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文灿字子白，号皓庭，又号昊庭，广东南海人，晚清学者。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卒于清光绪十年（1884），终年六十一岁。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以解经拔第一，补第子员”。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中举人。同治元年（1862），他将所著《经学丛书》呈献朝廷，“奉旨留览”。这年的十二月十七日，上谕：“所呈各种笺注考证，均尚详明。《群经补证》一编，于近儒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经说，多所纠正，荟萃众家，确有依据，具见潜心研究之功。”对桂文灿在经学研究方面的水准及贡献，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此后，曾国藩两次聘请他校刊《殿本十三经注疏》和《通志堂经解》等儒家经典，赞誉他“不独为粤中翘楚，抑不愧海内硕彦”。光绪十年（1884），桂文灿被任命为湖北郧县知县，不久病逝。
桂文灿是晚清著名学者陈澧的弟子，潜心研究经学。他的学问以博文、明辨、约礼、慎行为宗，著述极丰，为人熟知的就有《四书集注笺》、《周礼通释》、《毛诗释地》、《经学博采录》、《子思子集解》、《潜心堂文集》、《广东图说》等五十余种。其中最为学人所推崇的，那就是他在光绪年间编写的学案体《经学博采录》。
《经学博采录》的编写体例，以采集整理清代经学家轶行著述为主旨，记录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的经学传衍，收入经学家近千余人，介绍经学著作达一千三百余部。其中经学家的传记有专录一人，或并录数人不等，经学著述则不限于一书一事。所录学者，每每详其爵里行事兼及轶闻。所取之书，每每详其撰述原委或整篇、整节移植。就其具体的经学内容而言，相较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张星鉴的《经学名儒记》等更为丰富，被誉为“学术源流之所汇，大之可补国史，次之亦可代学案”，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综观全书，主要有这几方面的特色：
一、该书虽然备采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的经学，但是它偏重于道光、咸丰两朝，其中许多不为今人所了解而经学造诣极高的经学家和经学著述得以彰显。如广东学者梁国珍的《诗毛郑异同辨》、周寅清的《孝经古义考》、冯誉骢的《说文谐声表》和《广韵切语双声迭韵谱》，福建学者林乔荫的《三礼陈数求义》，广西学者黄定宜的《半溪随笔》，安徽学者王佩兰的《醯兰经缀》，凌焕的《愈愚录》等等，桂书则提供了这方面较为详实的经学史文献资料，有利于深化对晚清经学的研究。
二、该书虽然备采清代经学家以许慎、郑玄为主体的汉学传习活动，但是也尊重宋学，持汉学与宋学之平，没有江藩《汉学师承记》那种若相水火，互相排斥的个人情绪，而是重在学术，实事求是。如桂氏认为广东海康学者陈昌齐的经学研究是“盖无门户之见而平心以求其是者也”。又如江苏江阴学者包彬所著的《易玩》“研穷义理，兼综象数，不为汉宋门户”。再如江苏溧阳学者狄子奇所著的《经学质疑》、《乡党图考辨疑》“皆融汉宋而一”。这样一种客观的治学态度，体现了晚清编写学案体著述新的学术取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三、该书所选录的清代经学家，主要是在阮元编撰《皇清经解》三十年间继起的经学家和经学著述，即桂氏在《自序》中所说的“我朝经学极盛，经师数十人，著书数千卷，阮文达公集而刻之，为《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以惠士林。三十年来，继起之士，浅深虽异，指归则同”。正因为如此，桂氏所选录的学者也不再局限于清代盛产经学家的江苏、安徽两地，而是扩展至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福建、江西、云贵、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广大区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江藩《汉学师承记》仅录清代乾隆、嘉庆两朝吴、皖两地经学家和经学著述的缺憾，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乾、嘉、道、咸四朝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和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四、该书所选录的清代经学内容，一般都为前贤所未发，而且列有专题性质的课题。如江苏金坛学者刘始兴所著的《诗益》，广东番禺学者侯康所著的《榖梁礼证》，南海泌冲堡学者邹伯奇所著的《学计一得》等，桂氏都予以“发前人所未发者”的评价。同时，桂氏还不遗余力地摘录经学家专题研究的原文并加以评说。如摘录福建学者陈乔枞所著的《毛诗郑笺故字说》称其为“博采臧玉林、陈见桃、惠定宇、段茂堂诸家之说，参考互证，以申明郑说，语皆精核”。又如摘录广东连平州学者练恕所著的《多识录》称其为“考证精核”。甚至批评严杰在广东助阮元编刻《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是“体例舛误，世多非之”。桂氏的这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乾嘉以后经学的基本走向与继续研究。
五、该书编写清代经学家传记的史料来源，基本上沿用了江藩《汉学师承记》剪辑当时学者著述中所撰写的行状、墓志铭、传记及其各类序跋重新组合的方式。如桂馥的《晚学集》、陈澧的《东塾集》、李兆洛的《养一斋文集》、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程恩泽的《程侍郎遗集》、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胡培翚的《研六室文钞》、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等等，这些都是桂氏编写各家传记的基本史料来源，这里不再一一枚举。
需要说明的是，《经学博采录》与任何时代的学术著作一样，书中也难免存有不足之处。大致有这几个方面：一是所见不广。如四川巴县学者王劼著有《毛诗读》及《毛诗序传定本》各三十卷，刻于咸丰、同治间《晚晴楼经学三种》，而桂氏称其为“作《毛诗训纂》若干卷”，可见二书桂氏均未亲见而泛称之为“训纂”。又如安徽歙县学者程恩泽著有“《国策人名考》二十卷已写定本”，而事实上程氏仅作有《国策地名考》二十卷。再如大兴学者徐松著有《西域水道分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畺赋》三书，桂氏谓“已刊入山西《杨氏丛书》”，不确。《杨氏丛书》即杨尚文所辑《连筠簃丛书》，而徐松所撰三书，现均收录于《徐氏三种》中。二是张冠李戴。如嘉定学者钱塘所著《淮南子天文训补注》，桂氏则误称为钱佔所撰。三是前后重复。如第十二卷内容都与前卷内容重复，桂氏未作任何调整，略显粗糙。此外，第卷四中特录阮元“万柳堂”一条，与经学关系不大，令人费解。全书中的时代错杂，误衍脱倒，比比皆是，从而也就影响了该书的可读性。
《经学博采录》目前较为通行的版本，恕我寡闻，主要有以下八种：一、咸丰七年（1857）开雕的《桂氏经学丛书》十二卷家刻本；二、《南海桂子白先生遗稿》十一卷稿本（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三、光绪年间广雅书局十二卷校抄底本（现藏辽宁省图书馆）；四、刻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郭则澐的《敬跻堂丛书》十二卷本（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五、王大隆改编的《辛已丛编》六卷本，即《丛书集成续编》的六卷本；六、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影印出版的六卷本；七、台湾明文书局1992年影印的《敬跻堂丛书》十二卷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十二卷国学古籍本。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尤以《辛已丛编》本最为学人认可，诚如王大隆在自序中所说的“原本纸敝墨渝，传钞又多脱讹，谨校除重复，条次先后，重定为六卷”。《辛已丛编》本虽然给我们今天阅读桂书提供了很多帮助，但是经过王氏的删繁就简和重新编排，致使桂书原貎全非。如王氏尽删桂书第二卷的基本内容就是一例，从而也就弱化了桂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次整理，取《敬跻堂丛书》十二卷本，参校《辛巳丛编》排印本，择善而从，以正排校舛误。分段基本依照原书，个别段落予以重分，以清眉目。原刊无标点，现施以新式标点。由于该书所录清代经学家大部分都以字号代名，不易辨别。为了便利现在的读者，注释主要介绍其姓名、年里、仕宦和著述，附于每一卷之末。又将清人相应的经学研究专题作为旁注，予以提示，不作学术评述，以寓桂氏“博采”之意。凡原刊遗漏、笔误、文字讹误者，予以改正，亦在旁注中加以说明。凡本书引用他书删改者，均于注中并录原文，以资比照。中文译名及译文，依原刊不加新译。改繁体直排为简体横排。改异体字为通行字。改夹注双行小字为单行小字。
本书的注释，始于我在2003年完成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的注释初稿不久。之后，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修改和补充，2007年被列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清代经学思想研究与经学文献整理”项目。书稿编定后，曾经有数家出版社相约愿意出版，但事与愿违，最终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搁浅。今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纳新先生不弃和杨志友同学的热情接洽，终于促成书稿的正式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整理，得到了几位在读博士研究生的相助。刘舫和杨柳青对全书稿与底本作了认真的校勘，陈岘对全书的人名、书名作了详细的核实。对于他们的辛劳，也应在此表示感谢。
本人经学浅陋，虽然颇为认真，书中难免仍有标点错误和注释失误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陈居渊
2010年10月于复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