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那些倾心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我，但同时我又十分惊慌，生怕激动会给他带来危害。我央求他不要想到死，不要因多疑而使我们大家伤心，要休息好、睡好。丈夫顺从了我，不再说话了，但是根据他那平静的脸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还是在想到死，对他来说，去到另一世界并不可怕。
九点钟左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安静地睡着了，他的一只手还握着我的手不放。我坐在那儿不敢动弹，害怕我一动就会惊醒他。但是十一点钟时，我丈夫蓦地醒了，从枕头上微微抬了抬头，他又吐血了。我束手无策，陷于绝望，但是竭力振作起精神，并且向丈夫保证，血出得不多，它也会像前天那样止住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了我安慰他的话，只是悲哀地摇了摇头，仿佛完全相信，死亡的预言今天必然会应验。
白天的时候，亲友们和不熟悉的人又前来访问，有人送来信件和电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继子来了，我曾在前一天写信把丈夫害病的事通知他。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一定要进去看病人，但是医生不放他进去；他就只得从门缝里窥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了他在窥视，就急躁不安起来，说：“安尼娅，不要让他来看我，他会搞得我心烦意乱的！”
这时候，帕·阿·伊萨耶夫十分激动，向所有前来探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病情的熟悉和不熟悉的人说，他“父亲”还没有立下正式遗嘱，应该请个公证人到家里来，以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自支配他留下的财物。前来探望病人的科什拉科夫教授得悉继子想要请公证人的意图，对此表示反对，他宣布，必须竭尽全力保存病人的精力，此类办理公文的事需要病人作出安排和说明，这只能使他加深自己即将死亡的感觉，而一切激动和不安可能导致病人的毁灭。
实际上，没有必要立遗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早就在1873年就把他的著作权让给了我。除了留在《俄国导报》编辑部的五千卢布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无所有；而上述一笔数目不大的款子的继承人是我们，是我和孩子们。
我整天守在丈夫身旁，一刻也不离开他；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道：“可怜的人……亲爱的……我有什么留给你啊……真可怜，你今后的生活会多么艰难！……”
我要他定下心来，安慰他，说他有希望恢复健康；但是很清楚，他本人对此并不抱任何希望，而且为了他几乎没有给家里留下任何财物而苦恼。保存在《俄国导报》编辑部的这四五千卢布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了。
他几次低声说：“去把孩子们叫来。”我叫来孩子们，丈夫将嘴唇朝他们凑过去，他们吻了他，按照医生的嘱咐，立即就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用悲哀的目光伴送他们。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逝世前两个钟头左右，孩子们被叫到他跟前，他吩咐把《福音书》送给自己的儿子费佳。
白天，我们家先后来过很多人，我没出去接待他们。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来了，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了一会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耳语来回答他的问候。
七点钟左右，我们家的客厅和餐室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都在等待科什拉科夫，他将近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家。倏忽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颤抖了一下，微微从沙发上欠起身来，一缕鲜血染红了他的脸。我们开始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冰块，但是流血仍不止。这当儿，迈科夫带着他的妻子又来了，好心的安娜·伊万诺芙娜决定去请Η。Π．切列普宁医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失去了知觉，孩子们和我跪在他的床头边流泪，竭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因为医生预先告诉过我们，一个人最后保留的感觉是听觉，任何对寂静的破坏都可能拖延垂死者的最后挣扎，延长他的痛苦时间。我握着丈夫的手，感觉到他的脉搏越来越弱。晚上八点三十八分在场者中间有人（好像是马尔克维奇）记下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逝世的准确时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8]
博列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马尔克维奇（1822—1884），作家，《俄国导报》曾刊载过他的一些“反虚无主义”的小说。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世长辞了。乘车来到的Η。Π．切列普宁只能听到他最后的心跳。Η。Π．切列普宁对我说，许多年之后，他还保存着这个听诊器，作为宝贵的纪念品。——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当亲人终于撒手而去的时候，我和孩子们纵情宣泄自己的悲哀：我们流泪，痛哭，嘴里说着话，吻着我们那身上尚有余温的已故亲人的脸和手。这一切都是我模模糊糊感觉到的，只有一点在我的意识中十分清晰：从这时刻起，我个人那无限幸福的生活告终，我在精神上变得永远孤苦无依了。我是那么热烈、那么无私地爱着我的丈夫，为了对这个具有极其崇高的道德品质的人的爱情、友谊和敬仰而感到无比自豪；对我来说，他的逝世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在那异常可怕的诀别时刻，我仿佛觉得，我经受不住丈夫的永逝，我的心脏眼看就要破裂（它在我的胸膛里猛烈地跳动），也可能我会马上发疯。
自然，几乎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遭到失去亲人和心爱的人的不幸，每个人都能体会和了解与亲人们永别的深切哀痛。但是在这难忘的时刻，人们大多是在自己的家人、亲友中间承受精神上的悲痛的，因而可以不受拘束、无须克制地尽情表达他们的激情。可是我却没有那么幸运：我亲爱的丈夫去世时有许多人在场，其中一部分人对他抱有真挚的好感，也有一部分人无论对他或者对我们失去亲人的家庭的痛苦持十分冷漠的态度。仿佛为了增加我的痛苦似的，这时候，作家博·米·马尔克维奇也在场，他从未来看望过我们，此刻是应苏·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的请求前来打听医生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诊断结果的。我知道马尔克维奇其人，确信他忍不住会把我丈夫生活中最后的时刻描写一番；我感到衷心的遗憾，为什么我所爱的人不在安静的氛围中，在和那些真正忠诚于他的人们单独在一起的场合下离开人世。我的顾虑终于得到证实： 第二天我伤心地得知，马尔克维奇给《莫斯科新闻报》送去一篇记叙昨日不幸事件的“富有艺术性的”文章。过了两三天，我读了文章本身（《莫斯科新闻报》，第32号），其中写到的许多情况我都不了解。文章中记叙的我所说的一些话是那么不符合我的性格，不符合在那悲痛欲绝的时刻我的情绪，以致我认不出说话的人竟是我自己。[9]
但是，仁慈的上帝也赐给我安慰：在这个哀痛的晚上，约莫十点钟，我的弟弟伊万·格里戈利耶维奇·斯尼特金来到了我家。他有事从乡间去莫斯科，办完事已经准备回家，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要来彼得堡看望我们。虽然他在某张报纸上看到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患病的消息，但他并不把这消息看得很严重，认为我丈夫的癫痫病有时候来势很猛，现在这病又发作了。他乘的火车误了点，他在旅馆里歇脚，决定晚上来我们家。到了大门口，他惊奇地发觉，我们住房的全部窗子里灯光通明，在门前站着两三个穿着厚呢长外衣的可疑人物。其中一个人跟随我弟弟跑上楼梯，轻声对他说道：“先生，劳驾，帮帮忙，请向我订货吧……”
“什么？订什么货？”我弟弟被弄得莫名其妙，问道。
“我是某某店的棺材匠，说的是关于订棺材的事。”
“是谁死了？”伊万·格里戈利耶维奇不由自主地问。
“是个什么作家，姓名记不得了，是管院子的人说的……”
听了他的话，我弟弟的心往下沉了，他急速往楼上奔，跑进没上锁的前室，里面聚集着几个人。弟弟很快脱去皮大衣，急匆匆地走到书房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逐渐变冷的身躯还安静地躺在那儿的沙发上。
我跪在沙发旁边，看到进来的弟弟，就哭着向他奔去。我们紧紧地互相拥抱，我问：“万尼亚，你从谁那儿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世的消息？”我完全忘记弟弟不是住在彼得堡，现在待在莫斯科，不可能得知噩耗，这么快就赶来。显然，悲痛和死亡的突然性（科什拉科夫教授在前一天还给予我很大希望，使我相信丈夫一定会恢复健康）把我搞得失魂落魄，以致我失去了清楚地进行思考的能力。
我把弟弟在如此凄惨的时刻的来临看作是上帝的恩赐：不用说，有我亲爱的弟弟，我的真诚的朋友在场，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而且，此刻，在我身边有了一个忠实于我的亲人，我可以向他讨主意，可以把安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琐碎而十分复杂的事托付给他。有弟弟在，我摆脱了一切事务性的问题，从而避免了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可能碰到的许多麻烦和苦恼。
在我的记忆中，1月28日整个夜晚以及随后的四天（1月29日至2月1日）是个令人痛苦难熬的噩梦。那几天发生的许多事历历在目地出现在我眼前，也有许多事从我的记忆中溜走了，其中有不少事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我记得，比如说，这天深夜十二点钟左右，阿·谢·苏沃林来到我们家，对我丈夫——他所十分尊敬和喜爱的人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苏沃林把这天深夜的访问记发表在《新时报》上。[10]
深夜十二点多的时候，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好，我们那已故的亲人已经躺卧在书房中央的灵床上，床头前面立着一个架子，上面放有圣像，点着一盏长明灯。死者的遗容十分安详，好像他没有死，而是在沉睡，梦中向着他此刻已经认识的“伟大的真理”微笑。
午夜时分，所有的外人都离开了，我安排我那几个为丧父而哀痛万分、整个夜晚都在哭泣的孩子睡下；这样，我们三人（我的母亲、弟弟和我）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守在亲人遗体的旁边。此刻，我怀着对命运的深挚的感激之情回忆这最后一个夜晚，那时候，我亲爱的丈夫还整个儿地属于自己的家庭，我身边没有外人，可以不受拘束、无须克制地表达自己的哀伤，可以尽情地痛哭，热烈地祈祷死者灵魂的安息，请求逝去的亲人为了家庭中不可避免的小龃龉而原谅我，我有可能曾经不自觉地，或者出于误会而使我始终热爱的丈夫受了委屈。
我和弟弟在灵床边坐立不安地一直待到早晨四点钟，随后他硬劝我去睡一会儿，他预料我白天肯定会十分激动，此刻非恢复一下精力不可。
1月29日十一点钟左右，由当时的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米哈伊尔·塔里耶洛维奇·洛里斯梅利科夫（1825—1888），俄国国务活动家，1880年任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宁最高治安委员会主席，1880至1881年任内务大臣。派来的一位很可敬的先生来到我家。这位官员代表伯爵对我丈夫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向我致以深切的慰问，随后，他说要转交给我一笔我丈夫的丧葬费。我不知道这笔钱有多少，反正我不想把它收下。我当然知道政府各部对失去亲人的家庭有着补助丧葬费的惯例；但是有人要向我提供这样的补助，我却几乎生起气来。我请求这位官员向洛利斯梅利科夫伯爵转达我对提供补助一事的深切谢意；但是我声明，我不能接受，因为我认为，用我丈夫所挣的钱来安葬他是我的道德责任。此外，这位官员还以伯爵的名义向我宣布，我的孩子们可以免费进入我希望他们就读的学校。我请求官员转达我对伯爵的好意的真诚的感激之情；但是在心里我却打定主意，我的孩子们受教育的费用不应该由国家来负担，而是应该依靠他们的父母亲的劳动所得。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我终于履行了我所担负的责任，后来我的孩子们的学费是用他们父亲的著作全集的稿酬来支付的。我坚信，我拒绝接受丧葬费和孩子们的教育费这一行动正是实现我念念不忘的丈夫的遗愿。
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们从报上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噩耗后，从十一点开始就陆续来到我们家，在他的灵柩旁祈祷，他们为数很多，形成密集的人群，很快把五个房间都占满了。在举行祭祷的时候，我和孩子们为了要站得离灵柩近一些，只能吃力地从人群中挤过去。
我请了我丈夫的忏悔神甫……此处原稿遗漏。——原书编者注为他主持祭祷仪式，在第一天，唱诗的歌手们来自弗拉基米尔教堂。关于后两天举行的主要祭祷，报上曾登过通知（下午一时和晚上八时），那两天，伊萨基辅大教堂的、由E．B．波格丹诺维奇领导的整个合唱团，征得了长老的同意，自愿前来与礼唱诗。但是，除了由我指定的祭祷仪式外，每天都有两三个由各个机关派来的代表团带着各自教堂里的神甫和唱诗班的歌手们来到，请求我准许他们在已故作家的灵柩边祭祷。我记得海军军部的一个代表团，其中的一位大司祭隆重地主持了祭祷仪式，当时还有海军的出色的合唱团唱诗。
我不打算一一列举来我丈夫灵柩边祭祷的人名。来者大多是我们文学界一些同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且珍视他的天才的杰出代表；也有一些与他公开对立的人物，他们得知他的噩耗以后，明白俄国文学界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想要对它的最崇高的代表之一表示应有的尊敬。当时还十分年轻的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和他的教师参加了一次晚间的祈祷仪式，使在场的人惊喜交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