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上下两篇当为墨子所自著。故诸篇不称经，而独此称经。若为别墨之书，入于《墨子》书内，墨子弟子不应仍以经称之。弃本师而崇外道，墨者之徒必不尔也。孟胜之死，而弟子患无巨子。则墨教之传，盖甚有统系，安有不经其师说，而妄经他人者乎？斯则梁氏之言，比胡氏为允，明矣。然胡氏之说，盖本于孙诒让；而梁氏之说，则略本于毕沅。毕于《经·上篇》注云：“此盖翟自著，故号曰经。中亦无子墨子曰云云。”
而孙氏则于《经篇》上注云：“以下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术及光学重学之说，精妙简奥，未易宣究；其坚白异同之辩，则与公孙龙书及庄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庄子又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异同》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词相应。’庄子所言，即指此经。”
盖孙氏亦以《经》及《经说》四篇为别墨之著作也。然既曰别墨。别墨之义暂用俗解详末篇。是仍不离墨宗，又安知不原出于墨子？焉能谓其尽无墨子之著作乎？近有章士钊著《名墨訾应论》。其大略云：“墨惠两家，凡所同论之事，其义莫不相反。且细绎两家之辞意，似惠子诸义先立，而墨家攻之。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而墨子九拒之者。然以如此互相冰炭之两宗，并为一宗，谓此一是二，夫亦可谓不思之甚矣。”
“由右之说，惠施之不为正墨，盖无疑义。然则如鲁胜言以惠施为别墨何如？以墨子之说考之：设非在墨家垣墙之外，其于墨子之本恉，将不僢驰若是之远也。谓为别墨，亦无有是处。”
“虽然，名墨相对，其关系究有可言。惠施与墨家俱有事于名。特施为譥者，而墨为非譥，其中鸿沟甚大。”
此则以《墨经》决非为惠施之徒所作，且施龙辈亦不得为别墨也。然则章氏究以为何人所作乎？其言曰：“墨子自著之《辩经》久已亡绝。《辩经》中巍然自立之定义，使其层累成为一科，不合与人角智之性者，必较今存之六篇为多且详。以施龙之出，后于墨子；墨子固不得如预言者流，知某时将有●者某某，求胜于彼而先设驳义若干条以为之备也。其后墨者传《经》，节节遇有名家者流，相与诘难，因释经以拒之；而后起诸问，《经》中焉能备载；其徒势不能不以各所崇信，诠解师说。诠解不同，而派别以起。今之六篇，殆墨子之弟子所撰述。惟其为相里勤五侯之徒乎？抑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乎？俱无可考。要之，此与其徒俱诵之《墨经》迥乎不同。而为其徒之一派，半述半创，以抗御名家之●者如施龙辈焉。则愚所自信为千虑一得，无可置疑者也。”
章说亦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则姑就章说而论：今之《墨经》，虽尽非墨子自著之旧；而亦从墨子原著增损而来，故相沿而称为《经》。亦不得谓其与墨子无关，尽无墨子之文也。
名理之学，自孔子倡为正名之说。而战国诸子，皆大受影响。墨子尤为精详。自汉以后，斯学遂少。今欲略明古代绝学，则《经》及《经说》、大小《取》等六篇，为读《墨子》者最要之著作，斯固然矣。然吾以为《亲士》以下，《非命》以上，《耕柱》以下，《公输》以上，属于德者也；《经》及《经说》等六篇，属于知者也；《备城门》以下，属于术者也。知者，所以推行其德；术者，乃所以维持其德也。无其知，则道德之根本学说不能成立，何以推行？无其术，则我虽非攻而人将攻我，何以自存？故在墨学之中，斯三者实皆并重而无轻重之可分者。然而今人所研究，则独在于《经说》等为多，斯固学人好奇之性，亦以见今人之重知力而轻道德也。至论墨学之纲要，则友人胡韫玉之说颇为得之。其说云：“墨子志在救世。世之相争斗也，其故有二。一则以物力不足供所求，于是以饮食之微，致有攘夺之事。一则国家界限太明，于是以细末之故，致有兵戈之举。墨子有见于此。一以节用救之。一以兼爱救之。其节用也，故非礼，非乐，短丧。其兼爱也，故尚同，法天。节用，兼爱，为墨子学说之中坚。余尝读《墨子全书》，而绎其义，确然知墨子志切救世，而有其术也。人生不能无欲，欲而不给于求也则争。儒家之制欲，以法禁已然，以礼防未然。墨子则务清其源。战争生于攘夺，攘夺生于不足，不足生于奢侈。使天下之人还醇返朴，即无不足之虞；亦即无战争之患。所以务为节俭。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取足于用而止。不仅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已也，礼乐亦为具文，所以非礼乐而节葬。故曰‘国家贫，则语之以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沈湎，则语之以非乐非命。’然而墨子之节俭，并非过于自苦，如庄子之言，但不为奢侈靡丽之观而已。其为宫室也，高足以辟润泾；边足以圉风塞；上足以待霜雪；墙足以别男女。其为衣服也，冬足以轻且暖；夏足以轻且清。其为饮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其为舟车也，足以任重致远。居处衣服饮食交通皆为人生必要之具。故墨子皆取足适用。故不为峻宇雕墙，而亦不为穴居野处；不为锦绣靡曼，而亦不为衣皮带茭；不为食前方丈，而亦不为素食分处；不为文采刻镂，而亦不为不移不至。墨子之节用，岂可厚非哉？虽然，节用，果足以救世乎？墨子于物质上，既以节用救之；更于精神上，以兼爱救之。故曰：‘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乱何自起？起不相爱。交相恶则交相责；交相责则战争之事起矣。交相爱则交相让；交相让则战争之事弥矣。战争起于交相责，弥于交相爱。兼爱者天下之大利也。是以墨子倡之。故曰：‘视人之国如其国；视人之家如其家；视人之身如其身。’又曰：‘饥寒疾病死亡，人之事，皆我之事也。’墨子日以兼爱召天下，天下卒莫能从之。墨子以为由于不知尚同。于是更为尚同之说。人与人，家与家，邑与邑，相争相斗，群其非之。国与国相争相斗，无有非之者。知有小同不知有大同也。辟如入人园圃，而窃其桃李，父不以为子，兄不以为弟，谓之曰贼人；入人之国，而窃其土地，父兄荣之，宗族宠之，谓之曰仁人。此不知尚同故也。尚同之本在于法天。天之于人，兼爱兼利，无所偏倚；故父母君师皆不足法，惟天乃足法，天者万民之父母，同之极也。墨子学说之条贯如是。而其推行之方法：一主有鬼之论。以为鬼神能操赏罚之柄。人为善，鬼必赏之；人为恶，鬼必罚之。天下之乱由于人之不畏鬼。故明鬼以已乱。一主尚贤之论。治国之要，在于兼王；兼王者，合众人之贤以为贤。贤者之于人国家，能使危者安，亡者存。故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兼者治厚，兼愈多则治愈厚。兼王之极致，在位皆贤。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而富者，贵者，亲者，近者，亦退而自谋，天下遂无有不善之人矣。天下之人尽归于善，唐虞三代之隆可坐而致也。统观墨子之说，洵足以治淫僻昏乱之国家。惟刻苦自厉，使人难行，异乎儒家之近于人情。故其学不昌也。近人情者，人乐其道，而从之者众，虽不能似，可以伪为；过于情者，人苦其道而不从。此后世之所以多伪儒，无伪墨也。然而以此愈见墨学之卓矣。”
此说发挥墨学之精神，可谓善矣，然其所谓“小同大同”之说，在墨子谓之“知类”，而非尚同之义也。墨子之“尚同”，谓人民不下比而上同乎其上，家人上同于家长，里人上同于里长，由是而天下之人上同于天子，天子上同于天，是尚同之义也。且吾以为墨子唯一之主义在乎兼爱。而所以行此兼爱之主义，则有其道焉。兼爱者兼爱天下之人也。然天下之人甚众，又非一己所能毕事也。必使天下之人交相爱而不相害，是故非攻。攻战之事，起于义与利之争；一人一义，一国一义，则是非相争而攻战以起；欲息其争莫若尚同一义，是故尚同。同莫大于天，故尚同以天为准，故明天志。利之争起于不足，不足生于奢侈；欲救奢侈之弊，莫若节俭，故贵节用。葬与乐，皆当时之甚奢侈者也，故非乐节葬。儒者之末流，淫于礼乐，实与节用相违，是故非儒。执有命之说者使人不从事，则不能生财而徒耗财，亦与节用之恉相戾，是故非命。非命则人或将因而不信天志，则在朝之君将无所敬，而在野之民亦失其所畏，是故明鬼。然徒善不足以为政，必在乎得其人，是故尚贤。然善必有诸己然后求诸人，恶必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未有己不自爱而能爱人者也，未有己不自善而能善人者也；故贵修身。此墨子欲推行其兼爱之主义而立说以教人者也。然我立说以教人，而世亦必有立说以破我者，则论理不可以不明也。故有《经》与《经说》等诸篇；所以使吾说为不刊之定论，而推行吾之主义者也。然而天下之人，未必尽听吾言，而不攻战也。则守御之法不可以不寻究。是故有《备城门》、《备高临》诸篇。此墨学之大略，亦即《墨子书》诸篇之条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