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骆驼祥子》为中心
邓富华
邓富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研究生。
论文摘要：老舍的《骆驼祥子》以城市游民为书写对象，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底层人民的传统，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范围，而且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农民工的书写，正是继承了老舍对城市游民书写的传统。
关键词：游民；老舍；祥子
作者：邓富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游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礼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38页。这里的“游民”是指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对于产生游民的原因，汉代的鲍宣就曾说：“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掠，取民财物，七亡也。”（《汉书》卷七十二）又如《新唐书·韩琬传》中说：“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忘桑梓也。敛重役亟，家产已空，邻伍牵连，遂为游人。”（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2《韩琬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3754页。朱元璋则以暴力的方式对待游民：“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明实录·太祖实录》，线装书局，2005年，第1258页。尽管如此，游民在明代却没有绝迹，反而愈演愈烈，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就描述了明代的游民状况：“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虽皆迁业。昔日乡官人家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工商者，已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明万历七年张仲颐刻本。由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游民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个普遍存在。游民通常处在社会的底层世界，生活处境大都是艰难的，正如龚鹏程先生所说：“游民通常是弱势者，因此他们并无固定的身份与收入可以依恃，他们只能在空间上流动，从这儿游行浪迹到那儿，打零工、行乞、流娼，寻找能出售身体或尊严以换取衣食的机会。”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本文所讨论的城市游民就是游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主要是从农民和其他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流落于或游走于城市的群体。中国很早就有城市和乡村的区隔，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进入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晚清工业化时期，大量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民工潮”的开始。柳冬妩：《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说：“描绘宋代汴京风俗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七百七十多个人物，可以归纳到游民或接近游民的人物形象，就有船夫、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尚、尼姑、道士、走江湖的郎中、看相算命的卖卜先生以及各式各样的摊贩。”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册，同心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可见在宋代，城市游民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城市生活的繁荣客观上为游民的谋生提供了较宽阔的途径。而这些城市游民也逐渐进入作家笔下，成为后世小说、戏曲一个重要的描写对象。《游民文化与中国文化》是研究中国游民文化的重要著作，就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游民而言，王学泰先生认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游民意识。他还概括出游民的性格中有强烈的帮派意识，赤裸裸地宣扬野蛮暴力，垂涎于财货金银；游民的理想人格是侠，道德理想是义与义气。王学泰：《论〈水浒传〉中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这些概括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也足见游民群体的一些特征。但是，像《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好汉大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有着过人的武艺或者技能，占山为王，打抱不平，可以说作家塑造的还是英雄人物的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还寄托了作家的一些理想，作家关注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处在社会底层的游民群体。且认为“游民的理想人格是侠，道德理想是义与义气”，这种概括用于《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尚可，对于那些普通的贩夫走卒之类则不尽准确。
晚清韩邦庆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以平淡而自然的写实手法刻画了上海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世相，涉及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联系的各个社会方面。小说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为主要线索，写他们从农村来到上海后，被生活所迫而堕落的故事。其中女主人公赵二宝的形象塑造很值得注意，她本是上海附近乡下的一个姑娘，因为哥哥赵朴斋流落在上海，她跟母亲及女友张秀英就同到上海寻找，哥哥找到了，她却因贪图吃喝玩乐，受到诱骗，沦落为娼。作家在叙述她在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的堕落过程时，着重于现实的情势，而不是道德的谴责。她们的所作所为，在作家看来不过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所作的不同反应，作者描写这样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基于对人性的真实观照与反映。可以说，像赵二宝那样流落于都市的妓女也是城市游民的一个典型，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农村姑娘怎样在城市生活的诱惑下走向堕落，作家的眼光已经关注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物的命运，作品的写实性也进一步加强。
周作人曾说：“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大量的小人物、底层民众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城市游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中国文学史中的城市游民形象也随之逐渐生动、饱满与丰富。
老舍的《骆驼祥子》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主人公是一个在农村失去土地、无依无靠而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说到骆驼祥子，大家可能会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但祥子和阿Q应该说还是属于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阿Q是游走在乡村的无业游民，而祥子则是城市游民的一个典型，是当时旧中国被逼无奈到城市谋生的代表。温儒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这部小说还有更深入的意蕴，那就是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这部作品所写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温儒敏：《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崔恩卿、高玉琨主编：《走近老舍》，京华出版社，2002年，第95页。确实如此，不仅在古代，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像老舍那样集中展示城市游民人物形象的作品不仅少见而且也罕有达到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祥子，这个生长在乡下，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之后，十八岁就跑到城里的乡下人，在试过了各种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之后选择了拉车，他的理想目标是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做个自由的有尊严的人力车夫。然而经历了各种打击之后，祥子最终选择了堕落，彻底成了游荡在城市的行尸走肉。从一个要强上进的淳朴农民到自甘堕落的祥子，祥子的悲惨命运无不体现出社会环境对人的逼迫，祥子这个城市的游民形象在今天仍然有某些现实意义，新时期以来众多作家笔下的农民工形象就是对这类城市游民的再次关注与书写。
一、悖论：文明之城与走兽
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入侵、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使得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广大农村，战乱与天灾使得贫苦民众不得不离开故土，到城市中谋生存。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城市对祥子有着某种魔力：“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老舍：《骆驼祥子》，《老舍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祥子认为城市可以给他一切，在这里可以实现人生的理想：
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全个的城都是他的家，一到那里他就有办法。同上，第28页。
想趴下去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可爱的地，生长洋钱的地！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同上，第34页。
老舍多次写到祥子对城市生活的羡慕，在祥子眼中，城市就意味着“洋钱”、“好东西”，乡下只有贫穷和物质的匮乏，而这是祥子所不能忍受的。然而城市并没有给祥子带来好运，这里尔虞我诈、冷漠自私，祥子身上原本淳朴、善良的人性逐渐被消解。于是，祥子也慢慢走向了蜕变：“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去。”同上，第230页。正是城市残酷的现实在一步步吞噬祥子的灵魂。
老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老舍：《骆驼祥子》，《老舍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0页。城市本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象征，北平这样的“文化之城”竟然还有人“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呢？把人变成走兽的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老舍虽然在《骆驼祥子》中没有像别的作家那样大肆渲染城市的浮华与都市的种种物欲，但通过他笔下的祥子及其周围的人，我们可以清楚地感知在城市生活中的游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城市在表面上有着繁荣、富足，但它却在逐步地吞噬人的灵魂，扭曲人的本性，在把人变成鬼的方面比起落后的农村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显然，作家批判的并不是城市，而是城市中那无处不在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与自私贪婪，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堪加上道德与文明的失范，城市的文明与进步就是一个绝妙的反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