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并非直接与某个社会阶层相关联，也非以这种直接的关系确认他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而通常是通过与某些特定的与其有更加实际关系者的交往来确认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与同学和同乡的交往，无疑是作为学生的徐志摩最常发生的日常交往活动。从其日记中可以看出，由于徐志摩出身富商家庭且其人品为人俱佳，所以自然获得了同学和同乡的尊重，与其来往者也多为家境富裕者。由此在徐志摩周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朋友圈子，这个圈子对徐志摩的日常生活模式以及对其个人性格、思想等，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如在其4月4日日记中，徐志摩就提到燕孙等人对他好玩好动的劝诫，认为“斯言诚确论，余其谨志勿忘”。徐志摩极为看重自己的这个朋友圈，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徐志摩这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几乎其所有的外出活动都有同学同乡等一起参与，他一个人单独外出者寥寥无几。
学生时代的同学、同乡之间的交往活动，是学生所经历的最本质也是最丰富的交往之一，因为它们都是基本建立在平等、自由（非强迫）基础上的交往。自然，这种平等和自由并不意味着交往双方的感情付出具有同等强度。在徐志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志摩的诗人气质决定了在这种交往中，他对同学、同乡所付出的情感强度往往更大、感受也更深刻，如：今日下午五句钟，赴第一舍与潘君、金君等纵论小说、剧。谈略数千言，甚乐。（1911年2月21日）
此时的徐志摩刚入府中三天，与同学只是刚刚结识，却已能与他们“纵论”，且达“数千言”，有“甚乐”之感了。其实在其同学看来不过是平常的闲聊而已，恐怕他们记日记的话，不会有如此感受和评价吧。限于资料，我们无法对此进行验证。不过，从徐志摩本人角度看，他如此兴奋的原因除却刚刚入学的新鲜感外，还与前一天和当日下午他连续阅读多达三册的小说《新西游记》有关。徐志摩评价该小说为“颇具讽意，此书非无益小说可比，以有言外旨也”。
又如：
同出至清泰站闲步，见脚踏车甚多，往来驰骤于马路，甚自得也。既而至羊市街光华阁饮茶，谈笑甚欢，返寓已五句余钟。（1911年3月3日）
20世纪初，骑自行车在杭州还属于时尚，所以徐志摩注意到那些骑车者的“自得”神色。当然其同学可能也会注意到，但却不大可能记入日记。至于把饮茶时的“谈笑甚欢”也记入日记，就更是只有徐志摩这样情感丰富者才会如此的吧。
作为诗人，此时的徐志摩虽然尚未正式开始诗歌创作，却已具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和情感表达力，除却偶尔的文言诗词创作外，其日记语言也富有诗意，如下文：是日为礼拜六，七句余钟赴舍。……余辈无聊甚，仅与仕章相击球为乐，拱垣则静坐窗下，悄然以思，一若有重忧者，其人之静可以概见。（1911年3月11日）
闷居小舟，遥观野外风景，当今三春之候，桃柳明媚以争艳于溪滨河畔，诚足为骚人逸士之吟咏料。惜余无大才，愧无以应此佳景。（4月7日）
总之，徐志摩的《府中日记》，为后人了解其学生时代的日常生活、交往情况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作为诗人，徐志摩的眼光往往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生活场景，并能有自己特殊的感受。所以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对于我们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对于我们了解徐志摩后来的诗歌创作和情感生活，都有重要价值。
留美时期徐志摩的日常交往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蔡元培为徐志摩所写挽联
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可惜当年没有日记留存下来。如今我们见到的徐志摩《留美日记》时间是从1919年1月26日到12月21日，且中间缺少甚多，各月日记篇数统计如下：
1月：3篇
2月：2篇
3月：5篇
4月：12篇
5月：2篇
6月：3篇
7月：10篇
8月：19篇
9月：1篇
10月：8篇（部分系补记）
11月：27篇（最多一月）
12月：17篇
日记缺少的原因，要么是日后保管不慎丢失，要么当初徐志摩就没有按时记。不过，从现存日记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对写日记有高度评价，且对自己因懒惰导致日记中断颇为懊悔：日记竟一荒永荒真不应该。人之异于禽兽，以其有智慧，能思想，思想最空淼，亦最奇妙。综前映后，层出不穷。然非讨切记述以杂其缘索，而理其源流，则罔为无所归宿，精金宝石一等烟云有足惜也。惟学问少所臻至，思路必不纯洁，故难于著专篇而宜于著随笔。日记有百利，而无一弊。奈何以懒而废，不智不勇思之憬然。（1919年7月10日）
由于该年度日记缺少过多，因此对徐志摩此间日常交往和生活状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就没有实质性意义了。故此这里仅就现有材料结合其他可以佐证之材料（如同时期也在美国留学且与徐志摩有交往的吴宓之日记），分类考察徐志摩此时在美国留学生活的一般情景及其思想状况。
首先是对徐志摩留美时经济状况的考察。由日记可知，徐志摩留美不是公派，费用全由自己解决。虽然徐志摩家境很好，但他在美期间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有时甚至需要同学好友相助：这一月内，着实经验了些没有钱用的难处。东拉西扯，借债满身，好不难过，真不自由。真不说虚话，用一分钱，也要掂掂斤量。周太尉入狱，方知狱吏之尊。我今日才晓得钱财之贵。到了昨日，袋中剩了一块多钱，吃饭不够两天，正在迟疑，救星到了。可是暂时的救急星，这还是靠不住。老邱寄来了二十一元三角六分。连前凑足一百五十块。他说月初再寄我五十块，以后要还好想法子。这位仁善的债主，真正难得！（1919年8月1日）
看来徐志摩平日大手大脚惯了，一旦借债度日，就倍感日子难过。为此徐志摩特意设计了一个统计表，实行所谓的“养俭记账法”。结果实行了十几天后，效果仍然不佳。据其11月12日日记：“行此法已十三日。算来共用去九十五元整，其中书籍占六十五元，消耗占六元，应酬赠送占八元奇，实用乃十四元耳。向博泉借款已及一百二十元，现存又不到三十，家款未有到期，说要节省才是。”那么此后又如何，是否真的节省一些了？在12月3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记账三十三日。共用去一百七十元。其中书籍费占七十。百元中五十七元为维持生活所必要，其中四十三则为应酬费、消耗费、馈送费等。”从徐志摩自己的统计可知，首先他买书过多，作为经济上尚未自立的学生，没有必要买很多书，何况徐志摩所买有些并非学习急需。如果买书算不上是缺点的话，则应酬费、消耗费、馈送费过多就是问题了。徐志摩结交广泛，自然这方面开支较大，几乎与其生活必须开支相等，但这也说明徐志摩这方面的控制能力较差。其实此后多年，徐志摩一直如此，说到底，还是与其诗人气质和从小生活优越所养成的挥霍习惯有关。
徐志摩的爱好结交广泛，在其府中日记中已见端倪。一旦来到异国他乡，则他的结交更加广泛和密切，对这些其留美日记都有记录。关于徐志摩这时的交往情况，按不同性质，大致可以从与中国学生和外国师生的交往以及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书信）两个角度来看。就前者看，徐志摩与中国同学的交往次数及涉及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与美国师生的交往。这也是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有的情况——限于外语水平较低和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留学生在与外国师生交往时往往比较被动，其交往也常常属于浅层次的日常来往，很少能达到精神层面的交流。相比之下，吴宓日记中所披露的他和陈寅恪、梅光迪等与白璧德的来往就很值得注意，因为他们的交流早已超过普通的日常生活层面，而是就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进行的深层交流。就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方面看，留美时的徐志摩写信的次数和交流对象急剧增加。在不足一年时间且大部分日期没有日记的现存留美日记中，所记录的徐志摩写信就有131封，而收信也有92封（均不包括与其家庭的书信往来，且有时徐志摩仅仅标明是通信没有具体说明是收信还是来信，此种情况一般归为写信），最多者徐志摩一天内会收信五六封然后再写信五六封，可见其通信频率之高、数量之多。
在日记所记载徐志摩与同学好友的日常交往中，最多的交往就是一起外出游览、购物、听演说、开会和吃饭等。在众多的日常活动中，作为诗人，徐志摩记入日记的重点是他对众多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和评价，特别是对留学生之间恋爱之事的观察和评价。其中，徐志摩对中国女留学生的评价很有意思。在8月18日及此后数日的日记中，徐志摩用很详细的文字一气评价了十位中国女留学生，显示出他对女性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他后来与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爱情故事那样轰轰烈烈，与其骨子里的浪漫情结有关，也与其早年对女性的深刻理解有关。且看他对某中国女留学生的评价：刘女士尊容，颇为激目。因为他身材是矮而肥，简直直上直下，说句唐突话，像冬瓜那么一段。再加之一颗斗大的头颅。面如满月，眼若铜铃。口阔，眉浓，鼻大，就剩皮肤倒还白皙，否则不堪设想了。（1919年8月18日）
当日之日记，徐志摩居然一口气点评了当时在衣色加的所有十位中国女留学生。在他看来，虽然女性外貌各有不同，长相美丽固然是女性的一大优势，但最重要的还是性格、内在的韵味以及待人接物等方面。他尤其反感的是那种矫揉造作的女性，而喜欢待人真诚自然者。不过，他似乎对那种外貌甜美娇小柔弱者更有怜爱之心，例如他对一位美国女孩的描述：早餐过径赴博泉家。房主惺忪应门，韵致可怜（房主正当妙年，尝为某画家作画本，语博泉其蝤蛴其柔荑，并擅胜也）。（1919年11月4日）
从上述描述中依稀可见林徽因和陆小曼的影子，也许徐志摩在那时就已在心中刻下理想佳人的模样了吧。留学时的徐志摩正值青春年少，喜欢对异性进行点评，过过口舌之瘾本也自然，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免除思乡之苦的一个手段。青年学子客居国外，特别是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从一个封建大国来到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尤其表现在男女结交往来方面。中国留学生亲眼目睹美国学生在男女关系方面的开放以及社会上一些文化娱乐场所的情形，所受刺激之大可以想见，偶有动情之时也在所难免，但徐志摩却能对自己的刹那间之“邪念”把握控制得住，倒是十分难得：昨晚有女子唱极荡亵，心为一动，但立时正襟危坐，只觉得一点性灵，上与明月繁星遥相辉映，这耳目前一派笙歌色相，顿化浮云。（1919年8月6日）
那么徐志摩是怎样抑制和转化自己内心“邪念”的呢？原来他使用了心理自我暗示的方法，首先是告诫自己如果要有所成就，就不能随众逐流，大凡成大器者都是认真对待生活的；其次就是提醒自己要心地光明、意志坚强，方能不被世俗享乐所诱惑。对此，我们不妨参考另一位与徐志摩同时留美的学生吴宓写于同年的日记，看他对这方面的事情是如何评价的：今身为留学生，而不入秘密兄弟会，而不事交际、而不求干进、纳交于国中之权贵，而不赴年会、登台演说，而不争为《月报》《季报》之主笔，而不争为学生会之会长职员，而不嫖美妓，而不勾引中国女学生，而不事跳舞，而不常看戏，而不胁肩谄笑、口作极无味之应酬语；凡不为以上之事者，则众讥其人为怪癖，为顽愚，为无用，为不热心，为不爱国，为自私自利。呜呼，鹓雏腐鼠，今古同情。
虽然归国之后他们二人因文学观与文化观的差异而走上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在不满于当时中国留学生中一些不良风气，有志于为中国文化的再生作出贡献方面却是一致的。浦江清在日记中提到陈寅恪曾说过近代以来祸中国最大者有两件事，一个是袁世凯北洋练兵，一个是派送留美官费生。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页。前者容易理解，袁世凯如果没有掌握兵权，就不会有后来的很多变故，特别是不会有其复辟一事。而对于后者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派官费生留学美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好事吗？可是当我们看到徐志摩、胡适、马一浮和吴宓等人留美日记中所记录的中国留学生在美的丑态时，当我们获知陈寅恪、吴宓等人对很多中国留学生沾染的西方陋习表现出的深恶痛绝时，就会理解陈寅恪为何会有如此说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