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说，我弟弟这次到德累斯顿来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在那些与我们交往的俄国人中间碰到一位姑娘，过了一年，她成了他的妻子。
虽然这部新的长篇小说的素材取自现实，但是我丈夫下笔时还是觉得十分艰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改写了许多次，撕毀了十五印张的手稿。[73]显然，有倾向性的小说不符合他的创作精神。
当柳鲍奇卡柳鲍奇卡以及下文的柳芭、莉利亚均为柳鲍芙的爱称。——译者注长大了一点、不再需要我老是守在她身边的时候，我就有可能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上美术馆，到布留洛夫屋顶花园去听票价低廉的音乐会或者外出散步。有一次，我们碰到了一件事，表现出我丈夫一贯的急性子。情况是这样的：1870年冬，某位已故的德国公爵夫人的家具和物件举行拍卖。拍卖的有钻石、外衣、内衣、皮衣等，公爵夫人宅邸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在拍卖行将结束的一天，我们走过她的房子，我提出要进去看看德国人是怎样进行拍卖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意了，于是我们便上楼进入大厅。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多，大部分是奢侈品，在那些节约的德国人中间，很少有人问津。因此，这些东西现在并不按原来的价格，而是按议价出售。突然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食品橱的搁板上放着一套餐桌上用的刻花玻璃器皿，式样精致，深红的颜色，还有镀金的装饰，十分令人喜爱。这套器皿共有十八件：两只带盖的大号盘子，两只中号的，六只小号的，四只装果酱的盘子和四只碟子，上面有着同样的图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精致的东西，他一边欣赏这些盘子，一边说：“我们能得到这些可爱的盘子该有多好。我们买下好吗，安涅奇卡？”我笑了起来，明白我们此刻手头虽然有钱，但是为数不多。我们旁边有个法国女人对这些精致的玻璃器皿大为赞赏；她对她的旅伴说，可惜件数太多，要不然，她就买下几件。这话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到了，他便马上对她说：“夫人，我们各买一半吧。”过了不到五分钟，这些器皿就以每件一个塔列尔、共计十八塔列尔的价格陈列在众人面前。德国人尽管节约，但是花这么少的钱能买到许多件东西，连他们也觉得便宜，于是就有人愿意以每件增加五十芬尼芬尼，德国货币名，一马克等于一百芬尼。——译者注的价格买进。只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愿意每件增加一个塔列尔。他越来越狂热，我看到价格在不断上升，惊恐地想：如果法国女人不想买了，那么，我们就得买下全套器皿？拍卖商等到价钱上升到了四十一个塔列尔，担心会失去买主，就结束拍卖，于是这些东西就归我们所有了。那个法国女人并没有放弃买，我们就把东西平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将购买物带回家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来看守东西，我则带着两个每人左右手各拿一只盘子的搬运夫动身回家。他们得走两次才能搬完这些东西。可以想象，当我母亲看到我丈夫的房里摆着一套盘子的时候，她是多么惊奇。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怎样把这些东西运回俄国啊？你们带的是手提箱而不是大箱子，这些东西在路上会打碎的。”我们俩都不曾想到这一点，即使想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狂热情绪的支配下还是会买下的。然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在德累斯顿，常常有俄国人去彼得堡，我请求他们各带一只交给我姐姐。这套餐桌上用的盘子直到现在还是完整的，它们是我家的贵重物品。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我跟丈夫常到俄国神甫И。Ф。罗扎诺夫家去。由于这位神甫的性格灵活易变，对事物的看法不大稳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此人并非自己想象中典型的神职人员，因此对他不大欣赏。神甫的妻子则很善良、好客，他们还有几个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弥补了一切。在那些当时住在德累斯顿的俄国太太们中间，有几位是我丈夫的天才的热烈崇拜者，她们给他送花、送书，而主要是送玩具给我们的柳鲍奇卡，这就自然引起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她们的很大好感。
1870年10月底，侨居德累斯顿的俄国人在神甫家聚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就政府10月19日致俄国使节们加急电报一事上书当时的最高文官致敬。[74]在场的人一致请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起草这封致敬信，他当时虽然手头有紧急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答应起草。下面就是信的内容：我们，暂居国外的德累斯顿的俄国人，怀着欣喜和感激之情，获悉您10月19日致驻《巴黎条约》各签订国的俄国使节们的加急电报中所表达的最高意志。我们能够同心同德地相聚一堂，表述我们每个人在恭读阁下的急电时的愉悦之情，感到十分幸运。我们在急电中仿佛听到了我们整个伟大和光荣的俄国之声。我们每个人在读这些充满真理和最高尊严的言词时，都为自己是俄国人而感到自豪。我们祈求上帝，保佑我们亲爱的祖国繁荣昌盛，保佑祖国永远坚不可摧。祝愿我们爱戴的国君，我们的救星万寿无疆，也祝愿像您这样陛下的忠臣健康长寿。
许多人（有一百人之多）在这封致敬信上签了名，然后，把信寄出了。
头三年待在国外期间，我虽然思念俄国，可眼前出现的是新鲜事物，不论它们是好是坏，都冲淡了我的乡愁。然而到了第四年，我已经无力克制我的思念了。尽管我周围有着我最珍爱的亲人：丈夫、孩子、我的母亲和弟弟，可我总感到缺少主要的东西，我需要祖国，需要俄国。我的思念渐渐地变成疾病，变成怀乡病，我觉得我们的未来至为黯淡。我想，我们已经再也回不了俄国，因为总会碰到某种不可克服的障碍：有时我们没有钱，有时候有钱，但由于我怀孕或担心孩子感冒等等而不能成行。我觉得国外就像牢狱一般，我被投入这个监狱就再也不能脱身了。不管亲人们怎样劝说我，不管他们怎样安慰我，要我寄希望于情况的改变，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回到祖国，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对这些诺言失去了信心，认为我命中注定得永远漂泊在异乡。我完全明白，我的忧愁使我亲爱的丈夫焦急不安，他本人已经为了远离祖国而感到说不出的苦恼；因此，我在他面前竭力克制自己，不哭泣，也不抱怨，但有时我那忧郁的神色暴露了自己的心情。我思忖，我情愿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甚至一贫如洗，只要能生活在我始终为之自豪的亲爱的祖国。今天回忆起来，我当时的心情可以说，常常痛苦难熬。即使对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至于希望他落到如此苦恼的境地。
1870年底，由于下述情况，我们有可能得到一大笔钱：斯捷洛夫斯基曾于1865年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购买了他的作品全集的版权，而现在，斯捷洛夫斯基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罪与罚》的单行本。根据合同，斯捷洛夫斯基应该付给我丈夫一千卢布以上的稿酬。这部长篇小说已经出版了，但是出版者却根本不想付钱，虽然我丈夫的继子向他声明，他有领款委托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他的继子经验不足，就请求阿·尼·迈科夫代劳，设法领取这笔钱，不是由迈科夫本人去领，而是把这件事委托一个有经验的律师去办。[75]
我怀着最深切的感激之情回忆敬爱的阿·尼·迈科夫在我们四年侨居国外的生活中对我们的竭诚帮助。这一次，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又极其热忱地为我们的事出力，不仅委托律师办这件事，而且亲自尝试和斯捷洛夫斯基进行谈判。但是这个出版者是个出名的骗子，阿·尼·迈科夫担心斯捷洛夫斯基会欺骗他，就决定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自去彼得堡。他知道我们经常缺钱用，因此，他想了个迫不得已的办法——给我们拍了个电报，建议我的丈夫向文学基金会借贷一百卢布[76]，用这笔钱独自去彼得堡，不带家眷。糟糕的是，电报是4月1日收到的（按俄国的习俗，这一天照例要受骗），我和丈夫起初认为要他去彼得堡是有人在跟他开玩笑，或者出于某个债权人的险恶意图，也可能是斯捷洛夫斯基的诡计，这家伙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彼得堡，等他到了那儿，就威吓说，要把他送到债户拘留所，并且要用那些以极便宜的价钱买下的我们的期票来支付《罪与罚》的稿费。好心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不仅给我们打电报，而且以本人的名义向文学基金会探听该会对于借款一百卢布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然而此次文学基金会对这一请求的态度也不友好我在下文中打算说明我丈夫对文学基金会的友好态度，凡是该会举行的募捐晚会，他总是乐意为大家朗诵，可是文学基金会对他的态度却不友好。——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77]，阿·尼·迈科夫在1871年4月21日的信中谈到了这一情况。[78]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到这封信，心里很不痛快，写了回信：以下方括号内的文字原稿遗漏。——原书编者注[“您瞧，文学基金会对我借款的请求（亦即您为我提出的请求）态度十分傲慢，他们要求担保等等，回答的语气是那么傲慢。如果提出请求的是虚无主义者，那他们就不会这样回答了。”][79]
光阴荏苒，到1871年4月，我们在国外已经居住了整整四年，而我们返回祖国的希望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最后，我和丈夫果断地决定在短时间内回到彼得堡，不管我们回国会带来什么样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的打算大有落空的危险：我们家在7月份或8月份将要添丁，如果我们在这件大事发生以前一个月不能抵达俄国，那么我们还得在这儿待上整整一年，直到春天，因为深秋带着新生的婴儿上路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设想，也许还要整整一年见不到俄国的时候，两个人都深感失望：再在国外生活下去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说，如果我们仍将留在国外，那他就“完了”，就不能再写作，就没有素材，就会觉得自己不再记得和了解俄国以及俄国人，因为在他看来，德累斯顿的俄国人——我们的熟人，不是俄国人，而是不爱俄国、背离祖国、心甘情愿永远留在外国的流亡者。事实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是贵族家庭的成员，他们对于农奴制的废除和生活条件的改变不能容忍，因而抛弃祖国，以求在西欧的文明中享受乐趣。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对新的秩序、对自己不能再过从前那样富裕的生活感到愤恨，满以为他们在国外可以过得轻松一点。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说，他的才能必然会“枯竭”，说他一想到自己将怎样养活人口逐渐增多、他如此珍爱的家庭时，忧心如焚；我听着他的话，感到束手无策，内心十分苦恼。为了缓解他的不安情绪，驱散那些妨碍他专心写作的悲观思想，我就采取那个总是能够消除他的烦恼、使他开心的办法。我趁家里还有一些钱（三百左右塔列尔），便把话题引到轮盘赌上，劝他是否再去试一试运气。我说，他有可能赢钱，为什么不指望这一次他会成功呢，等等。当然，我压根儿就不指望他会赢，而且对势必损失的一百塔列尔感到惋惜；但我依据他从前玩轮盘赌的经验，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感受新的强烈印象，要求冒险、赌博的渴望得到满足以后，回来的时候就会平静下来，确信自己赢钱的希望已经落空，他便会以新的力量着手写小说，在两三个星期内把输掉的钱挣回来。我这个关于轮盘赌的想法颇合我丈夫的心意，他不反对试一下。他带了一百二十塔列尔，就去威斯巴登，在那儿待一个星期，说定如果他输了，我就给他寄回来的盘缠。果然不出我所料，玩轮盘赌以惨败告终，连同路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共花掉一百八十塔列尔——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但是在这个星期里，当他责备自己夺走了我和孩子的钱时，他所经受的严酷的折磨使他下定决心，此后再也不玩轮盘赌了。我丈夫在1871年4月28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发生了一件大事，将近十年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我哥哥死后、我突然被债务压倒那时候起）一直折磨着我的荒唐的念头终于消失了；我过去总是幻想着赢钱，想得认真而且热切。可现在，这一切已告结束，这确确实实是最后一次。你可相信，安尼娅，现在我的双手获得了解放，过去我受赌博的束缚；我现在要考虑正经事，不再像过去那样，整夜想望赌博了。”[80]
当然，我不能立即相信我们会如此幸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竟会对轮盘赌失去兴趣。过去，他曾无数次答应我不再赌博，但总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然而这一次可是福至心灵，这真的是他最后一次玩轮盘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来几次到国外（1874、1875、1876、1879年），都没有一次想到去赌城。固然，德国的轮盘赌场不久就关闭，但是斯帕、萨克森和蒙特卡洛的赌场还存在。如果我丈夫想去的话，虽然有一段路程，他也会到那儿去的。但赌博已经不再吸引他了。看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指望在轮盘赌上赢钱的“幻想”是种妄念或者疾病，这病突然痊愈，而且从此没有复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