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路在农村，农村的出路在教育。
中国大陆有十三多亿人口，其中八亿多在农村，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4%，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
目前，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七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三年。在15岁至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十三个百分点。全国现有8500万文盲与半文盲，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
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根据专家的分析，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的运行机制和培养模式都存在不少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事业，农村教育资源供给明显不足，教育基础尤其薄弱，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受教育机会很不平衡。
——摘自甘肃农村教育网
遇见曹学东与杜鸿华纯属偶然。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甘肃省古浪县大靖乡一带的长城徘徊、拍照，两个顽皮、精灵的农家小孩突然闯进了我的镜头。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断定，这两个在古老的土墙上上蹿下跳的孩子，应该是长城边的农家小孩。等他们玩累了，我招呼他们过来，问他们是否是在校学生。高个子的曹学东告诉我，他们俩在小学五年级同一个班里，还是邻居，今天周六学校放假，就到他们总来玩耍的老地方来了。我又问他们，知道这土墙的历史和文化吗？知道他们的父辈为何呆在这里吗？他们羞涩地、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只是随意地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他们又玩儿去了。我甚至来不及询问他们的姓名，家住哪里，就各自离开了。
随后，我进入了河西走廊继续拍摄长城。在以后两年的时间里，我常常拿出给他们拍的照片反复端详着，看着那两个俏皮的孩子有点爱不释手。后来甚至把这张照片放进了我的一本书稿里。我后悔当时缺个心眼没有留下他们的地址，他们那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样子让我一直难以忘怀……
两年后的又一个初夏，我从宁夏中卫西渡黄河，再次进入河西走廊，从景泰县境内沿长城西行，又一次途经大靖乡，才知道这是长城边一个有着近三万人口的大镇子，下面有十几个自然村。故地重游，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两个让我难以释怀的小孩。我想，那两个小孩大约就属于这十几个村子里的其中一个吧。我心里惦记着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与学业，于是，我从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中翻出他们的照片，便在十几个村子里开始了大海捞针一样的寻找，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再次见到他们的欲望。
手里拿着小孩的照片，耗费了整整一个上午，访遍了几个村的男女老幼，在众人疑虑的眼光中我发现自己因为焦虑而显得有点儿失态了。在我失望地准备离开时，一个路边的牧羊老人指着最西头的一个村子让我再试试。忐忑之中前去，几经周折终于在西关村的一所中学里找到了当年的两个孩子，再次重逢，我们各自都喜出望外。这时候我才知道个子高的叫曹学东，个子小的叫杜鸿华。两年不见，他们长大了，都在中学一年级念书。我询问他们的学业，两人成绩之好出乎我的意料。
千万不要以为农家孩子没有远大抱负。在曹学东家里，几个孩子簇拥着我，当我问及他们将来的打算，曹学东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的理想是要当一名科学家，而成绩稍好一些的杜鸿华更笃定地声称要读到博士。他们的心绪与目光不会只停留在大靖乡、长城边、河西走廊乃至甘肃。我想，在个人理想的追求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城乡差别。生活在西北长城边的孩子与大城市里的孩子在为国、为民族效力的思想底蕴与学习能力上，孰优孰劣也完全没有定数。也许，“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真的是亘古不变的社会规律。我不由得越发喜欢这两个孩子。
曹学东的父亲曹玉虎是西关村人，腿有点儿残疾，正因为如此，他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曹学东的身上。他拖着残疾的腿拼命干活，为的就是在身体还行的时候多多挣些钱供两个孩子上学，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不让他们重复自己的老路。他对我的造访既感动又热情，在我与他的谈话间，明显感觉到他对儿子的希望所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曹学东和杜鸿华的父亲都被镇政府评为当地勤劳致富的带头人。
我与曹学东、杜鸿华二人的闲聊，引来了邻家小孩秦海明（正是他带路帮我找到曹、杜二人）和他的小妹妹。假若没有偶然碰上秦海明，我在偌大的大靖乡复杂的巷道里也无法找着曹、杜二人。
秦海明的父亲秦学武和他的妻子也是一对望子成龙的农村夫妇。他们的家境并不殷实，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努力打工供子女上学的努力和愿望。他们向我唠叨起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处境和社会弊端，还有农村的文化教育现状、农村孩子的出路问题，等等。尽管说话逻辑性不是很强，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很上心，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农村，只要家庭条件允许，没有哪一个家长愿意放弃自家孩子的学业，因为这牵扯到孩子的前途与命运。他们都不希望孩子重复自己的生活轨迹。在这一点上，农村人与城里人的思维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离开西关村，三个小孩一直把我送到六里外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长城边，他们再次爬上那高大的土墙，欢声笑语地叫着。看到他们活泼可爱的身段，我总有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但我又不可能久留，我还要去行走、寻觅，还要去接触长城边更多的人和事。仿照两年前的模样，我在长城的土墙边再次为他们摁动了快门，为他们的豆蔻年华“立此存照”。
也许不久的将来，我还会涉足河西走廊，还会踏上西关村的土地，还会来到大靖乡的长城边。我相信，逐渐长大的“曹学东们”对长城的认识会进一步深化，对养育他们的土地会有更多的了解，对父母在他们身上的寄托会不负众望。我希望他们健康地成长，尽快地成熟，真情回报这块养育了他们的黄土地和含辛茹苦的父母亲。
与曹学东几位小朋友的不期而遇，引起了我对西北地区农村儿童教育的关注，就在同年六月初的一天，我在乌鞘岭长城的山坡上，又遇见了蔡玲与蔡瑞姐弟俩。他们是山脚下一个村里的小孩，在五六里外打柴沟镇的小学念书，姐姐蔡玲读五年级，弟弟蔡瑞读四年级。这天正好是周末，不用上学，他们便赶着羊群上山，每次一上山就是一整天，每周如此。看到他们身边带着一个铝壳水壶，两个书包里，一个装着他们的课本与作业本，另一个则装着几块干馍，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生活常态。
几十只羊遍布在山坡上吃草，他们安心地坐在草地上看书。此刻，我的脑海里将姐弟俩和城里的孩子叠印起来。也许，城里同龄的孩子这时候会在父母的陪伴下在艺校学钢琴，或是练书法、舞蹈，或在肯德基、麦当劳里吃汉堡包、冰淇淋。而眼下的这姐弟俩什么也没有，只拥有原始的蓝天、绿地、羊群和古老的长城。
在物质生活的层面，城乡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别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无法选择的，从他们呱呱坠地那天起就已命中注定。面对孤独寂寞的蔡玲姐弟，我真的无言以对，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零花钱后黯然离开了。
一个月后，我从河西走廊折返乌鞘岭。直面那一片翠绿山岗的诱惑，我又想起了蔡玲姐弟俩，于是再次到山上寻觅他们。四处寻找也没有见到他们，我摸索着来到山脚下，经老乡指引找到他们家。蔡玲姐弟都不在，家中只有他们的母亲和家徒四壁的房子。对我的突然造访，蔡妈妈一脸惊讶，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我把为蔡玲姐弟俩拍的照片拿出来交给她，才消除了她的戒心和疑惑。她四下忙活着给我端水端凳，让我坐下歇着，慌忙中，又从门边取下来一条抹布，先擦完满是尘土的小方桌，又擦拭茶杯，然后哆嗦着从方桌下的罐子里摸出一小撮茶叶放进装满水的茶杯递给我。蔡妈妈告诉我，因为家里穷，缺吃短用，凑合着过了十几年的苦日子。多亏了几年前村子外面修公路征用了他们家一半的土地，托政府的福，才用微薄的补偿款盖起了房子，虽然地少了，但全家六口总算能够住在一起。
在院子外面，蔡妈妈对我说，修路征地后，家里现有的地只够种三亩青稞和三亩大豆，青稞用来喂牲口，大豆拿去卖了换粮食，但根本维持不了家里的开支。不得已，他们的父亲只能到处打零工。家里每年还靠卖几只羊换回钱买粮食，以及几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今天蔡瑞一早独自赶着羊群到山里去了。她说村子里每一户农民无一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生存着。
我提出想再次见见蔡玲。于是，蔡妈妈领着我在离家三里多地的金强河边一串昏暗潮湿的蘑菇棚找到了蔡玲。原来，学校开始放暑假了，她与村里的几个孩子来到一家四川人开的蘑菇大棚做童工，每天干九个小时，报酬是九元钱。11岁的女孩已经默默地承揽了家里生计的重负，为了她的父母，也为了自己的学业。
蔡玲见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愕然，看到蔡玲那有些木讷和迟滞的眼光，我的心一阵酸楚，甚至不忍心拿起照相机。蔡妈妈告诉我姐弟俩甚至从未去过几十里外的县城。我想起曹学东、杜鸿华告诉我说将来有机会到几十里外的县城走走，是他们心目中最大的奢望。
当我默默地离开蔡家，离开了村子时，我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蔡玲蔡瑞那两张怅惘的脸庞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打转，挥之不去。除了再次留给他们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学习用具外，我在盘算着日后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实际上，现今西北地区的农村教育相比以往已有很大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农村孩子的学杂费已经免去，有的地方甚至免去了大部分的住宿费用。但是，对这些家里一贫如洗的困难户来说，供孩子读书依然是一件天大的难事，拮据的家庭条件决定了孩子的后续教育难以为继。蔡妈妈就直言对我说：“即使上完初中、高中，又能怎么样？就算考上大学，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又从哪里来？”在甘肃农村，许多学生上完初中后觉得考大学没什么希望，就选择了打工或者做生意，甚至初中还没念完就选择了后者。特别是女孩子，辍学得更早。甘肃九年制义务教育在校生人数约四百多万，但在一些贫困县和少数民族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供子女上学的能力，大约有四十万学龄儿童因此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低入学率、高流失率成为“普九”教育中最难迈过的一道坎。
在解决肚子和解决脑子上，农牧民处于两难的抉择之中。在我看来，要求他们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条件去完成学业，无异于奢望。蔡玲委身趴在阴暗潮湿的棚子里种蘑菇，蔡瑞以一个稚嫩孩童的身躯驱赶着羊群漫山遍野地游荡。这种超乎他们年龄的劳动和面对家庭贫困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幼小的心灵，我不得而知。然而，无论如何，起码到我的这篇文字搁笔为止，无论是曹学东，或是杜鸿华，还是蔡氏姐弟，都还没有因家庭困难的状况而辍学，这已属万幸。尽管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我祝愿他们在艰苦的“途中跑”中，以自己的毅力和努力追赶所有的前行者，最终与所有的同龄孩子一样，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中国的出路在农村，农村的出路在教育”。这是我在甘肃农村常见的一条标语。同样，“要打工，上初中”这样有趣的标语也随处可见，这不难说明农牧地区初中生辍学现象之严重。为了使千千万万生活在长城边的孩子们也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真心希望这种改变尽早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