，不相牵缀”，大体上无可非难。
（四）府兵在原则上为世兵的征兵制唐代最初之府兵，似有一部分接受自隋朝，又一部分是太原元从（据《家传》：“太原从义之师，愿留宿卫为心膂不归者六万，于渭北白渠之下，七县绝户膏腴之地，分给义师家为永业”，又“元从军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乡亲代之，谓之父子军”），观于成立骑时加入潞州元从，（《新·兵志》）固可互证。但当扩充过程中，亦似尝于指定区域采取拣选征充方法（如《文苑英华》四六四载天授二年增设郑、汴、许各八府，汝二府，卫五府），但一经拣定，仍为世户。换言之，州内住有此项世兵者便为军府州，凡军府州地域都可适用乡亲递补的条件，其立法颇与清世八旗兵相类。唯其如此，然后唐代各道军府数目何以互相悬绝，同一道内之军府分布何以疏密迥殊，突厥、吐蕃入寇之冲途何以毫无布置，方可豁然明白；盖（1）开皇十年勒军人属县籍，此辈须供职长安，除关内之外，必多改属较近之河东、河南二道。（2）太原从义之师必多原籍河东，故河东道府数反居河南道之上。后人不明其故，于是陆贽疏以为军府八百而关中占五百，乃太宗居重驭轻之意，《会要》谓“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玉海》二三八引）《十七史商榷》七九谓“京兆郡多至府百三十一者，以其为京师也，河南郡则三十九稍多，以其为陪京也”，近人谷氏更推波助澜，都不足深辨。至于《会要》称，“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玉海》引）《家传》又称，“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对河北不置府，解说各异。按兵取强悍，古今通则，前说之妄，不辨而明。河北诸府是否玄宗时全废，现无确证，但改骑前宿卫已不给，各道之府同为若有若无，不独河北然矣。王夫之《读通鉴论》二二云：“唐之府兵，世著于伍，垂及百年而违其材质，强使即戎。”认府兵为世兵，固不自我始。
（五）府兵是游牧社会的落后兵制充兵者要自备许多物资，以现在眼光看之，颇觉可怪，而不知游牧部落皆如是也。俞正燮之《作丘甲义》云：“古足兵皆在民间，《誓》，乃甲胄，乃干，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官不与也。《周礼》，师田军旅，族师简其兵器，县师使皆备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秦始皇收天下兵器，……亦六国民兵。”盖春秋至战国期间，我族尚未脱离游牧兵制。府兵防自鲜卑，故后来契丹、蒙古，大致与之相同，朱礼云：“当唐盛时，天下户口八百余万，而府兵四十万，皆自食其力，不赋于民。凡民之租调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为兵，是以国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强也。田制既坏，府兵亦废，而唐常有养兵之困。”（《事笺》后集七）甚至西域人志费尼（Djouvini）对于蒙古战士不特无饷，且每年还有定额献纳，亦极致钦慕。然而环境不同，方法就未必能钞袭，《魏书·燕风传》称，“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胜也。”北族战胜后准其军队虏掠，俘虏又得配给，反纳殊不为苛；我国文化前进，以秋毫无犯为口号，岂能适应？若徒因府兵可省度支，不从整个制度作深入之分析，此与保守派之空想唐、虞、三代，曾何以异。其次，漠北人惯于马上生活，倏忽百里，内地则交通匪易，旅费不资，“多惮劬劳，咸欲避匿”，（先天二年诏）朱礼云：“其余隶他道者其隔远又何如？……武后时，兵当番上者以贫不能致，则其远，故败吾法也。”（《事笺》七）又《文献通考》一五一引章氏云：“唐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坏也。”府兵之不适合于住国，番上尤其要因，制度本身确自有内在的矛盾，不复能继续维持下去。或误为吐蕃强盛促使府兵崩溃，则须知府兵之主要任务，在宿卫不在守边，统治者不可一日无宿卫以自固，故府兵去而骑立，骑废而禁军起，改变者只兵源及其组织，初非直接受吐蕃侵略之影响。
经此分析，唐代府兵之渊源，可以下一断论：即西魏、北齐同防自鲜卑（北魏），历周、隋以传于唐，是也。陈氏《略论稿》大致主张隋、唐制度承北齐不承北周，论兵制时亦不能扫除成见，一方面谓“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别方面又谓“后期府兵之制全部兵农合一，实于齐制始见诸明文”，按所谓“明文”系指河清三年（五六四）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隋书》二四）宋陈傅良《历代兵制》五据之以为府兵法之始基。按“兵”字可训作“民丁”，说见前节，“力役”与“军人”异，令文绝未提及“出军”，傅良实误将赋役令与军役令混而为一，明乎此，则齐制兵农合一之说完全失其根据；未见有异于西魏之制矣。
由是言之，府兵之属，如仍代列缙绅，自可雇人替上，如其沦为破落，又易逃亡，直至“侍官”恶詈，视若畏途，府兵已达到不能不变之境地，王夫之云：“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确一语破的。虽然，隋、唐保留此制，亦自有其用意。文官迁转，出途许多，武员则诸卫军将各有定额，容纳无几，贞观承奠定之余，前在战阵立功者如任其置散投闲，一则无以示奖劝，二又不足备警急。上府折冲都尉正四品上，果毅从五品下，别将正七品下，中下府以次递降，其余校尉、旅帅、队正、队副亦是品官，皆储材之选，升转之阶，府兵废而官吏仍不废，读史者可以悟矣。
随废府兵而连带引起者尚有募兵、边兵两个问题，今请先论募兵，边兵则于下节专言之。
征兵与力役同一性质，同出于原始社会，后世乃有志愿募兵，两者孰利，为争讼未决之问题，或又主寓兵于屯（今军队协助生产，即其遗意之变通）。世无久远不弊之制，是在乎随时刷新。《荀子·议兵》：“人主欲得善射、射选中微者，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首见选募之法（即职业兵），汉武帝以后常行之。入唐则贞观十八年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旧·本纪》三）太宗对群臣曰，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通鉴》一九七）龙朔元年，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余人，往平壤带方（《通鉴》作镂方）道行营。（《旧·本纪》四）咸亨三年正月，发梁、益等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往姚州击叛蛮。（《旧·本纪》五）《唐律》亦早有“征人”之规定。据是观察，知封建时代，常不得不兼用募法；盖人口既多，如普遍征兵，国家无需此巨大之军备，抑亦费用太大，官吏又易因缘为奸，不如召募之便利也。谷氏以为府兵之利在众强长久，“募兵的弊病甚多，兵的分子不良，亦其一种。府兵得免此弊。1.简点丁壮，须验才力。2.入籍以后，不得改业。3.农隙工余，须行自习，府有冬试，番上有校阅……4.后备丁壮增多，可养成全国皆兵而无以兵为职业的风气”。其实募兵亦可挑选。1、2两点，并不见得募兵弗如府兵，以言操练，则职业兵更优为之，谷氏所提，未足以判二者之优劣。
邓广铭在其《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一文，追论骑之召募，又以为开元时失业农民已非常众多，将要纠合起来，打击李唐统治，“李唐政府当局在这一可能还只是一种可能而尚未成为事实的时候，先已体察出这危机，便把军事制度作了一番改变，诱使逋逃之人，争来应募。”吾人试回头一看，宿卫不给，除召募外有何救急之法？又再往后一看，安、史之乱，曾引不起农民大起义，是知如此分析之尚难成立也。
§§§第五节边兵
未进入讨论之前，首须明了初唐时期国际间之大势与夫国防情形之急剧转变。自太宗平定突厥，三方大致无虞，而且边境得突厥诸族之拱卫，非徒无需乎边兵，有时藉其协助，还可向外伸展。高宗中叶以后则不然，始而西及西南受吐蕃之严重威胁，继而突厥脱离，北边复树一劲敌，最后则东北两蕃，亦时思蠢动。为布置国防，大增边兵，自是环境所驱使，绝非主在宿卫的府兵可以兼揽此重任。
吕振羽对此一问题的观点是：“为着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武装镇压，又助长藩镇制度的发展。”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对立的矛盾，唐代藩镇之祸，完全导源于安史，其原因下文再有论及；现在所欲说者矛盾并非无法统一，如果把藩镇单纯地看成是无可避免之流弊，辩证法的作用岂不是因此而削弱？何况依下文表列，武后、玄宗两朝的增兵，都设在外敌可能入侵之要道，并非设在内地，只说为对人民镇压，也不符合事实。
抑府兵之数，是否足以内巩京畿，外备征御，尤为亟须展开讨论之问题。假依《家传》约六十八万人，只是可能征用之总数，然府兵为番上制，试酌中取八番算之，则同时上直者不过八万人，能否肩负此两项重任，大有疑问。职是之故，不得不取资于别项兵源。朱礼云：“一再传后，府兵内铲，边兵外作，伐叛讨逆，多倚镇兵，此与汉之调发郡国何以异”，（同前引）似憾其不能利用府兵者。但假使不依番例，多发府兵，则必须变制。况一经战阵，逃亡、伤虏复多，禁卫之旅，将益缺额，又何以善其后？而且太宗伐高丽用突厥及兰、河二州降胡，（《元龟》一一七）拒薛延陀用突厥兵马，（同上九九一）是亦镇兵之流，太宗已自开其例，非一再传始破旧制。再从边兵方面观之，天宝初，河西节度领兵七万三千，陇右七万五千，原以备吐蕃，未几，安史难作，兵皆东调，吐蕃由是乘虚内侵，陇右十数州相继陷没。以我国幅员之广大，当日寇敌之环绕，缘边必须置兵，断为不易之论。汉踵秦制，郡国置材官，（《汉书·刑法志》）属于秩比二千石之都尉，（同上《百官表》）本文、武分途，建武以后，乃渐并尉（或都尉）职于太守。（《后汉书》三八《百官志》）唐初，州郡兵马原令刺史掌之，自至德后节度使权重，各置镇将领其事，收刺史之权，遂尔自作威福（见元和十四年乌重胤奏）。其弊不在乎有边兵，而在节度使之权过重。安史弄兵之得以蔓延，不在乎府兵之废，而在乎无良好兵制以善其后。
朱礼云：“人以为府卫之法坏而后有方镇之兵，不知府卫之法成而方镇之形已具，府卫坏于内而方镇遂成乎外，内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于倚镇兵，其来非一日之积矣。盖太宗既分天下为十道，又于军、镇、城、戍之兵，为十二道而置使处之，总之以都督者，此其为方镇之兆，特待时而张尔。”（《汉唐事笺》后集三）推方镇之祸于太宗，对唐制殊未了了。
太宗分十道，只地理上之区划，初与兵制无关，更未尝有十二道之设置（见下文）。景云二年（《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七同，惟《旧书》三八讹三年），拟分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诸州，时议犹以权重不便而罢，太宗何曾有此倒行逆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