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真做着准备，所谓的“印度夏季”，十一月份里最好的天气也来为我助兴。在85号大街的高楼大厦上，经过三天露天游泳池锻练的我，必然是精神抖擞、满面红光了。我想，当我到达巴黎之际，拥有这样的面貌，我不再害怕那些迎面而来的痛哭流涕和怜悯，压根没有一个受害者。
来到肯尼迪机场，我发现对于盲人来说，在这里走动要比在自己家还方便得多。一位机组工作人员负责陪同我，我生硬地挽住他的胳膊，就像在工厂的传送流水线上一样，我变成了一个正在制作的货品。盖章，安全检查，秤行李，全部都是机械性的。很自动的，在验机票的柜台上，一位年轻的姑娘问我：
“您喜欢坐在靠舷窗的一边吗？”
如同大梦初醒，我向她回答道：现在我们飞得那么高了，因而，我们不能辨认太多的东西了。
飞机经过七小时的飞行，我到达了戴高乐机场。机场工作人员为我准备了轮椅，我干脆地拒绝坐在上边。他们坚持着说，就我的情况而言，这样做会更有保障，这是常规惯例。可是，任凭他们说破了嘴，也不能说服我坐在这个轮椅上的，还是趁早走进长廊里吧。我虽是个瞎子，但还没有瘫痪。“这个乘客真难缠”。
他们去接待处找来一位空姐，她是马提尼克岛人。传送带仿佛是一条单桅帆船，我挽住她的胳膊，以免摇摇晃晃。在经过海关的时候，我的头撞在一台安装得很低的固定电视机上。
“看您做的这些事！”她用一种埋怨的口气说着。
我听到有那么多的人讲着令人赞赏的法语，并且触觉到处处充满着的高卢人气味。就连我父亲，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形之下，他给予我一个非常热烈的拥抱礼。
钥匙在门锁里搅弄着，这个极其简单的杂音，就像我父亲在战场上受伤，遗留下的瘸腿行走的声音一样令我感到熟悉和亲切。
“你先进去。”
我多么了解这里啊，我放心地迈进一只脚。谁知，一头碰撞到我母亲那发软的身体上，她因双腿不便行走，身体变得有些瘫软。一时，我们哑然无语，她挺身站立着，用她的英国双拐极力地支撑着。缓冲了片刻，慢慢地我将她拥抱在怀里。并向她说道：“你们做事情时，一定要弄出些声音才好，否则会有把你们撞倒的危险。”
她结结巴巴的半天说不出什么，我不耐烦了。因为我反复强调过，我不愿意成为我母亲痛苦的象征。甚至，就连她的怜悯我也不要。母亲的别名叫优（Yo），叫起来很像个日本人，她是一个极为典型的爱尔兰人。就是她，在我每一次旅行以后，无论是从亚洲，或者是美洲和非洲回来，她都让我敞开装满趣闻轶事、意外冒险等大脑的记忆。我仿佛是个海员，航海后打开他的万宝箱，让他的相好从中去任意驰骋、遐想。从她那里，特别是从她那里我不愿意感受到怜悯。我挣脱开她的手臂，试图从她和靠墙边的镀金蜗形脚桌中间穿过去，不巧，我的铝合金手杖击碰到她的铝合金手杖。恰在此时，她血管里流的爱尔兰血液帮了她的大忙。瞬间，在特种情形下的黑色幽默，比我还先显现在她的身上，她即刻爆发一阵大笑。我扶住她，她引着我，双双步入客厅。我极其熟悉这条路，乃至于都可以飞跑过去。
几天以后，当我们三人一起走到街上时，她拄着她的两根英国拐杖，我父亲使用着他的竹子手杖，而我持有我的铝合金手杖。她不由自主地说：“像不像是一条千足虫（蜈蚣）出来在散步。”
我以好奇心观察着各种各样的反应，尽量地不去加以评论。我发现大多数反应是我所等待的，其中有些是我将要与之不断搏斗的。我与不少的朋友十几年以来已经失去联系，不知是谁做的宣传，一下子他们都冒出来了。于贝毕业于海军军校，现在是名海军军官，我们的生活各异，自分别以来再也没有重逢过。这次，他到家里特地来看我，门铃响了，我本人亲自去开门。
“你好！”
无人回答，但是，有个比较滑稽的声音。我觉得好像是……我缓慢地弯下腰身，一手伸直在前边，我发现他昏倒在进门处的蹭鞋垫子上了。他立即挺身站立起来，以证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并一再说这仅仅是由于轻微的头晕所致。然而，话音刚落，他又一次摔倒在蹭鞋垫子上，我面前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当他感觉好多了的时候，我向他坦白地说，刚才，我对我们国家英俊潇洒的海军真是有点丧失了信任。
我和我母亲优的沟通就是建立不起来。我们双方都在努力，我担心她的感情常会冲动，她害怕我的反应过于生硬。
“你不喜欢戴一副比较正常的眼镜吗？你这副钢片眼镜，真的有点太残酷了。”
“我知道。”
我们尝试着，只要我们还彼此相爱，我们应该找到理解。我母亲和我，需要重新找回我们曾在意大利嘎培（Cabri）在我的家里建立的那种默契深情。那时候，骨增生病已经导致她半身瘫痪，我用煤气罐商贩的电动小车，把她从码头下边推了上来，然后把她安置在藤椅上。正值冬天，那时没有什么游客，嘎培市民对于我们很能理解。我的这个家，位于海鸥栖息的珐哈利咏尼岩石和大海之上。我们在毫无摩擦的情况下，建立并增强了对双方的了解认识。这回，我和她说出“我再也不需要母亲了”，这是错误的，但这也是真实的。我必须这样说，方能打破已成常规、被禁止的话题。我们需要重新树立另一个母亲，一个经过选择的母亲。有好几次，她向我提到：“你怎么胆敢跟我这样说话？”可是别无他路，这的确是唯一的途径，能使我们达到真正的沟通与交流。
逐渐地，我们家庭里的悲切气氛得到了一些缓解，我开始融入到他们的中间。一天，在客厅里，我父亲站在梯子上准备挂一幅油画，我的小弟弟逖布在一边帮忙。画框比较沉重，把它挂在墙上的确比较费劲。当这幅圣·皮埃尔肖像画最终固定在墙上以后，我在一旁观看着：“我认为有点低。”
我父亲站在梯子上，坚持着他的看法。
“你想再升高些，我看这样就很好。”
在几秒钟之内，我满怀乐趣继续着这场荒唐的谈话，直到我父亲意识到了为止。
逖布为我读一些冒险型的小说，我们虽然各自的经历不同，但是，我们俩同样都被书中的人物强烈地吸引了。一天晚上，我们读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位斜桅大帆船的船长，经常活动在也门海的海岸线上。他患染上一种疾病，一点点的他丧失了全部视力。他曾是红海上屈指可数的最为出色的船长之一，他整个一生都是在指挥航海。一想到剩余船员会看出他已经变成瞎子时，他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大家一定要竭尽全力返岸生还！他借口要给长子传授航海技术，他通过儿子的眼睛，得以延长他的最后一段的航海生涯。他是这样说的：“儿子，给我描述一下你所看见的海上情况。”我被船长的顽强深深打动。不可质疑，从今以后，我打算坚定地继续生活下去。我没有绝望，没有被击碎，不再悲叹，我丝毫没有改变，天主的恩惠没有触及到我。
我离开法国已经快十年了，这次重返家乡，我又一次捕捉到一种普遍的萎缩现象。他们极力维护着各自的那些主张，那些价值。如同一条狗叼着它的骨头，就是到了没什么可舔的了，它也不愿意放弃。近来，我处于和很多非洲人相同的局势，自己的精神偶像即将要被几个白人教父推翻在地。无论怎样解释，这中间还是欠缺应有的尊敬。前几天，在收音机短波波段上，我很解脱地听到，教皇对几个世纪以前的传教士们的失礼行为，向中国方面表示公开道歉的消息。当时发生过不少的流血暴力事件，如今至少应该还给历史一个公正的评判。正如阿奥所讲：“我们不懂怀疑，不知防备，他们趁机打碎了一切。”
火上加油，一天晚上有个女友来家找我。她留有美国黑人式的卷曲短发，涂着血红色的口红，下穿一条紧紧绷裹在腿上的黑皮裤，还配有一双高跟鞋。恶心，罪孽！可怕的事物，这一类的词语都出来了，我觉察出来他们的惊慌反应。我弄不懂为什么，精神上的进步和升华是相等于对异性的消弱或阉割。多亏了这位年轻的女人，我得以和目前的流通思想保持着联系。误解可能是巨大的，但和以往一样，我的行为几乎不大赢得他们的欢喜。因为，我的生活远离一个圣人的标准，他们不听我的解释，他们仍旧不能相信我。在这种情形下，我只能重复我那句带有挑逗性的话：“通过肉欲的罪孽，我得到了很多，也给予了很多。”
父亲是这样回答我的：“痛苦是随着丑闻的到来而来临的。（耶稣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