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传媒出现之前，中国就已进入欧洲人的视野。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是变化的“变色龙”，“中国在不同的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欺诈——西方人赋予她的互相对立的特性不计其数”。[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5页。仅以英国而论，对中国的书写也由来已久且变化多端。早在14世纪，曼德维尔就在其作品《曼德维尔游记》中描述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乌托邦中国。17世纪，英国甚至兴起过一股“中国风”，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建筑一度成为英国人追逐的时尚。那个时期，英国人笔下的中国形象是美好的。进入18世纪后，英国国力增强，优越感助长了霸气，加之英国特使马戛尔尼1793年出使中国失利，遂在英国泛起一股污蔑中国之风。拜伦笔下的中国人是被嘲笑的对象，雪莱更是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蛮族”；狄更斯对中国也抱有偏见，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中国怎样可能有哲学呢？”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续编》中，中国人更是贫困、奸诈、怯懦、愚昧的代名词。进入19、20世纪，“人们已经从17—18世纪期间流行的富丽堂皇和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转向了既过激又具有好斗性的滑稽形象。”“人们会在‘中国人’一词之后加上‘酷刑’、‘令人讨厌的’和‘阴影’等附加词。”[法]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中国慢慢成为一个僵化、落伍、残暴的帝国，中国人傲慢无知、卑鄙无能、邪恶无耻而又野蛮好战，令人瞬间想到鸦片烟鬼和东方黄祸。值得重视的是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一百周年的1893年，英国的皮尔逊（Charles H.Pearson，1830—1894）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一书，大力鼓吹有色人种尤其是中国人的“可怕”，这直接导致了席卷西方的“黄祸论”出现。
生活在英国的老舍对英国“泛媒体”中的中国书写非常关注。在小说《二马》中提及的狄·昆西就是一个对中国抱有种族偏见的英国作家。温都太太“把狄·昆西的《鸦片鬼自状》找出来念；为的是中国客人到了的时候，好有话和他们说”。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411页。可见19世纪以后，西方人已经把中国人和鸦片联系起来。狄·昆西，现通译德·昆西（1785—1859），是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其忏悔录《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自述其鸦片吸食经历，也在虚构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他声称自己宁愿同疯子或野兽生活在一起，也不愿在中国生活。他关于中国的著述正是忠实地展现英帝国殖民心态的自白书。
以老舍在英国的时间推断，有一个小说虚构人物，老舍不会不知，他就是“傅满洲”。20世纪初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创作了13部傅满洲系列小说。主人公傅满洲集狡诈、凶残、狠毒于一身，是恐怖和邪恶的化身，令西方人防不胜防。角色原型来自伦敦警方的一桩刑事案件，案件涉及当时华人聚居的“中国城”莱姆豪斯区，罗默所任职的杂志社派他跟踪报道该案件，使他得以近距离观察当地华人生活的某些侧面。罗默接触到一个绰号“金先生”的毒品贩子，是非法地下活动的组织者。罗默第一部作品发表于1913年，题为《狡诈的傅满洲博士》，在以后陆续发表了《傅满洲归来》、《傅满洲面具》、《傅满洲新娘》等12部；另外还有中篇《傅满洲的暴怒》，三个短篇故事：《傅满洲的词语》、《傅满洲的头脑》和《傅满洲的眼睛》，使傅满洲这个中国恶棍成为英伦三岛家喻户晓的形象。后来，随着罗默定居美国，傅满洲系列借助美国的大众媒介——好莱坞电影，广泛出现于美国的影视、广播、电视及报刊上，为美国随后的“排华”政策奠定了基础。正是受到电影中中国人固定形象的影响，“外国人心中的中国人是：矮身量，带辫子，扁脸，肿颧骨，没鼻子，眼睛是一寸来长的两道缝儿，撇着嘴，唇上挂着迎风而动的小胡子，两条哈巴狗腿，一走一扭”。“中国人可有舍得钱买胰子洗脸的？”“中国人向来是哈着腰挨打的货。”“至于中国人的阴险诡诈，袖子里揣着毒蛇，耳朵眼里放着砒霜，出气是绿气炮，一挤眼便叫人一命呜呼，更是叫外国男女老少从心里打哆嗦的。”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435—436页。这似乎说的就是“傅满洲”。
中国的落后，外国强势媒体的歪曲报道与书写，使旅居西方的中国人处境艰难。“中国城有这样的好名誉，中国学生当然也不会吃香的。稍微大一点的旅馆就不租中国人，更不要说讲体面的人家了。”同上，第394—395页。“普通英国人都拿中国人当狗看。”同上，第567页。“全看不起中国人。”同上，第517页。“巡警是动不动就察验”住在东伦敦的中国工人，“多么好的中国人也是一脑门子官司”。同上，第447页。“没到过中国的英国人，看中国人是阴险诡诈，长着个讨人嫌的黄脸。到过中国的英国人，看中国人是脏，臭，糊涂的傻蛋。”同上，第522页。“普通的人谁不把‘中国人’与‘惨杀’联在一块儿说！”“和中国人在一块儿，生命是不安全的。”同上，第547页。“转眼的工夫就有丧掉生命的危险。”同上，第568页。作为一个生活在英国的弱国儿女，老舍感慨道：“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同上，第394—395页。在这里老舍揭示了普通英国人的中国观与泛媒体环境有关，不能亲历中国的英国人的中国形象几乎全部来自泛媒体所提供的二级经验。当尹牧师带着两个中国人寻租住房时，温都太太说：“你想我能叫两个中国人在我的房子里煮老鼠吃吗？”“她跟着又问了无数的问题，把她从小说，电影，戏剧，和传教士造的谣言里所得来的中国事儿，兜着底儿问了个水落石出。”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398页。“为钱去服侍两个中国人！叫亲友看不起！”同上，第495页。作为一个民族意识和个人自尊心都很强的青年，老舍所承受的屈辱和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三、“伦敦经验”与国家形象传播意识
身处20世纪20年代的伦敦，老舍对英国“泛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不仅有敏锐的关注，而且有深入的思考。这一精神创痛使老舍具有了国家观念，完成了国家形象传播意识之构建，其早期作品尤其是《二马》、《小坡的生日》等的写作带有明显的对西方的抵触性，他要通过自己的笔写出真实的中国人，他们有缺陷弱点，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西方人具有同样的意识、情感等。“黄脸的就是野蛮，与头发卷着的便文明。”“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语，许多污蔑中国的电影，戏剧与小说，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老舍还分析了这些负面中国形象书写的来历和因由——傲慢与偏见：“我颇有几位交情很好的外国朋友。”“他们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为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另一派恰恰是与此相反。”“他们的主张不同，而主张之本质却是一样——偏见。”“他们都是外国人，都带着外国人那股自居高明的劲儿。所以他们不但谈论，而且要写成文章，教全世界都晓得他们是中国的救主。”“这些救主很难伺候。”“他们的偏见，以及用偏见养成的傲慢，使他们会把东洋与西洋的礼貌一概忘掉。”老舍提醒他们：“能把傲慢收起去，而虚心的多研究一点什么。中国正在改变，需要批评，而批评不能拿空洞的偏见作基础。”老舍：《批评与偏见》，《老舍全集》第14卷，第333页。《二马》中出生在中国的保罗回国后在书房里这样“展览”他的“中国”：“一根鸦片烟枪，一对新小脚儿鞋，一个破三彩鼻烟壶儿，和一对半绣花的旧荷包。”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469页。在这里，老舍揭示了“中国”只是一个供西方消费的“他者”，只是一个猎奇的对象。《二马》中的温都母女外出歇夏，为求“新奇独份儿”，“帽子上绣着个中国字”。同上，第523页。古玩店圣诞节前进货主要考虑英国人的消费心理：有中国刺绣，中国玩艺儿，中国旧绣花的衣裳。西门爵士买了件“老中国绣花裙子”圣诞节送给夫人。同上，第538页。亚历山大的书房墙上挂着“中国人作寿的喜幛子”。同上，第560页。范掌柜请求美术家在他的饭馆墙上画上“小脚儿娘们，瘦老头儿抽鸦片，乡下老儿，带着小辫儿，给菩萨磕头”。“美术家所知道的中国事儿正和普通人一样。”“设若普通英国人讨厌中国人，有钱的英国男女是拿中国人当玩艺儿看。”同上，第569页。正是出于这样的傲慢与偏见，“普通英国人知道的中国事没有一件是好的”。同上，第470页。老舍深知，国家民族间的傲慢与偏见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是形成民族国家间隔阂的主因。直到20世纪40年代，老舍仍然持续关注民族国家间的沟通与交流。他说：“一点知识，最是误事。民族间的误会与冲突虽然有许多原因，可是彼此不相认识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一位欧洲人，从书本上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他知道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有人问他：怎样用筷子呢？他回答：一手拿一根。”“在一本西洋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小说里有这么一段：一位西洋太太来到中国——当然是住在上海喽，她雇了一位中国厨师傅，没有三天，她把厨师傅辞掉了，因为他用筷子夹汤里的肉来尝着！在这里，筷子成了肮脏、野蛮的象征。”“因此，我想，文化的宣传才是真正的建设的宣传，因为它会使人互相了解，互相尊敬，而后能互相帮忙。不由文化入手，而只为目前的某人某事作宣传，那就恐怕又落个一手拿一根筷子吧。”老舍：《筷子》，《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51—452页。这些思考与老舍的“伦敦经验”尤其是英国“泛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与书写有着密切的关联，媒体的责任是沟通，而不是制造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