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谈了十几天，我也不开心了，把自己的失业证拿出来，说：“我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工会不让我做，我就不做了。你来跟我谈了十几天，你是有工资的，我陪着你一分钱也没有，我也要吃饭的呀。既然你是劳动局的，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工作呢？我有了工作，每个礼拜陪你谈一次好了。否则你再来我也不陪了，我要出去干活了。”他没办法，只好带我到劳动局去，但到大门口人家不拦我，倒把他拦下了，我这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劳动局的人。劳动局的人也说不了解我，不肯给我分配工作。
姓邓的介绍我去做临时工，参加北京西路的一个劳动服务队，帮做罐头的益民四厂剪刀豆、切洋葱头，等等。他跟厂里说只能让我做一个月，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只要有工作就去报到了。他利用这一个月跑到安庆去调查，找我弟弟和舅舅了解我的情况，还想叫我舅舅到上海来。我舅舅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那时任安庆盐业公司的党委书记，他不怕那人，也不肯到上海来。他说：“我外甥女婿还可能有点资产阶级思想，但外甥女小时候就很勤劳、很能干的，她也没文化，在政治上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后来，弟弟写信告诉我，我才知道他跑安庆去了，但一根稻草也没捞着。
我做了一年多临时工，工作很努力，年末还评到一等奖。但后来搞整顿，领导说：“邓同志说过只能让你做一个月的，因为你工作认真，我们才留你做了这么长时间，做了多久我都忘记了。你没有介绍信，现在搞整顿，就不能做下去了。你再去找姓邓的吧。”我这才知道姓邓的是怎么跟厂里说的。这时我已找不到他人了，只好又找到劳动局，请求补张介绍信，但他们怎么也不肯，说：“我给你把邓同志叫来。”
姓邓的果然来了。我问：“你跟我谈了十几天，怎么介绍我去工作还只能做一个月？”他阴阳怪气地说：“因为不了解你，所以不能介绍你去工作呀。”我手拿一把老虎钳正在夹螺丝，当时真是火了，把老虎钳“啪”的一声拍在台上，大声说：“你为啥不了解我？我是坏人，你用手铐把我铐走好了！”我一发火，他就吓跑了。当天我又吵到派出所，说：“我变可疑分子了？工作不能做，还坐不住立不牢了？”派出所的刘同志说：“姓邓的是外事处来的，说话没有水平，你不要生气。”
刘同志后来跟街道联系，要他们想办法。有次街道里开会要我发言，我说：“到外国人家里做事，工资是厂里做工的两倍，而且我俄文好，只要想做，肯定找得到人家。但我有五个孩子，他们长大了毕竟要读书、要结婚，那时可能会觉得自己母亲在外国人家里做事情不大好听。所以现在我不贪图钱，不想为少数人服务了，只想为社会服务，希望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并且最希望到自己国家的厂里出一份力。”那时在正规厂做只有九角钱一天，在街道厂做每天只赚到七角，而在外国人家里做每月能赚五六十元。街道干部对我印象蛮好的，表扬我爱国，并答应一定给我机会。
失业在家里时，我常帮男人打下手，比如消消毒或者做假牙的模型，等等。1964年，国家规定不能开私人诊所，要把我们的牙科诊所并进静安区牙防所，我也去参加商谈的。我说：“我们家有八口人，上有老下有小，小孩要读书还没有医保，光是江浚深一个人做是养不活的，我年纪还轻，做不了医生，能不能让我到牙防所做消毒或打杂的工作？”他们说：“每个私人医生都有家属的，吸收你来工作，所有的人都要来了，那不行的。”他们说即使我去工作也只能拿三十五元工资，作为补偿答应每月给我们三十元补助，我先生胆子很小，很快答应了，而且瞒着我把长乐路514号原来开诊所的房间也还给国家。然而，等我们把诊所关掉，器械全都拿进牙防所之后，所有的承诺都不算数了，我们只拿到十元补助，江浚深虽然算医生，但因为没有正规的文凭，所以只能拿六十八元。我对他说：“你不听我的，这回上当了吧！”
同年，街道安排我到康定路上的通用制药厂做外包工。药厂的工作挺干净的，在一条流水线旁有的人装药，有的人负责检验，要求很严格，每瓶药都要检验的。我在包装间工作，负责把成品药装进盒子。外包工的工资由街道发，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而药厂的正式工有很多福利，比如每月发两张理发票，有医保、奖金等，这些我们都没有，所以临时工都想留下来转为长工。但正式工有固定的名额，厂里并不愿意多招，忙的时候找临时工做做，可以节省成本。我工作很努力，厂里要挑几个好的留下来，也考虑过我，但后来领导对我说：“你们一起来了十几个临时工，那些女的太厉害，如果只留你，她们要吵翻天的。”我做了两年还是临时工，最后工厂要缩减开支，连临时工都不要了。
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街道有事情，我也临时去帮帮忙的。1967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十七漂染厂，在成品车间工作，主要负责把商标烫在印染好的成品布上，把布卷好，再装入塑料袋，封好口，然后才能装箱出厂。我们厂主要做外销产品，听说布匹远销到印度尼西亚。我工作仍然尽心尽力，许多工作人家不肯做我会去做，别人都走了，我跟小组长一起关窗、切断电源，所以车间主任、厂长都知道我的，每年我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开始我也是外包工，后来才转为正式工，后来拿到本厂工人的最高工资——四十三元。
“文革”当中厂里工人下班不能马上回家，还要留下来读《毛主席语录》，早上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下班前要“晚汇报”。后来要工人都去扫盲，有书读我最开心了，何况还不用上班。一开始教室坐也坐不下，但许多人一读书就打瞌睡，宁肯去做生活，于是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两三个人。我坚持到最后，前后读了两三个学期，主要是识字，也学学算术，学到一定程度，还要背《毛主席语录》。
大儿子1970年4月2日去黑龙江插队，直到1979年4月20日才回上海，说来也巧，去了整整九年。当时回城的知识青年找工作很难，为了能让儿子顶替进厂，当年3月底我就退休了，那年我四十九岁。
我没文化，但学外语总是非常快，也讲得很好。小女儿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读俄语，最初她的发音蛮生硬的，我一个个给她纠正，后来她考全班第一。改革开放以后，小女儿要考大学，老师劝她考德语，因为德语与俄语的发音挺相像的，果然她一考就考中了。后来女儿到德国留学，又嫁给德国人，在那边开了饭店。我到德国去玩，又很快学会讲德语，家里如果来个讲俄语的客人，女婿马上就叫我去陪。大家都很惊奇： 这个中国老太怎么俄语讲这么好？
二女儿1968年到江苏海门插队。当时她奶奶还在，过了两年，她希望二女儿留下来，就做主将她嫁给农民。后来那个男人生精神病，女儿和他离婚了，1999年经妹妹介绍，她也嫁到德国去了。通过小女儿，大女儿也到德国去了，现在生活得挺好。
我现在生活得也不错，儿女对我也很孝顺。大儿子就住在隔壁小区，几乎每天都来看看我，不仅请一个小阿姨照顾我，还给我配了个带司机的车，只要说一声，他就来带我出去。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所以更珍惜现在。对于小辈，我只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从我的经历来说，我认为： 做人不能虚伪，而要老老实实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别人再好也不要眼红。只要自己努力，总能过上好日子的。
