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代，晋商大户们就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平阳、晋中一带的晋商更是富甲天下，常有家产不到十万根本不算富的说法。
到清代，晋商资本之雄厚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还涉足到亚洲一些地区，甚至在欧洲市场也有晋商贸易的痕迹。有些商人为了贸易的需要还学会可蒙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俄语等多国语言，并能与北方少数民族及俄国人对答如流。
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扬帆出海的商船，都蕴含着山西人的宏伟计划；从呼伦贝尔草原上浓浓的醋味，到贵州茅台酒的陈酿清香，都有山西人酿造叫卖的身影。甚至有人戏言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直到今天，以晋商的行帮、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还依然存在，如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蒙古国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此外，晋商的活动还对各地城镇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在东北、内蒙古、西北仍流传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盛志后有西宁城”等俗谚俚语。
晋商还垄断了对蒙贸易和西北、东北市场。中原地区对蒙古游牧民族的贸易，一般都要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中俄恰克图通商后，使得张家口成为北方的一大商埠，一时商贾云集。咸丰年间，一些洋商也来到这里，成为山西商人稳固的商业伙伴。晋商还以张家口为基地，垄断了对俄贸易。据史料记载：张家口最大的商号集团是山西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它是清朝时期对外蒙古和俄国等地贸易的中国第二大型企业。其他商号如“长盛川”、“大昌川”、“大盛魁”等都是重要的旅蒙商。
在张家口从事沿边贸易的有山西八大皇商：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家山西商人是在明朝末年来张家口做小生意的。一开始，他们置朝廷封锁边关的禁令于不顾，与刚刚崛起的满族后金政权的官民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为他们提供食盐等各种紧缺物资，为清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政府进入中原后，这八大晋商受到清世宗雍正帝的亲自接见，赏赐上方服馔，并被封为“内务府皇商”，获得特准经营垄断性商业，以及向官府资金借贷等特权，成为名满中原的大皇商。
对蒙贸易的西口，即杀虎口的晋商，由行商与坐商两部分组成。行商贸易大多在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他们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蕃院颁发的“龙票”。当时晋商把绸缎、布匹、糖、茶、烟等商品通过杀虎口贩往新疆，再从新疆返运白银、鹿茸、金沙、葡萄干、杏、瓜之类的物产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每年有二十余万只羊通过这里卖给在京羊庄。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常日达二十万两白银。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杀虎口商贾云集，生意兴隆，成为繁华重地。当时新堡、旧堡店铺林立，集市繁荣，日杂百货、副食糕点、钱行当铺、医药卫生、酒楼饭馆等商铺数不胜数，白酒、陈醋、金银、木器、皮毛、米面加工等手工作坊也是应有尽有，一度成为塞上的商业重镇。
总的来说，晋商的辉煌，不仅成就了山西这片热土上的富商巨贾，推动山西成为当时的“海内最富”，而且有力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让中国经济走向了世界的舞台。“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商理念，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