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伊万诺夫们一个接一个地走来。他们一共七个：索涅奇卡（二十岁）、玛申卡（十九岁）、萨沙（十七岁）、尤莲卡（十五岁）、维佳和其他的孩子们。他们都亲热地祝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但对我却态度冷淡：鞠躬，行屈膝礼，然后坐下，瞪大眼睛端详着我。我立即感觉到这些年轻人对我是敌视的。我的感觉没有错：后来发现他们事先有约，不能不反对我。伊万诺夫家的孩子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婶母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她的丈夫已经病了许多年，害的是绝症。家里断定，在他死后，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将嫁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他就能永远住在莫斯科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他们喜爱的舅舅；因此，他们不喜欢我这个使他们的幻想成为泡影的人，是不足怪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圣诞节来莫斯科的时候，把我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这也使他们感到不快。孩子们知道我是搞速记的，断定我已经老了，是个虚无主义者，头发剪短，戴着眼镜。他们听到我们来，就约定一起嘲笑我，叫我难堪，以此证实他们的主见。可是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老太婆，不是高深莫测的“女虚无主义者”，却是个年轻女子，几乎还是个大姑娘，见了他们差点儿发抖，这使他们大为惊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这种加倍的注意使我发窘。我惯于说话直率，不费心机，而此刻却不得不字斟句酌，力求讲得优美、动听一些，这样一来，我的言词就很不自然了。我试图同我那些年轻的女亲戚们攀谈，而她们只是回答：“是”或“不”——显然，他们不想继续谈下去。
约莫五点钟，大家坐下来吃中饭。仆役送来了香槟，大家开始举杯祝贺我们。席间显得挺热闹，虽然我也竭力要显得兴致勃勃，有说有笑，但内心却并不愉快。午饭以后，我的处境更加糟糕。伊万诺夫家来了一些同事和女友。他们之中有好多人喜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年夏天他曾住在伊万诺夫家在莫斯科城郊柳布林的别墅里[6]，年轻的伊万诺夫们的所有这些朋友都到那儿去做过客。他们大家都想见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他们开始玩起petitsjeux法语：小游戏。——译者注来，这种游戏十分奥妙，需要观察力和机智。维拉·米哈伊洛芙娜最大的两个女儿的朋友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伊万钦娜皮萨列娃特别机智。她是个二十二岁左右的姑娘，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愉快、活泼、机灵，老是喜欢把人搞成笑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他的小说《永久的丈夫》中通过查赫列比宁的家庭描绘了伊万诺夫一家。机灵、大胆的女友玛丽娅·尼基蒂什娜这个形象就是伊万钦娜皮萨列娃的十分生动的写照。）
伊万诺夫家的年轻人交给她一个任务，要她把我搞得发火，从而使我在丈夫眼里显得滑稽可笑。大家开始玩方特一种游戏，参加者抓阄并按其中提出的题目做一件逗乐的事儿。——译者注的游戏。每个参加游戏的人必须按照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场合，编成（当然是口头上的）一个花束：送给老人——庆祝八十岁生日，送给小姐——祝贺初次参加大型舞会，如此等等。我轮到编一束野花。我从来没有在乡间住过，只知道园栽的花卉，我仅仅说出了罂粟、矢车菊、蒲公英以及一些别的什么花，这样，我的花束就受到全体一致公正的指责。大家建议我重编一个，但我预料我编不好，就拒绝了。
“不，免了吧，”我笑着说，“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什么鉴赏力。”
“这我们完全相信，”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回答，“你刚才已经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
她说着，意味深长地朝坐在我旁边注意我们做游戏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瞥了一眼。她的这些话说得那么尖刻，同时又那么俏皮，以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其中包括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共同的笑声打碎了不友好的坚冰，因而这天晚上后来的气氛要比开头轻松一些。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到住处，便详细询问我所获得的印象，我告诉他，我很喜欢维拉·米哈伊洛芙娜和索涅奇卡，至于他们家其余的人，那我就没法儿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我神情悒郁，很怜惜我。
“我可怜的安涅奇卡！”他说，“他们大家找茬儿折磨你。你自个儿不好，你应该反击，这样，他们就会马上把嘴闭上。你得勇敢一点，我的朋友！我妹妹和索涅奇卡挺喜欢你，而且整整这一天，你都显得那么可爱，简直使我看得入迷！”
这些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但是这天夜里我还是睡不着，一会儿责备自己缺乏处世的本领，一会儿又思忖，为什么这些可爱的男女少年都对我如此敌视。至于他们的希望——想使他们心爱的舅舅和婶母结合的希望因我而化为泡影一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伊万诺夫家邀请我们整天待在他们那儿，但是第二天，星期五，我们决定到晚上才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白天去找卡特科夫，但是他不在家。我们在旅馆里吃了午饭，傍晚前往伊万诺夫家。星期五是他们的会客日，因而我们碰到许多客人。这些人分别待在几个地方：年长者坐在客厅和书房里打牌；年轻人，其中包括我，则待在大厅里。大家开始玩当时挺流行的斯图加尔卡一种牌戏。——译者注。我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萨沙·伊万诺夫的同学。我看到他不像别人那样对我抱有成见，就开始和他闲聊、说笑，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他是个机智而有趣的小伙子。
玩斯图加尔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在六十年代，银角子很少，流通较多的是铜币。伊万诺夫家打发人去兑换十至十二卢布的零钱，那人拿来一大堆沉甸甸的五戈比铜币。在玩牌的人中间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小姐，穿一条鲜艳的玫瑰色薄纱连衣裙，头上、肩上和腰部扎着许多蝴蝶结。她下了几次赌注以后，就开始抱怨，说她输了钱。其余的人也在抱怨，大家很久都猜不透，究竟是谁赢了。到十一点的时候，有人叫我们去用晚餐。我们站起身来，忽然听到铜币散落在地板上的丁当声和那位穿玫瑰色连衣裙的小姐的喊叫声：显然，她的口袋禁不住重负。我们大家都急忙奔去捡那些向四面八方散落的钱币，可是那位小姐却往地上一坐，用一块大头巾盖住她赢来的钱，大声嚷叫起来：“不，不，不要动！我自己会全部捡起来的！”
她那样儿是那么滑稽，她害怕我们会拿走她的五戈比铜币，真是荒谬之极，大家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而我好像笑得比别人更起劲。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书房里玩朴烈费兰斯一种牌戏。——译者注，他常常出来看我们，我觉得他仿佛越来越沉闷、忧郁了。我认为这是他疲劳的缘故。吃晚饭的时候，我坐在我的玩牌搭档旁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坐在我们对面，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我，竭力注意听我们的谈话。我的心情十分愉快。我几次开口和丈夫说话，想把他吸引到我们的谈话中来，但没有成功。
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回家了。回家的路很长，一路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始终保持沉默，不回答我的问题。回到家里以后，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显然十分气愤。这使我感到不安，于是我便走过去跟他亲热一下，想消消他的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使劲把我的手推开，用恶狠狠的目光望着我，弄得我的心直往下沉。
“你在对我生气吗，费佳费奥多尔的爱称。——译者注？”我怯生生地问，“你究竟为什么生气啊？”
我一提到这个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大发雷霆，说出了许多使人抱屈的话。听他的话音，我仿佛是个没有头脑的轻浮女人，整个晚上都在对我的邻座卖弄风情，只是为了折磨自己的丈夫。我开始为自己辩解，但这只是火上浇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失去了自制力，忘记我们是在旅馆里，大声嚷嚷。我知道他的指责毫无理由，他的不公正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他的叫喊声和脸上可怕的表情使我畏惧。我感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好像马上就要发癫痫病，或者，把我杀死。我经受不住，泪如雨下。刹那间，丈夫醒悟过来了，开始安慰我，哄我，请求我原谅。他吻我的手，哭泣着，为刚才发生的事咒骂自己。
“看到你和那个年轻人谈得那么兴致勃勃，”他说，“我今天整个晚上都感到苦恼不堪。我好像觉得你爱上了他，我像发疯似的嫉妒他，差点儿要对他说出无礼的话。现在我明白，我这样想太不应该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真诚地感到后悔，恳求我忘记他使我受到的委屈，而且答应以后再不猜疑。他的脸上流露出深切的痛苦。我开始衷心地怜悯我那不幸的丈夫。我几乎通宵坐在他的身边，安慰他，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直到响起晨祷的钟声，我们的谈话才结束。我们上床睡觉，但好久都不能成眠。
第二天下午一时，我醒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起得比较早，已经一动不动地坐了两个钟头左右，生怕打扰我睡觉。他用幽默的口吻诉着苦，说我差点儿把他饿死，因为他怕弄醒我，没有打铃要咖啡。他对我特别温存。
这一晚的情景永远印在我的心坎里。它促使我思考我们之间未来的关系。我明白，猜疑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来多么深切的痛苦，就暗自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能再使他经受这样的折磨。
六探望我的弟弟
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我还去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斯克探望我的弟弟，彼得罗夫斯克农学院学生伊万·格里戈利耶维奇，这次探望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特别生动的印象。他已满十七岁，长得十分英俊，脸色红润，一头淡褐色的鬈发，像女孩子那样温文尔雅，非凡善良，富有朝气。在学院里，他被认为是最年轻的大学生，大家都喜欢他。
我来到莫斯科后，就马上写信给弟弟，要他随便哪一天来，时间要早一点，约莫十一点左右，如果碰不到我们，那么，就在旅馆的阅览室里等我们。我的弟弟在星期五接到信，第二天十一点钟就来到我们的住处。他从旅馆的茶房那儿得知我们还没有起身，便去探望患病的同学，在那位同学那儿待了很久，当他返回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住所了。他以为我们很快就会归来，他在旅馆里一直等到黄昏，临走时留下一封信，信中通知说，他将于星期一再来。可我和丈夫已经决定，如果卡特科夫那边的事情不成功，我们就在星期日晚上搭车回家，这样，我就根本见不到弟弟了。于是我便请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允许我独自去看望弟弟。我的丈夫不能陪我去，因为他白天将应邀去卡特科夫家。他为我雇了一辆马车到彼得罗夫斯克农学院，记下它的车号，下午一点钟左右我便坐车走了，答应四点钟以前带着弟弟返回。
我的情绪极佳：整个早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十分温存、亲热；我们最近的争吵看来没有在他的心里留下沉重的印象。天气晴朗，道路极好，我为即将和亲弟弟见面而满心喜悦。
那一天是星期日，留在学院里的只有一些经常住在那儿的大学生，相对来说，为数不多。我走进一间很大的会客室，问我碰见的一个大学生，我是否可以见见我的弟弟，大学生斯尼特金。所有住在学院里的人都知道，斯尼特金的姐姐最近出嫁；因为在我结婚的那一天，从来也不狂饮的我的弟弟生平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整个晚上号啕大哭，同学们安慰他，他说：“一切都完了！我再没有姐姐了。对我说来，她已经死了！”
上述那位大学生自告奋勇，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万尼亚伊万的爱称。——译者注一看到我，喜出望外，甚至抱住我，哭了起来。我们坐下来谈话，不到五分钟，工役端来一个茶炊和一只托盘，上面放着茶壶、两只玻璃杯和一只椭圆形的法式白面包。几乎在同时，另一工役送来第二个茶炊和咖啡壶、奶油和糖。这是我弟弟的同学们安排的，他们认为，他的客人在路上冻坏了。每个人都把他房间里桌子上的东西全送到万尼亚的房间里。
万尼亚的同学们（其中有些人是我丈夫的才华的崇拜者）先后来到他那儿，想要见见他们的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房间里聚集了九个人：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窗台上。我请他们喝茶，因为第一个工役认为他端来的茶炊不热，又送来了滚开的茶，那已经是第三个茶炊了。我们桌子上放着几个茶炊，惹得大家都发笑，那些起先见了我害臊的大学生就借此打开话匣子，谈谈笑笑了。
谈话涉及到文学，大学生分成了两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崇拜者和他的反对者。有个反对者激烈地论证，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罪与罚》的主人公，这是对年轻一代的诽谤。我当然为丈夫辩护，得到有些人的支持；年轻人争论得十分激烈，谁也不去听对方的话，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热烈的辩论中，我们忘记了时间，结果，我待在弟弟那儿不是一小时，而是两小时。我急着要回去，与我交谈的两派人都送我到大门口。唉，真倒霉，送我到学院的那辆马车不见了，而我粗心大意，已经把钱付给了车夫。大学生们分头去找，回来的时候告诉我说，车夫等了我约莫一小时，后来送一位教授进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