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重要的，是难以对欧洲遗产一概斥之；因为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以来的欧洲现代性路线“同时意味着毁灭和文明”。●379◆“欧洲”（及其延伸并后来居上的美国）既指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也象征着为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如中国人熟知的法国革命，英国宪章运动，欧洲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美国内战及民权运动等）。显然，问题不在于欧洲或西方的任何“本质”，而是欧洲领先全球现代整合的谎言，后者一再被全球范围的不平等、不正义、贫困和生态破坏、以及美国战争和印钞机器走向一个个灾难所击碎。马克思的远见，正在于他的历史观是以工人阶级的命运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为中心的。他有关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和无法解决的危机的预言，也被反复证实。不错，在内部的阶级、社会斗争和外部竞争压力下，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实现有限的自我调节；战后资本主义变异形成民主福利国家就是例证。不过欧美的福利政策本身，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在边缘国家和新兴市场所汲取的财富和利润。
所谓外部竞争，主要是20世纪的社会革命和第三世界的人民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其错误、失败乃至罪行或者半途而废都仍然不能掩盖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它曾在广阔地域和几代人的时间里，在经济建设、公共福利、劳工权利、两性平等、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过诸多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有关的辩论中始终缺席的，其实正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的设想——只有依据对特定未来的想象和预期，新的问题意识和可靠的历史判断才成为可能。
4）如果承认“为什么亚洲成功”是一个合理、必要的“真问题”，那么下一步的思考，自然就要牵涉亚洲等非西方社会有哪些经验或潜力具有超越地区特色的普遍意义。亚洲叙述又与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的叙述紧密相连；由此“东方”可能被打造成自主、创新和另类发展的意象。只有抛弃惯性成见，才能仔细注视一个百花齐放、充满活力的东方，包括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联盟，认真看待他们对别样世界的求索。用陈光兴的话说，让我们“想象亚洲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可以发展出另类的天地和眼界，或者是作为对世界历史提出一套不同问题的方法”。●380◆
注重东方不等于怀旧一个流失的“亚洲时代”，也不是宣扬某一特殊文明的过往荣光，更不是附和时髦的“中国崛起”杂声大合唱。这类过去的辉煌同今后的发展没有任何确定的因果延续关系。中国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意义上早在1949年就已经崛起。官方版本的儒学复兴和“亚洲价值”经常落入或者亚洲例外论（“文明冲突”）或者全球整合论（“历史终结”）的陷阱。此处要提防的既有军国主义大亚细亚思潮的残余，亦有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极力反对的大汉族主义危险。任何形式的自我东方主义（如康明思所批评的“新东方主义狂热”），●381◆都无助于有效地拒绝传统“东方主义”的偏见。全盘“接轨”就更不可取——再没有什么别的结果能比中国这个迄今离主流“最遥远”的国家”●382◆被资本主义整合更能坐实“西方”的大获全胜了。
要点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社会、环境的冲突和破坏，任何真正普适共享的理念必定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替代。由此，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群众路线、参与自治和平等主义等探索正是面向普遍主义的立场，可以从中找到和确定真正普适的价值。这些价值并且需要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关自由解放的论说中，得到规范化的表述。只有这样经过反复对话和说服而形成的规范言说，才能与资本主义的话语霸权及其全球同步现代的，在或发展主义或发展失缺的两极病态现实中已经破产的许诺竞争。“革命并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的激进变革。它成为一个规范原理：……革命是现代的造型，革命的权利是自由的实现”。●383◆法国革命人权宣言中“造反权利”的理念，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以上、从儒家以“天命”支持反抗苛政到毛泽东号召对官僚特权造反有理的历史。文革后摈弃的人民民主，无论有多大黑暗面，与马克思巴黎公社的精神是一致的：公社终于找到了一个“劳动的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来取代“每隔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统治阶级中的哪个成员在议会里不代表人民”的游戏。●384◆裴宜理在讨论上海工人起义时也总结出“巴黎链接”，●385◆是真正普世价值、普遍主义的又一例证。在今天民主被无聊化或掏空、新自由主义成功矮化了以卢梭、派恩和米勒等人为代表的伟大自由主义传统的大背景下，这类观察尤其可贵。
这一有赖于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传承的理路，因此而无法支持即使是修正了的传统主义。例如浪漫诠释欧华对立的帝国模式，即侵略扩张的欧洲帝国相比于一个自融自保、甚至正义和谐（近来文章有“仁义帝国”、“信义帝国”、“责任帝国”等描述）的中华帝国，就是个磨平了预想批判锋芒的失误，陷入一厢情愿对“文化中国”或“文明-民族”他者幻象的强化。讴歌旧中国，缘何新中国？又怎么解释现代中国革命改造社会的正当性、合理性？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清理和继承，社会主义和解放的现代纲领也会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思想和制度资源。但严肃的历史有大是大非，任何翻案文章必须禁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东方”寻求普遍性，当然不要求本来就绝不存在的亚洲、更不必说整个非西方世界文化或社会的内在统一。这种努力不过是重新建构世界历史的一环：对亚洲的再思考向以资本主义目的论为基石的“世界史”及其欧洲叙述提出挑战。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格，那么那些指向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再出发的理想和运动就会取代资本主义虚假的普适性。同时，既然任何别种的地方或族群中心论都不能成为对欧洲中心的有效否定，真正的替代方案就唯有世界各地为自由、和平、正义、平等、环境等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斗争。从民族独立到万隆精神，从劳工、妇女、农民、少数族群等组织的底层抗议和社会运动到以草根基层网络和合作、绿色为主的“人民的发展”模式，从对“国民快乐总值”指标的讨论到包含大量人力资本投入和参与式生产管理等积极因素的发展型国家，人民的亚洲有着一个它本应引以自豪的，堪称走向普遍主义的传统。也只有继承这样的传统，在周边和世界抵制私有化和“逐底式恶性竞争”等全球化规则，所谓“北京共识”或“德里共识”才可能真正开始产生意义。
5）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自觉的角度探寻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东方”，表现了持续生命力的小生产者需要特别提出讨论。●386◆这是个自觉创造、更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着眼点，也是对我们时代发展主义困境和生态威胁的回应：土地和水短缺，食品和能源危机，农村衰败和城市贫困，富国在穷国倾倒工业垃圾，环境污染，全球变暖，以及社会学意义上广大“最后的农民”的命运。在“勤劳革命”的反光镜中，也许能看到直接生产者在21世纪的前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浪费、污染、毒性垃圾，和对土地、森林等作为“永久共同体财产”的破坏等灾难性代价。他把人类历史看作自然史的一部分，而反对劳动和生活的商品化，相信只有联合起来自由自治的生产者，才能最终保护和体现社会与自然的互存关系。●387◆对他来说，“一旦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被剥离，除了经由普遍交换而创造出的个人需要、能力和生产力的普遍性，还能有别的财富吗？”●388◆回到马克思，让我们设想一个否定之否定，即对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否定的再否定，一个借助于特定传统而对未来走出资本主义多重危机——从生产过剩和环境恶变到极度消费与绝对贫困并存等等——的设想。一场新的，既为需要（必然）也为自由推动的“勤劳革命”，也许正是全球后工业转型所亟需的榜样。
不过，尽管第一国际和1848年革命的社会基础都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马克思还是大大低估了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389◆特别把农民看作是个注定要被资本主义消灭的、“前政治”甚至反动的阶级。他未能预见的是整个20世纪“落后国家”中，由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中国革命更是超越了马克思论述的“无产阶级化”规律，使农民成为建设新社会秩序的有机成分。迄今不仅广大的农民阶级在发展中国家远远没有消失，其它小规模的生产活动也仍然普及，家庭作坊、自由职业、个体、集体和合作经营等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都仍占极大比重。既使在发达国家，小型多样的组织管理形式也一向与大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兼并集中趋势并存，在计算机使用等行业中，灵活、独立、居家的工作形式更有大幅度的发展。诚然，小生产已不再可能孤立于封闭的、自我再生产的村社，而是与由现代交往和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开放市场密切相连。在新的经济模式中组织起来的直接生产者，与传统的小农、工匠、或福特式生产线上机械动作的工人，都不可同日而语。
“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包括传统和新生的小资产者，需要在当代条件下重新定义，与归类于“无产阶级”的大工业直接生产者不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包括：在阶级的语言里谁是直接生产者，他们与其生产资料的关系如何，与一方面的市场动力机制、另一方面的国家官僚体制又产生什么关系？怎样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定位小生产者及其阶级意识，后者是否能克服自身局限，在集体行动中取得某种历史主体性？鉴于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者在道义和理性的双重意义上，都是意味着高度剥削和外贸依赖的“廉价劳动”的反题，那么如何定义社会权利，这些权利因公民和其它形式共同体的边界而造成哪些包容或排斥？非异化的劳动者需要取得对剩余的控制，其政治和组织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在一个生物技术和数码时代，“非物质生产”的“认知资本主义”（其中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从利润转向广义的地租）将对生产者及其个性和社会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390◆等等。
至少能确定的，是劳动、产品、财产、信息和市场的社会化绝不等同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前者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以后者为条件。此外，讨论勤劳革命不是恢复过去，而是始于足下，面向未来——利用既有资源创造新的认识和实践主体，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换、分配形式。这种超越了狭隘去工业化或“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经济组织，以个体的解放和能力发展为主旨，追求知识自由、资源共享，政务公开透明，公共预算、剩余分配等民主管理。如此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固有危机，向“自由人的共同体”迈出实在而有意识的一步。这一步绝不比私有财产万能、股票市场奇迹等迷信更缺少可行性。从无论“亚细亚”还是“现代化”的俗成中解放出来，就能想象以直接生产者为主体的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形态，克服市场操纵下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现代病，既达到满足需要的“物质丰富”，又避免过剩商品和浪费资源。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正在准备或已经开始。顺便指出，西方学术界近年来重新发现亚当·斯密的道德理想，东方人民及其各种类型的“道义经济”却一直对资本主义庸俗“经济人”的无情理性有种先天的抵制。这又是一个非西方普遍主义的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