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辉煌是与山西独特的环境与物产分不开的。山西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盐池，物产丰富，与河南、山东、河北等产粮大省邻近，又处在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相接的位置，自古就与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生活。这些优势使得山西在明清之前就拥有发达的商业贸易，更为明朝晋商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要想深入地了解晋商，就要从山西运城那一片浩瀚的盐池说起，那里是晋商崛起的地方。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贸易不是产生于分工或比较优势，而是开始于生存的互通有无。在那时的自然经济中，交易是为生存服务的，所交易的是生存必不可缺的物品。一个地方要能产生贸易，唯一的条件是必须生产出生存必不可缺而其他地方又没有的产品。这些栖息在盐池边的远古人类有幸具备了这个条件。
《说文解字》上有这么一句话：“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就是指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因此也可以说，生活在运城盐池边的晋南人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盐商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拉开了山西商人在商业舞台上的序幕。
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由政府控制盐的生产、运输、批发与零售，致使盐商的活动受到了严格限制。但官员昏聩无能，官营盐商效率低下，满足不了社会大众的需要，私盐走私尤其严重，使政府财政收入大量流失。
北宋雍熙三年（986年）朝廷开始颁布实行“折中制”。在这种制度下，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由政府给予“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区域贩卖销售。这就放开了盐的运输和销售范围。
这种制度变化为山西商人参与并扩大盐业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宋元两代都实行了这种盐引制，“折中制”是政府在盐业运输和销售中的“国退民进”，也为晋商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有“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的记载。绛邑就是指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第一位出现的盐商叫胶鬲。孟子在《孟子·告子篇》中就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历史上的胶鬲原为纣王的一个官员，生存年代恰遇商纣之乱，因厌恶纣王昏聩残暴，便隐遁经商，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被周文王发现，举荐为重臣，才又弃商从官。他是后来人们供奉的三大盐宗之一，另两位一个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另一个是专营的食盐创始人管仲。
说到管仲，就不得不说食盐的官营问题。管仲首创了食盐民产、官运、官收、官销的官营制度。此后历代王朝都把盐当做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本，政府介入，垄断盐的生产。此后直到唐、宋、元、明、清时期，无论是官专卖、官专营，军事管制，还是官府监督下的商人分销或包销，盐民、官府、盐商三者都始终围绕着盐业这个主线相互依存，也相互斗争着。
据说运城是全国产盐之地出现的唯一因盐业而建立的“盐务专城”。运城一开始是盐池北岸一个小村镇，后来由于盐池官营，历代朝廷都在此设官置府，使得这个弹丸小镇显得尤为重要。在元代末期，便由盐运使那海德俊主持修筑了城池，并定名运城。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盐业作为国家重要的资源和主导产业，它的兴衰是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商业经济兴衰的。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立足管辖盐业这个自然优势，因势利导，实行了“轻关、通商、易运、宽税”的政策，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后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所牵引的商贸行业便也跟着强大起来。盐运业渐渐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复苏，茶叶、丝绸贸易渐盛，票号、驿站不断兴起，使得边境贸易逐步兴盛起来。
驰名中外的晋商在驰骋商场的500年中，渐成支撑天下一支劲旅。除去晚期所依靠的票商兴盛的百余年外，其余时段基本都是靠盐商来持续、发展、壮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