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大海来说，人是极其渺小的，在大海之上，只有团结协作、互相守望、互相照顾才能战胜大海的狂澜。出海从商的高风险，促使潮汕人较早地形成了团结互助、竭诚合作的精神，也培养了潮汕人的乡土意识。远离故土，他们更意识到在异国他乡，在遭受排挤的陌生国度里，同乡之间的互助是生存的必需。
本来，潮汕人就有着浓厚的宗亲观念，他们愿意为了家庭而奋斗。如果家族兴旺，则所有成员都受益；如果家道中落，所有人一起受苦。无论贫富贵贱，家族都是紧密的合作单位。从小的教育使潮商们永远将家庭、家族的稳固放在第一位。注重家族伦理，对家族的报本意识是潮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内涵。每到过年过节，广州、深圳、东莞通往潮汕的高速公路就会堵车，沿途全是赶着回家过节的潮籍商人。清明节也是潮商最为重视的节日之一，很多平日奔波在外的潮商无论多忙，无论多远，跨越千山万水也要赶回家乡祭祖。
潮商从历史上就有走出家门、走出国门经商获利的强烈意识，直到今天崛起于各类富豪榜的潮商们，也大多为远赴他乡始获大成者。潮商在成功之后又往往提携亲属，形成一荣共荣的连带效应。这种宗亲文化已深深地渗透进每一个潮汕人的血脉里，这个纽带将所有的潮汕人捆绑在一起。海内外潮商扶危济困，帮助家乡建设捐资助学的事情屡见不鲜。
随着潮商家族文化心理的不断嬗变，其社会群体观也不断突破血缘与地缘的界限，扩展为祖国认同、国家认同与更广泛的社会认同。
传说潮州小子到外面闯世界，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但只要说几句家乡话，就能够得到同乡前辈的无私帮助和提携。就算在菜市场，只要你是潮汕人，一开口，就会从潮汕老板那里得到外人无法想象的优惠待遇。因为乡音已经证明大家都是“尕给囊（自己人）”。
“在泰国，只要你说你是潮汕人，绝对不会被饿死。”泰国侨领张锦程这样说。
近代潮州人移民东南亚，他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大多投靠海外同乡宗党，寄宿在同乡宗党老板的公司或店铺里，帮助老板料理业务，成为一名店员。近代潮商企业的劳资关系，大多建立在同乡同族关系基础之上，传统的乡土家族群体意识成为企业凝聚的纽带。
美国侨领佘绍汉就是借助同乡的帮助才慢慢发家的。他刚到南加州时，只是做点日用品小生意，自己骑着车给超市、批发商送货。1983年，一个在泰国做出口生意的潮汕老乡答应佘绍汉先拿货，等到货物卖出去后，再在三个月内付款。因为得到老乡的信任，可以先拿货、后付款，不需要签字，几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的货，凭口头承诺就可以把货提走。就这样，佘绍汉开始有了仓库，后来慢慢发展，从进出口贸易做到快餐等其他领域。
黄光裕经商的“师傅”——“金牌壳王”詹培忠，原在柬埔寨经商，父亲是永利证券公司的小股东，1968年詹培忠到香港后先在永利证券公司做市务员。1973年香港股市崩盘，詹培忠曾一度消沉，想往越南发展。后来，他的一位潮州老乡——宝光集团老板黄创保——得知了他的困境，主动出巨资帮助詹培忠成立证券公司，以5000万港元买下经纪执照，取名盈忠证券。20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股市复苏，詹培忠帮助黄创保以高出近一倍的价格将宝光集团属下的美汉公司股份出售给佳宁集团，黄创保从中赚了一大笔，于是干脆将盈忠经纪执照送给詹培忠，詹培忠开始拥有一家证券公司，独立驰骋于香港股市，后来越来越多的挂牌上市公司请詹培忠做庄家，詹培忠在短短三年内就晋身于香港亿万富豪之列。
近代泰国潮商巨子蚁光炎也曾发生缺乏流动资金的危机，陈黉利家族借贷5万铢帮助他渡过难关，使他赢得更大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香港潮商经济处于严重不景气状态，大量资金被滞销商品套牢，整个商业活动缺乏资金启动。于是，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马泽民出面倡议集资创办潮商银行，以商会的组织力与凝聚力发动潮商，很快就筹集到一批资金，开办香港汕头商业银行，帮助潮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带动香港潮商经济走出低谷，可见乡情的力量。
潮商们团结之紧密，令很多其他商帮难以望其项背。身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潮商均能够精诚合作，不仅因为商业利益而合资办企业、合作承担项目、合作经营商业贸易，而且无论大事小事，互相都能提供无微不至的帮助。
抗战期间，新加坡潮商连瀛洲在重庆创办了华侨联合银行，抗战胜利后，他决定将华侨联合银行迁往上海，但战后运输紧张，无法找到船位搬迁，潮州旅沪同乡会知道后，立即找到国营招商局经理徐胡雨，请他发函给重庆招商局，优先配给连瀛洲船位，帮助连瀛洲顺利地完成了搬迁。
潮商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超强的族群观念，袅袅乡音成了潮汕人团结互助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