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湾地区的人口问题
1949年，蒋梦麟就到了台湾。作为一个“新潮”人物，他对台湾地区农业的发展有较多贡献。台湾的经济复兴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对此蒋梦麟深感忧虑，他坚信唯有控制盲目的人口增长，解决人口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复兴农业的目的。
蒋梦麟注意人口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22年，胡适和他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邀请在美国提倡生育节制的山额夫人来华访问。1922年山额夫人道经日本，日本政府禁止她公开谈论节育，否则就以妖言惑众的罪名逮捕她。她来到中国，受到了迥然不同的待遇。北大教授胡适邀请她到北大演讲，整个礼堂挤满了听众。连讲带答，花了两个钟头。演讲后到北大校长家作客，胡适以燕窝、鱼翅来招待。
山额夫人在日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一向相信“无后为大”、“多子多孙便是福”的中国人反而尊重她，这使她非常感动，日后在自传中还提了一笔。她的演讲在当时虽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至少知识分子都注意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有一些节育的组织开始出现。
其实根据中外专家、学者的观察，台湾学者中最早提出台湾地区将面临人口过多问题的是台湾大学陈正祥教授。他于1949年5月3日在《公论报》发表《生活水平与人口问题》一文，指出台湾人口压力很大，若将解决人口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工业化上，依然无法彻底解决。所以主张用多种方法齐头并进，而以“节制生育”作为控制人口增长最基本的方法。
之后陆续发表的专著论文有1950年《台湾土地利用》、1951年《台湾之人口》、1955年《台湾人口之出生与死亡》及《台湾之人口及其问题》等，一再指出台湾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呼吁节制生育。但当时台湾人口压力的严重性尚未表面化，这些富有卓见的文章因为出于台籍学者而不受重视，也没有引起社会上应有的警惕与回应。
台湾人口过速增长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1959年，国际合作署台湾分署署长哈德逊以“台湾之经济发展”为题发表演说，指出五年来台湾接受5亿美元以上援助，但却被多出的人口所消耗。公开呼应哈德逊说法的，是当时的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一把手尹仲容。他提出台湾必须节制消费，甚至减少人口增长，才能度过经济危机。
其次，由于当时台湾必须与其他受援方争取美国外汇，当时担任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副主委的李国鼎非常担心美援不来，便直接以“运动会”比喻说明在各方竞争美援态势下，台湾减少人口增长极为重要。他指出在财富不易累积的状况下，要提升人均生产毛额唯有控制人口一途。
先前提过，台湾人口增加的主因既然是移民，与出生率不直接相关，保守派便认为节育自然并非对策。事实上，对台湾行政当局而言，问题不在要不要节育，而在于要不要承认这个现象为“危机”。因为这些人口与败退的国民政府相同，是全台湾的一部分，但如果包含祖国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他们认为还称不上人口过剩。
同时，持“反攻大陆”论者认为，台湾作为栖身之地固然局促，但如能在数年内“班师回朝”，这个问题自然不药而愈。这些论调何其荒谬，但是竟然无人敢抵制此谬论，任凭它主导言论市场。
但是，这种希望在冷战格局确定后日益渺茫。美国虽然“协防”台湾，但也阻止台湾轻启战端。中国台湾地区既然变成相对自主的实体，人口自然无处可移，成为“问题”。于是，随着美援架构的成熟，讨论人口爆炸的声浪也不断加大，而在1959年农复会主委蒋梦麟的高声疾呼下达到高潮。
2呼吁进行节育运动
1959年4月13日，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在台北主动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阐明台湾地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他激动地大声呼吁：“唯有推行家庭计划，进行节育运动，才是解决之道。”
当时海峡两岸常常发生战争，需要兵源，节育会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兵源不足，那还得了。所有与当局不同调的主张都被视为“为敌张目”、“动摇根本”，都被视为“共产党同路人”。
这些关心“反攻大陆”的人士主张鼓励人口增加，对他的“计划生育论”大加挞伐，甚至叫嚣要蒋梦麟自杀以谢台湾人。面对这些严厉的指责，蒋梦麟仍坚持其一贯主张，他回应道：“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要求当局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当局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一个人。”
他不气馁，接连几年，蒋梦麟到处演讲，虽已是容貌清瘦的长者，但他娓娓而谈，语带幽默，有一股举重若轻的学者气象，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
他演讲的内容集中在台湾的人口问题上。从粮食供销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台湾应该推广计划生育，即限制人口的增长。
然而，蒋介石与他的接班人——蒋经国，他们爷俩在家庭计划这个议题上却与蒋梦麟为首的技术官僚意见相左，官场中绝大多数改革派人士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力促台湾当局推行家庭计划，希望把人口密度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二的台湾妇女受孕率控制住，但是蒋氏父子看法却相反，认为应该鼓励生育。
196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技术官僚们便向两蒋力陈，人口压力不仅危及全面就业和人均所得的提升，还可能成为社会动乱之源。这个议题却引起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辩论，蒋经国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藏在他背后的是蒋介石。
蒋经国从马克思主义背景为出发点发表讲话，他力主拥有更多的劳动人口时，力量就会更强大。国民党党内的大保守派和军方人士对他这个观点大有同感，也强烈反对家庭计划。相形之下，以蒋梦麟为首的整个技术官僚群都支持家庭计划，但都属于少数，居于劣势。
老蒋是决策的关键，他初时站在儿子一边，因为他以孙总理门徒自居，当然也支持孙中山先生这方面的观点，因此很自然地与蒋梦麟站在了对立面。
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演讲民族主义时，就析论了中外人口数量问题，阐明了近百年来列强人口增加远比中国迅速，照此推测，一百年后，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而并吞中国，甚至被他族所消化灭种。所以孙中山主张增加中国人口，以免长期遭受列强人口增多的压迫，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
但就是这个食古不化的过时的教条思想，让蒋氏父子无法接受节育观念，更让蒋梦麟等人吃足了苦头。
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但因百废待举，又有内忧外患，故未制定人口政策。到长期抗战时期，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才开始积极研议人口政策。1941年秋，由行政院社会部组织一个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延聘学者、专家多人为委员，拟定人口政策纲领草案，由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提出《民族保育政策纲领》，并由1945年5月5日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纲领》共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在人口数量方面，主张合理有条件的增加；在人口质量方面，主张消极抑制遗传缺陷分子之生育，积极鼓励身心健全男女之繁衍，革新社会环境，改进生养教育，普及体育，推广医药卫生，以期国民体格之增进；在人口分布方面，主张调剂人地比率，改善各地区的职业分配，辅导人口迁徙，并扶植边区人口。《纲领》通过后，曾由社会部草拟实施办法，经行政院核准。
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党政府派遣军、公、教人员来台接收，并将48万在台日人遣回日本，其中平民32万人，其他为军人。1947年3月，内政部成立人口局，研拟了一个《人口政策纲领草案》，嗣以时局逆转，此前拟定的《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未能实施，后来研议中的《人口政策纲领草案》也没有了下文。
1949年，由于大陆局势逆转，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当时约有百万军民随同移入台湾，对于台湾往后的各项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但是准备“反攻大陆”的政策优先，兵源要获得保障，“节育”显然没有必要。
3节育运动之争
作为同样姓蒋的同宗与同乡，蒋梦麟与蒋介石有着极为不寻常的关系。据说，蒋梦麟曾开蒋介石的玩笑说，在当年中国，有两个“蒋校长”，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马路消息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蒋校长”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蒋梦麟是蒋介石特请来整顿全国教育的。20世纪20年代末，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买卖文凭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
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称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了滥设大学及以教育为名而牟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蒋介石在教育上也十分支持蒋梦麟，只是面对节育，蒋政权不敢面对现实，却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陆”上面，虽然有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呼吁和支持节育，但仍然无济于事。反对派说，主张节育的人是失败主义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刚出生的婴儿上，认为二十年后，这批后代将为他们执干戈而“反攻大陆”。
“台湾何须节育，‘反攻大陆’后，有的是广大天地足够发展！”这是保守派最振振有词的一句话。
上述“反共教条”，在每年大学毕业生在预备军官考试前都会重出江湖，纠缠役男，明知毫无学理根据，大学男生只能寻章摘句挑被指定的教科书中的“奇言”来苦中作乐，平日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全被撇到一边，否则“答错”试题只有去当大头兵的份了。
冷战时期的台湾人口政策明显处于观望和酝酿期，也可以说是停滞期。当时政事、社会、舆论界、民意代表等夙具盛名的领导阶层，仍普遍对于节育存有敏感而视之为一项禁忌，不愿碰触，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家庭计划尚无发展空间。
当时，专家与民意代表之间辩论人口问题转趋激烈。无论台北的议事机构，或台湾法律主管部门，甚至于台湾监察主管部门，都不时有热烈的争论。有人要求台湾行政当局正视现实，早日制定人口政策；有人从传统伦理观念、道德、宗教、“国父遗教”、防务需要、民族发展等种种不同的角度，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蒋梦麟面对的是以两蒋为后盾的所谓的“卫道之士”及“爱台者”。
当时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庞大的军队组织，一是激增的人口。这是不负责任的蒋政权在“反攻大陆”的虚伪号召下自我毁灭的陷阱。因为节育会影响兵源，会影响“反攻大陆”，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没人敢反对。这就是国民党反对节育的最大理由。
根据蒋政权的年度统计，军费支出占预算80%以上，这个数目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军事费用。每年由粮食局供给军队20万吨米的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远低于粮食局定的价格；军队的运费、电费以及其他应付公营事业的费用，从未结账；军需工厂所得与美援物资抛售所得也归军队所有；军队的消费，已超过资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果，影响所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尤以农村的情形最为恶劣。台湾的劳动人口约有400万人，而失业人口至少在100万人以上，约占劳动人口的1/4。每平方千米的耕地，要挤1230人。受良好教育的优秀青年迫不得已，纷纷离台，每年都在1000人以上。
翻开台湾人口史，台湾光复之后，人口加速度增长，除了1939—1940年的大量难民潮移入之外，台籍日本兵自海外复员回来后人口就大幅增加。据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人口增加速度达最高峰，同一年的粗出生率为46.6‰，粗死亡率为9.9‰，翌年起逐渐下降，再到自然增加率降到2.1‰。
台湾地区人口数，在1946年底为609万人，1949年增为740万人（且不包括现役军人在内），粗出生率因战后婴儿潮年年增高，达42‰以上。在台的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鉴于台湾地区人口增加速度太快，曾发行以提倡安全期为方法的家庭计划的小册子《幸福家庭》100万本。
唯因当时舆论反应不佳，有人上书两蒋，诬蔑这项行动是共产党用来削弱军队实力的阴谋。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这项计划于是就停止了。
1954年以后，台湾地区由于人口压力日趋沉重，引起社会大众及媒体的关注与讨论。加上1955年稻米因天旱而减产，终于引起民意代表对政府应否确定人口政策与节育的广泛探讨。当时的省政府主席严家淦对此一问题审慎地答复称：“限制生育或准予堕胎一事，正反意见纷陈，未敢遽下判断；而且此事系全台政策，应报请高层核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