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穆时英小说比较谈
杨迎平
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论文摘要：老舍和穆时英都是都市小说家，他们与所描写的都市有着切肤的情感，他们不像京派作家那样用乡村的纯静优美来反衬都市的腐败、虚伪和堕落；也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揭示都市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现实。但他们仍然发现并描写都市的弊端。老舍用幽默的笔墨揭示并讽刺北京这个乡村都市的封建性，穆时英运用感觉主义的方法表现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堕落与变异。
关键词：老舍；穆时英；都市；比较
作者：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老舍写北京都市，穆时英写上海都市，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能够不带偏见地、客观地描写他们所生活的都市，他们不像京派作家那样用乡村的纯净优美来反衬都市的腐败、虚伪和堕落；也不像左翼作家那样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揭示都市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现实。写北京的老舍与写上海的穆时英都与都市有着切肤的感情，都市是他们的栖息地和精神家园。
一、老舍的北京情怀：宽容与讽刺
旗人出身的老舍与北京的关系是血肉相连的。老舍多次谈到北京，“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在我的心中”，“我不能把这些搁在一旁而还有一个完整的自己”。转引自樊骏：《老舍的“寻找”》，《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622页。“我们对于它能像对于自己分析得那么详细，连那里空气中所含的一点特别味道都能一闭眼还想象的闻到。”（《景物的描写》）
当京派这些“侨寓”都市的乡土作家用一种反感和仇视的眼光去发现北京的肮脏、卑劣、丑陋，并加以嘲讽的时候，老舍赋予都市北京的却是一种温情，老舍说：“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老舍对北京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作为一位来自北京社会底层的作家，他不仅看到北京市民的苦难生活，而且亲身经历了那苦难。他后来在《勤俭持家》的文章中回忆说：“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小胡同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
老舍对造成他诸多痛苦的北京城不是深恶痛绝，而是笑骂。这种生活态度源于他传统的宗法观念，代表的是城市贫民心理：随波逐流，安分守己。他说：“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同上，第299页。樊骏说：“‘兢兢业业’、‘恭恭顺顺’、‘规规矩矩’这十二个字，多么传神地点染出一个来自社会底层、深知生活的艰难的年轻人既自得又惶恐的精神状态呵！”樊骏：《老舍：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607页。他对生活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民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10页。老舍甚至说：“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同上，第115页。这“命该如此”的想法似乎有一点悲观，或者说有点宿命，“但对于一个每前进一步都要被人视为非分、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人，对于一个经历过和目击过种种挫折、幻灭的人来说，这往往可以成为遇到失败和打击时的自我安慰剂，他得依靠这样的信条支持自己生活下去。这是这个社会底层的处世哲学。无论是进还是退，是追求还是忍受，是现实中的梦想还是梦想中的现实，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城市贫民那种安分守己的心理”樊骏：《老舍：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608页。。有了这种心理，他就特别容易满足，对这个城市也就多了一些宽容和温情。
但是，老舍对北京不是一味的宽容和温情，他也有讽刺。英伦的生活经历，异域文化的洗礼使老舍对种族和民族性问题很敏锐。他从传统文化的层面，看到了民族的劣根性，也看到了北京的惰性。老舍在《二马》中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出窝儿老”说明了北京的“老”，老舍曾多次称北京为“老北京”，这个“老”字显现出来的就是封闭、愚昧、僵化，与穆时英的上海的开放、现代、时尚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穆时英的上海情怀：认同与批判
穆时英对上海的情怀，似乎与老舍有些相似，是血肉相连，所以有认同与宽容。
穆时英是都市的产物，他能在繁华的都市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主题，“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英]马·布雷德伯里等：《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这中间不仅有“憎恨，沉痛和艰苦在到处徘徊着”，同时有“最灿烂和最幽暗的东西来”，并用“最大胆的体裁”[法]倍尔拿·法意：《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文学》，《现代》，1932年1月4日。来表现都市的华丽。虽然城市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并不是常态而是畸形的，并且因畸形的发展带有畸形的色彩，但这个发展与繁荣毕竟是现代的，正如张爱玲所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转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穆时英就是带着这种亲切感来书写的。
穆时英给我们展示的都市是风驰电掣的速度与五光十色的色彩，爵士乐的节奏实际上就是上海都市的节奏：“世界是在爵士的轴子上回旋着的‘卡通’的地球，那么轻快，那么疯狂地；没有了地心吸力，一切都建筑在空中。”“五点到六点，全上海几十万辆的汽车从东部往西部冲锋。可是办公处的旋转门像了风车，饭店的旋转门便像了水晶柱子。人在街头站住了，交通灯的红光潮在身上泛溢着，汽车从鼻子前擦过去。水晶柱子似的旋转门一停，人马上就鱼似的游进去。”（《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产生快节奏的恋爱，这快节奏的恋爱大多数是在快节奏的狐步舞和华尔兹中进行的：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
舞着：华尔兹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站在华尔兹的旋律上飘飘地，飘飘地。
儿子凑在母亲的耳朵旁说：“有许多话是一定要跳着华尔兹才能说的，你是顶好的华尔兹的舞侣——可是，蓉珠，我爱你呢！”（《上海的狐步舞》）
还是这个儿子，几分钟以后同电影明星殷芙蓉跳舞，并对她悄悄地说：“有许多话是一定要跳着华尔兹才能说的，你是顶好的华尔兹舞侣——可是，芙蓉，我爱你呢！”
刚才还在“儿子的怀里低低地笑”的母亲，几分钟后却在珠宝掮客的怀里低低地笑。
《五月》里的蔡佩佩在五月这个多情时节，半个月同时有了三个情人，而且都发展到很亲密的关系，这个五月还没过完，她已经倒在第四个男人的怀抱里。
在《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里，那恋爱的速度连主人公自己都吃惊：“用了这速度，是已经可以绕着地球三圈了。如果这高速度的恋爱失掉了它的速度，就是失掉了它的刺激性。”他从恋爱的快节奏看到恋爱时间的短暂，变换的频繁，情感的虚假，“爱”在这里用滥了，用得完全失去了“爱”的真谛。名为爱情，实为游戏；名曰情人，实是消遣品。
穆时英同时描写了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的都市，穆时英像一位画家，而且是一个毫不吝啬的画家，各种颜色被洒在一起，挤在一起，重叠在一起，达到堆砌的程度。
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里的都市夜景，霓虹灯闪烁，变幻莫测：
“大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霓虹灯的高跟儿鞋尖正冲着他的嘴。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唇，从嘴里伸出红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
红的街，绿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身处都市上海的穆时英，与老舍一样并没有沉迷其中，他虽然与上海都市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但他却清醒地认识到：“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穆时英：《上海狐步舞》，《南北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5年。当老舍揭示老北京“出窝儿老”国民惰性的时候，穆时英揭示的是上海都市的空虚与堕落。进入穆时英的小说，就是走进上海的不夜城，他能透过灯红酒绿看到魃魅魍魉，他一方面表现“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一方面又在这“五色的光潮”里看到：“街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的醉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活眼，电影院的奸猾的三角眼，饭店的朦胧的睡眼……都市的街成了堕落的街，污秽的街。”（《PIERROT》）穆时英用新感觉主义的手法，用强烈对比的色彩，骚动不安的音乐，疯狂淫乱的舞步，表现都市的堕落和变异。
鲜艳的色彩是都市淫乱生活的装饰，人们在美丽的色彩背后，干着丑恶的勾当。美与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像红与绿、黑与白，鲜艳与黯淡的对照一样。都市社会和都市人，都用鲜亮美丽的色彩包裹着黑暗的社会和黑色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